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说水浒——虚构的好汉与掩藏的历史》，[日]宫崎市定著，赵翻、杨晓钟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19.80元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颇负盛名的东洋史学家，也是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巨匠。其著作《宫崎市定全集》共25卷，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宫崎市定说水浒》是其中的第12卷。尽管此书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学 术著作，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相当深厚的学术意蕴。

　　该书的《前言》一开始说：“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水浒传》迷。”初中三年级时，他对带有北齐插图的高井兰山译本《水浒传》爱不释手，一百零八位豪杰的名字能倒背如流。后来进大学选择了东洋史专业，从最初研究宋史到成为宋史专家，无意中也都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

　　对《水浒传》的研究，大多数人仅专注于文本本身，仅有少数学者以文本为媒介，去探究广阔的中国社会历史。宫崎先生就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个，他高度重视《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学价值。他在深入研究宋朝文献后看《水浒传》，“渐渐发现书中除了真实记录历史外，当时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街谈巷议有很多都被收录其中。除此之外在世态、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提供了很多能够体现宋代特色的素材”。他这样征引他人的意见：“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要比读四书五经更有用。”他甚至还说：“要想了解当今的中国，《水浒传》也是必读的书目。”因为，《水浒传》所描述的现象至今犹有痕迹残存。另外，将新旧中国作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的变化过程。正因为《水浒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宫崎先生于1941年在他任教的京都大学把它作为史学专业讲座的教材，题为《水浒传中的支那近代社会状态》。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宫崎先生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社会制度方面。本书的九个章节都是以《水浒传》中的人物为主题和标题，但他并不是就人物论人物，而是以人物为线索，进一步详细地分别阐述这些人物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徽宗与李师师》中描述宋徽宗宣和时代虚假的“浮华盛世”，北宋繁盛的商业及发达的经济刺激了统治者的荒淫，加重了他们对民众的欺压、掠夺，这正是《水浒传》的社会背景。《妖贼方腊》分析方腊为何造反，说明当时的贪官横行造成“官逼民反”，而这与梁山好汉的造反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宦官童贯》不仅阐述童贯发迹的过程，还介绍世界范围内的宦官制度，由此揭示中国宦官制度的独特性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奸臣蔡京》论述宰相制度的沿革（例如比较汉唐宰相和宋代宰相）以及君权与相权的关系。《鲁智深与林冲》从两人的出身论及下级武官的世界，指出《水浒传》中人物不少为下级武官，借此说明宋代的兵制。同时通过林冲的冤狱和其他有关事例介绍当时的监狱制度。《戴宗与李逵》描述胥吏制度，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书中说：“《水浒传》可以说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因而从这一点而言，《水浒传》也是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鲜活的史料。”胥吏是处于官府最基层的吏员，百姓和官府的接触必须经过他们一手操办。他们在官府和百姓之间构筑了一个独立王国。然而历代正史仅记载上层的事情，对众多起着重要作用的小吏少有描述；参考《水浒传》便可了解“胥吏的世界”。

　　其中最突出也是最有趣的一部分，莫过于他提出的“两个宋江”论。众所周知，“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受招安后，率众征讨方腊的“农民起义”军。然而，宫崎市定却说明此宋江非彼宋江，在无意中给起义者宋江“平反”。他从新出土的墓志铭和大量可信度很高的文献资料中得出结论：“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一开始便是盗贼，而朝廷大将宋江一开始便是官军。”这一判断是根据比较两人的活动时间得出的：“五月就擒的宋江乃草寇宋江，而四月到六月平定方腊起义的却是大将宋江。”所以“草寇宋江”和“讨伐方腊的宋朝大将宋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宫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很有信心。他说：“可能这个论断会招致很多人的非议，但这是根据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证得出的。我想只要稍有点史学素养的人恐怕都不会对此品头论足吧。”他还详细解释了形成草寇宋江征讨方腊这一误解的原因。从文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史实出发得出的结论还是对误解原因的解释都令人信服。

　　书的最后有日本学者砺波护所写的“解说”，其中说到中国学者张国光在1978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历史上有两个宋江》。而宫崎先生的“两个宋江说”发表于1967年，宫崎先生无疑是此论的首创者。

　　不过，宫崎先生只是想证明一件史实，并非有意为“起义者”宋江“平反”。在他看来，无论是草寇宋江，还是“妖贼”方腊，都算不上是什么“农民起义”。108个好汉多数为下层小吏、武官，是一些“被社会淘汰的人，迂回曲折落草梁山泊”。至于那个方腊，“说是农民却不是自耕农，不是佃农，也不是赤贫的雇工，说是个有钱的大地主反倒更为合适”。方腊拥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漆园，还经营商业，收入相当可观。他和他手下的一些人都是私营茶盐的商贩，方腊起义得到了整个浙江地区盐贩集团的支持。可见方腊叛乱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地主、商人起义。

　　在以《水浒传》研究中国社会方面，中国学者萨孟武先生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不过，比较起来，两个人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宫崎先生的特点是“专”和“精”的话，那么萨孟武先生的特点则是“广”和“博”；如果说《宫崎市定说水浒》像是一部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那么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与中国社会》就像是一部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涉及豪族、流氓、士人、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土地、户口、水旱、钱币、官僚组织、军队、宗教、婚姻、家族制，乃至社会的治乱交替（中国社会史的特点）和政治上的分与合（中国政治史的特点）等各个方面。因此二者各有千秋，结合起来看很有助于全面而细致地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7-30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4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