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着第二次“开眼看世界”的巨大浪潮。在此前的20多年中，中国处于基本封闭的状态之中，知识界与世界学术思潮也始终保持着疏远。然而，就在这国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若干年中，兴起于美国的“中国研究”却走向了蓬勃发展的中兴期。

“中国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方向，从那时起就引起了国内学人的注意。1988年，北京大学教授刘东开始主持一套名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系列学术出版物，有计划地译介一批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优秀学术成果，为国门初开的中国提供了重新认识自我的国际视野。20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持续不断，至今已逾百种。众多海外中国学者或谈古或论今，或书写历史或剖析细节，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而这成为了中国人洞悉自身的一面镜子，对中国学术研究建制并最终与世界接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汉学：主流与边缘交融的传统中国

在已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汉学著作占有相当比例。这里所说的汉学，是指海外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区别于对现代中国进行分析研究的海外中国学。

近年来，海外汉学引起了国内学界的连连关注。各国的汉学家们从他者视角审视和打量中国传统，对国内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感知。海外汉学家眼中的古代中国所呈现出的主流与边缘相融合的景象，更为我们反思自身传统提供了新的维度。

海外汉学中对中国传统主流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史谱系。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已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就是典型的正史名著。史华兹在该书中讨论的是中国先秦思想史上的常见话题，如孔子、墨子、道家、“五经”等，但他的研究思路却与国内学者的同类著作大有不同。史华兹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透过中西文化的表面不同，探求着中国古代思想遗产对于世界普遍问题的意义与价值，是一种既求真又务实的研究路数。《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视野的开阔和立场的独特，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普遍价值得到了较为深刻的揭示。

除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获得海外汉学的关注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面也进入了汉学家们的研究视阈。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费侠莉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可谓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在众多中国医学史的研究著作中，《繁盛之阴》选择了独特的切入点——女性研究，此书考察了10世纪到17世纪的中国妇科医学史，将中医经典著作、临床实证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性别问题。这种在性别学、身体研究和社会史等学科的交叉语境中展开的中医学史著作，为中国学界带来了不止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新气息。此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森的《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也属于对传统中国文化中边缘现象所展开的研究。

中国学：宏观与微观共现的现代中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的百余种著作中，关注现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中国学专著占了较大部分。海外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不仅有宏观的描述，也不乏微观的考察，前者勾勒出中国现代性的整体进程，而后者则为这种粗线条的描绘补充细节。

在对现代中国的宏观研究中，美国“加州学派”代表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曾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彭慕兰通过对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人口、资源、市场和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力等进行详细分析，认为中国与欧洲的18世纪的经济实力、社会制度和科技发展都是大体相当的，而使欧洲成为经济中心的工业革命的产生则是历史的偶然。这对在中国学界甚为流行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和中国现代性进程“冲击—回应”思维范式是强有力的反驳。宏观的中国学研究，其结论大多高屋建瓴，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路线给予了整体性的阐释。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类似的著作还有美国学者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韩书瑞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等。

海外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微观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于现代中国的某一领域或具体个案的深入剖析之中。如荷兰莱顿大学安国风的《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就以《几何原本》的翻译和版本流变史为核心，对明清学术思想进行了梳理、考证与评述，是“西学东渐”溯源研究的典型个案，为“中学西源”的论争提供了例证。以而美国芝加哥大学杜赞奇教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则将研究领域聚焦在华北农村这一特定地域中，对其现代化进程进行时段性分析。杜赞奇通过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如关帝信仰、乡村统治等象征符号与思想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探讨了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海外学界对现代中国的微观研究，其立意不仅在于个案本身，而是通过个案描述来实现对现代中国整体变迁的管窥。

在历史叙事中注重细节的丰富与深刻，这是应是海外中国学对国内学界的重要启示。

中国研究：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审视

汉学与中国学的结合，构成了海外学界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因而可以合并称为“海外中国研究”。而江苏人民出版社坚持出版了20多年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正是一套囊括了海外学界对古今中国文化与文明的研究成果精华的学术书系。

这套丛书的持续出版及其引起的强烈反响，事实上反映了当今中国学界与国际学术交流中某种微妙的循环往复关系。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许多国家为了解中国而纷纷开展“中国研究”，这反过来促使国人从他者的视角对自我文化进行审视，从而调整前进的步伐，矫正现代化的方向，不断完善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对于国内读者而言，“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所论述的问题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熟悉”是因为它讨论的是中国，读者阅读时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陌生”是因为它采用的异样论述方式或得出了出人意料的学术结论，具有明显的他者视野的特征。而中国人能够在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角下全面地审视中国文化，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与优势。

诚如丛书主编刘东所言：“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样一种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带给中国人的最为奇妙的经历之一。”事实证明，这一经历不仅奇妙，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开阔国内学者的眼界，提升国内学术研究水平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2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