作为一个专职于人文社科类读物出版工作的编辑，因为职业的缘故和个人的阅读喜好，我一直留心、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或说是汉学的研究动态。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被中外学者称之为“国学盛宴”的浩荡阵势，这些身居海外的汉学家对中国历史、中国经验投入了“中国情怀”，远距离思考，零距离调研(实地考察)，十年磨一剑，其著作获得了普遍的好评，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业内资深人士在泛文化浮躁之风中坚守的出版理念:好的文本始终是第一位的。

    那么，他们的文本到底好在哪里?我认为，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所带来的大视野。这批海外汉学家中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类学者，几乎整体地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从依据文献转向依据文献与田野考察并重，尤其突出过去史学家忽视的田野考察，由此，将史学著作从学院式转向通俗化，从而拉动了历史阅读由“贵族化”向“平民化”转变，还原了历史的可触摸、可亲近感。

    我们可以从下列史著的书目上粗略感受到这种特点:《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著，上海书店出版社);《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美1白凯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美」宝森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杨憋春著，江苏人民出版社);《都市里的农家女》([澳]杰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美l杰克·威泽弗德著，重庆出版社)。其中阎云翔的《私人》一书获得了2005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图书奖，这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海外华裔史学家。

    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可以做重点分析。从书名可知，内容是讲成吉思汗的故事。问题是，作为“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草原英雄，“课本化”的历史定格早己深入人心，史料的再挖掘似乎也没有多大可能，除非再硬拼些“戏说”之类故事。然而，作者为写作此书所做的努力是让人惊叹的。他用五年时间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其中他还用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古代突厥部落迁徙的路线行走，然后大致按照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从华南到越南，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印度，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到达威尼斯。这一圈田野考察下来，他将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及来自十多种语言的第二手文本跟《蒙古秘史》中对成吉思汗的记载做比较。正是通过这种人印翻健阅住已类学家、社会学家式的细致入微的考察，他超越了其他学者。在书中，他对成吉思汗，对元朝的疆域与地理生态环境，对西伯利亚文化，对古代的部落战争，有了独特的发言权;对原来依据有限的文献无法回答的问题做出了较合理的阐述。书中有一段重要观点是非常精彩的:虽然成吉思汗出现在古代的部落时代，但在动员专业化战争、促进商业和交通、制定持久的国际准则方面，完全是一个现代人。他拆除了一个个使文明隔绝开来的城墙，将各种文化结合在一起，冲破了周边文明的单一性。这些观点获得了我国史学界学者的赞同，被认为“复原出己经消失在人们记忆中的历史”。

    无独有偶，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在写作《中国亚洲的内陆边疆》一书前，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深入考察，尤其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自然生态、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变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从而首次在书中展现了各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风貌，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的依存互动关系。史学界认为这部专著的意义是提供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在海外史学家的视角里，中国乡村历史的个案研究是一个热点，是学科自身发展和当下中国现状与学者自身兴趣的结合。非是细化，有复杂的学术动因。

    以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为例，作者在上世纪70年代“落户”黑龙江省下衅村7年，后又多次去那里做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一部村落变迁史。“大视野”下选择的“小切口”是村支书的更迭、村里公共生活的变化、男女择偶的时代烙印(甚至细腻到不同年代男女情感表达的不同姿态和言语)、老人赡养与子女孝敬的纷争、农民房屋结构中隐私空间的出现，得出的结论是:仅仅在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看到的乡村史研究著作很多是局限在传统的史学领域，资料来源一般是典章制度、文献考据，研究方法和选择视角是从制度、理论出发阐述宏大事件如“文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包产到户等对乡村的影响，对村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而海外学者是选择几个典型的乡村，如山东台头村、云南禄村、福建黄村，他们深受西方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影响，以人类学家的“规范动作”采集资料，一方面吸收当地方志、史志等官方记载，另一方面通过田野调查获取个人口述、私人日记和笔记、宗族族谱和契约、民间收藏，写出纯粹的乡土浮世悲欢。有人说，他们是活色生香的历史叙述者。

    作为典型的农耕社会，中国农村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变迁的缩影。正如海外著名乡村研究学者黄宗智在“中国乡村研究系列丛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乡村到底是中国国家的根本和大多数人的居住地·……相信今后乡村研究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国内”。令人欣喜的是，国内的学者沿着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学术脉络，继承他的学术精神，接续了海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出版了一系列类似题材的高质量著作，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等。

    最近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国内学者的成果与身居海外的汉学家的史著是“相得益彰”，从而共同构成了“国学研究的浩荡之势”。我完全赞同这一评述，但海外汉学家的这批史著所引领的研究方法的突破，对推进史学题材的深度开发是有重大贡献的。特别是在专业史和个案研究上，以一批优秀的田野考察史著为通俗史学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 07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3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