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汉诗文集》

　　[日]内藤湖南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478页，42.00元

　　《论语·阳货》篇中记载了孔子的一句名言：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后来“兴观群怨”这个表现诗歌的四种社会作用的术语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概念。1980年，钱锺书先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即以其中末了一个作用“诗可以怨”为题作了一次精彩演讲，详细阐述了那个“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的意见：“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多年前，我曾向到访的一位日本学者提起这次演讲，这位教授不无遗憾说他当时正好在欧洲留学，否则绝不会失此良机的。我说，钱先生在演讲中称到日本讲学是要有足够大的胆量的，况且又是日语的文盲，还把自己比作那个“发明了雨伞”的土包子。教授在哑然失笑之馀说道：“钱先生大概看不起我们日本的汉学吧。”钱先生是否如此目中无人呢？还是用他的自己话说罢：

　　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

　　的确，日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近代以来，更产生了一种要去了解中国的一切的风气，而被奉为日本汉学泰斗的内藤湖南（1866-1934）便是开此风气的领袖人物之一，上世纪初他连续撰文倡议建立京都大学，以与东京大学抗衡，并和狩野直喜（1868-1947）等人一起成为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京大由此成了日本汉学的重镇，培养出许多汉学家。

　　最近国内出版了《内藤湖南汉诗文集》，卷首即是《湖南诗存》，读毕此卷，使我不由想起中国文评中那个古老的命题——“诗可以观”。“观”，在孔夫子眼里是诗的第二个作用，指诗可以观风俗、成教化，可能比“怨”还要重要一些。下面，我就想接着钱先生的话头，谈谈内藤湖南汉诗的“观”感，也许并没有什么“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效颦献曝之讥，倘能免乎？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对内藤湖南这样的人物，颂其诗，当然不应该“不知其人”，更不能不“论其世”。

　　记得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蒋天枢曾据陈氏口述补笺云：“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之学最优也。”

　　内藤的学问确实十分了得，读其《湖南文存》就可知他对古籍版本、目录、金石、印章、碑帖、书画等中国传统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侨居京都时的斋名为“宝左盦”，退休后移居京都南郊瓶原村，筑恭仁山庄，室名“汉学居”、又号“宝鄦（许）簃”，仅从这些斋号即可窥其学问取向之一斑了。

　　内藤湖南于日本庆应二年丙寅（1866，虎年）生于秋田县，其父调一崇拜思想家吉田寅次郎（1830-1859，幼名虎之助，号松阴），故名之曰虎次郎。后来，取字曰炳卿，又以出生地在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以号行于世。其自署一般称“内藤虎”、“湖南内藤虎”或省称“虎”。作为日本人，内藤不仅精研传统汉学，还极为关注中国政治，这是其中国文化研究的两翼。他不但能“从周边看中国”，更能“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举凡甲骨钟鼎彝器、敦煌塞外遗书、满蒙朝鲜文献等等，一时新学显学，莫不究心。虽然他讲汉语还不太行，自谓“余不善华言”（《书孙幼穀寿言册后》105页），和中国人接触则“每与笔谈”，但他精通汉文，据说九岁即能作汉诗，少年时汉文水平已远近闻名。他的一生主要有两大阶段，从1887年至1907年，当了超过二十年的记者。1907年，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就被破格聘为京都大学讲师，这在现在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当时大概也是破天荒的。两年后升任教授，到1926年六十一岁时方退休，做了近二十年教授。不管是当记者还是做教授，他都出色当行。

　　博闻强记、眼光敏锐是一般通人的特点，这在“中国通”内藤湖南身上也十分突出。他的学生仓石武四郎（1897-1975）曾回忆，内藤家客厅四面都是书，“据说他给谁看了哪本书都能精确地记得，从没发生过两次给同一个人看同一本书的情况”。而且“他对于问题点，总是一语中的……比如说辑佚这一学问，他就批判说，那只是有钱人的乐趣。”（见《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附录268页，中华书局2002）看到这段话，我不禁由衷地钦佩他的远见，如今承包各种辑佚“工程”者，“乐”此不疲，“趣”味盎然，不正是倚仗有国家级雄厚资金的大力支持吗！成效如何，很难说，至少还没见辑佚能闹腾到改写学术史的。

　　“礼失而求诸野”，既然要“从周边看中国”，当然得兼听周边“野人”之言。但有时“野人”除了“自作多情”地来“献芹”外，还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来“献策”。况且内藤在日本也不能算在朝，只能算在野。1974年，他的学生吉川幸次郎（1904-1980）在接受访谈，回答“对当时现代中国的关心，也是内藤先生最强调的一点吧”时说：

　　这方面狩野先生也是一样的。只是当时的中国，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处于衰微的状况，即使是内藤也未料到中国有今日这样的盛大。内藤有一观点，即中国在政治等方面需委托给外国人管理才行。（《我的留学记》34页，中华书局2008）

　　吉川还说：

　　内藤先生是一个思想超前式的人物，他预言清朝的灭亡，还预言种种事情。有些事情让你们记录下来是不大方便的。（同上33页）

　　我自然可以模仿内藤的口气说一句“余不善日语”，但倒并非如钱先生那样是“日语的文盲”。除了对日本的中国诗学感兴趣外，余治日本汉诗亦可谓有年矣，今读内藤的汉诗，自觉对那些“记录下来是不大方便的”东西略有所窥。加之一直对宋末遗民郑所南的《心史》情有独钟，故虽自知谫陋，竟也情不自禁地想探究一下内藤汉诗中的那段“心史”了。

　　

　　内藤湖南一贯崇尚汉学，并颜其寓庐曰“汉学居”，而这本汉诗文集恰巧由上海著名的“汉学书店”主人印君点校。“汉学店”老板为“汉学居”主人出书，书缘历数代而兼两国，不啻缘上加缘了。开卷即见印君《出版弁言》曰：

　　湖南先生幼承父十湾先生庭训，传江户末儒学者汉诗人赖山阳之学……复耽吟咏，虽曰馀事，然学养既厚，吐属不群，非期工而自工。间作碑传序跋，阐发幽隐，覈论切当，俨存史家法度。此等谠言谹议，多以震旦语文出之，虽扶桑中古以来缀学之士类多能此，然如先生思虑之玄微，设辞之淳雅，未易一二数，即置诸明清人别集中，聿为名家，殆无疑义也。

　　读了这段文字，景仰之心油然而生。略微翻检一下，便觉其诗的确“吐属不群”，而其“谠言谹议”更是振聋发聩。为不负印君同样“淳雅”之“设辞”，我也想对诗中“玄微”之“思虑”与“幽隐”稍加“阐发”，好让各位更清楚地看看那“非期工而工”的绝妙“吟咏”的真面。

　　先从诗艺说起。记得清末到过扶桑的黄遵宪对日本汉诗少有许可（参见《黄遵宪全集·明治名家诗选序》），而同光体诗巨擘郑孝胥在东瀛时甚至还写信教训过“轻中原之无作者”的森大来（见《郑孝胥日记》1893年1月7日），即使对被他称为“近人之最有学者” （同上1891年6月22日）的江户后期著名汉诗人赖山阳（1780-1832，名襄，字子成，以号行）和明治时期的名诗文家石川鸿斋（1833-1918，名英，字君华，亦号芝山外史）也未有些许宽假，曾作诗嘲之：

　　此都号文士，浮躁多不实。盛名如赖襄，语助未究悉。黎公昔在兹，求士惟恐失。芝山岁再会，赋咏积篇帙。求其粗可者，百十未得一。（《海藏楼诗集》卷一《冬日杂诗》第六首）

　　既然赖氏连“语助”都“未究悉”，那么“传赖山阳之学”的内藤湖南的诗艺想来也大好不妙了。果然在稍加“吟咏”之后，我就发现其中平仄不调、失粘失对之类的声病触目皆是。限于篇幅，仅举数例，如《哭王静安》“早岁共论天问语，南斋俄徴草衣儒”（37页），“徴”字平声，误用为仄声。《欧航十五律·五叠韵》“久耻绣虎雕龙计，难作经天纬地文”（33页），“耻”字仄声，不协。又《十二叠韵》“他日相期振木铎，当将草檄属夫君”（34页），“振”字仄声，不调。《十五叠韵》“东披藏乘十二部，西昇道德五千文”（35页），“披”字平声，失律。《题本阿弥光悦传》“自知能事冠三笔，眼底何曾认相公”（16页），“冠”有平仄两声，此处应读仄声而误用为平声，拗而不救。更有甚者，《送川邨总督赴任台湾》七律首联“百里才名达帝聪，炎方巨镇地形雄”（46页），与下句“赐姓庙祠前代迹”全失粘对，须将首联两句倒置方能合律。

　　好了，不必再多举了。在科举时代，如此水平的诗想必连秀才都考不取，“殆无疑义也”，遑论“置诸明清人别集中”成名成家了。看来，汉学店主之“点”汉诗，就像点钞一样只知数数，还标榜什么“不期工而自工”，盖难逃无目之诮矣！

　　

　　再来看内藤是如何地“吐属不群”吧。1931年夏秋之交，他在病榻上想起了三十多年前（1897）赴台湾任《台湾日报》主笔时的往事，写了十首绝句赠给当年的社友木村泰治（1870-？，号地天），总名曰《南荒曲》（56-58页）。几乎每首下都有自注，如第三首：“炎徼新藩民杂夷，帝差猛士卧治之。忆我橐笔青年日，玉帐看他飒爽姿。”自注：“乃木将军时为台湾总督，予屡谒之。”第五首：“笔扫千军意气疏，谠言谁解过秦初。平生尤感曾公赏，大局东南在一书。”自注：

　　发匪之役，冯景廷中允代沪上缙绅作书，乞援师于曾文正公，公遣李文忠为援苏之师。后中允谒公，公曰：“厥后东南大局，不出君一书矣。”戊戌春，儿玉将军代乃木将军为台湾总督，予乃发治台意见于日报纸上累日。会总督招宴朝野绅士，予亦与焉。酒间，总督顾予曰：“吾所欲改张，十八九已为君论尽矣。”

　　他不遗馀力地为日本殖民统治献计献策，还把台湾土著比作“发匪”，自比清季名臣冯桂芬，不无得意之色。那么，被“台湾总督”激赏的那些“谠言谹议”是什么呢？只要看看当年发表在《台湾日报》上（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二卷）的诸如《地方行政的组织》、《革新杂议》（有官吏淘汰、移民处置、司法制度、财政规划等数篇）、《扩大交通机关之急务》等等题目，便可知其梗概了。至于乃木将军（乃木希典，1849-1912）、儿玉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1906），读者诸君若稍翻一下近代史，便不难了解此辈究竟是何货色，就不必费辞了吧。

　　《湖南诗存》基本是按年编的，在壬申年（1932）下有好几个诗题标为“□□”，其中一题共三首绝句（67页），第一首云：

　　闻说太原仍料民，叩关鼙鼓震城闉。六军偏赖朱邪劲，蒙茸旃裘满帝宸。

　　四句皆用典，首句用《国语·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之典，第二句“叩关鼙鼓”令人不禁想起《长恨歌》的名句“渔阳鼙鼓动地来”。第三句的“朱邪”是唐时西突厥的部族，后改名“沙陀”，常借指胡兵。末句的“旃裘”在古诗文中代指北方游牧民族。《史记·晋世家》：“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裴骃《集解》引服虔曰：“蒙茸，以言乱貌。”

　　这首无题诗鄙见以为是写伪满洲国的。1932年3月9日，日本军国主义极力扶持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帝宸”当指伪都长春无疑，而当时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是直接参与其事者，这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详细的记录。3月27日还记：“马贼数千陷扶余，围农安，去长春二百里；日军遣飞机往击。”28日云：“赵汝梅言，今日日军飞机至农安，以雪未进攻，匪从之南下，截去华军子弹四车。孙其昌言，匪万馀将袭长春。”29日云：“匪据农安，日军进攻。马占山来电报，叛者李忠义，已遣兵追剿。”31日云：“进攻农安之日军司令部设于长春，司令官寓大和馆。”从日记中不难看到“伪满”与日军勾结的诸多史实。此题第二首“哀鸣冻雀”、“日破寒云”、“满眼霜华”等语也与日记中提到当时东北还有雪的气候相符。恰好3月22日记：“日本西京大学教授七人来访，泷山、市河二人持长尾、狩野书。”5月20日还记：“羽田亨、小林来访，羽田与内藤、狩野为友。” 5月30日云：“西京帝国大学矢野仁一博士持狩野书及内藤诗来访。”其中“内藤诗”当即《赠郑苏戡总理》七律一首（参下文）。西京大学即京都大学，即使不考虑内藤与日本政界有极深的渊源，也可推测他是不难从这些教授、博士那里得知“伪满洲国”的详情的。而且就在当年3月，内藤还在《大阪每日新闻》上发表过《关于满洲国的建设》一文（见《内藤湖南全集》第五卷）。

　　1933年10月16日至22日，内藤抱病与服部宇之吉（1867-1939）、滨田耕作（1881-1938）、池内宏（1878-1952）等到长春参加“满日文化委员会”会议（参见《郑孝胥日记》），并有《癸酉仲秋赴满洲国有作》七律一首（76页），凡此皆可见他对“伪满”的高度关注，居恭仁山庄的内藤实在可说是“退而不休”，王子安名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用在他身上想是再恰当不过了。

　　

日本出版的《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书影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的绝活，而被誉为“海外当推独步”的某公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将此法运用到极致，甚至一见陈寅恪诗中有“共”字，就神经兴奋起来，一口咬定是指“共产党”。其所著《方以智晚节考》曾引潘江《木厓集·挽旡可大师》“纪年陶甲子，再世屈庚寅（原注：师以庚寅披挚，即归空门）”一联，说“今日纵无其他证据”，仅后一句诗即可断方密之必定像屈原那样投江而死。其实方氏是否刻意以效三闾大夫并无确证，此段“心史”，说来话长，余别有考，姑不多及。惟忆曩读钱澄之《藏山阁集·哭漳浦师》有云：“无路请还先轸首，何人招返屈原魂。”后一句也用屈子事，难道黄道周也是自沉而亡吗？可史书明载他是被斩首于市的，上句倒是实录。其实对忠臣之死，通常作诗者景仰其人，用典每以屈子为比，是很自然的，必谓自沉则殊不足据，此又钱先生所谓“比喻有两柄多边”（参见《管锥编》36-41页）之佳证。

　　难怪“以诗证史”曾为钱先生所深斥，但是上面我还是以此法来释内藤的无题诗，是否“达诂”，殊不敢必。不过，其诗存中某些直白的表露，倒是有其“内在理路”可循的。如1906年《开城三首》之二云“一从王气销松岳，荒草茫茫满月台” （12页），1932年《赠郑苏戡总理》云“震方河岳郁巃嵸，龙脉遥来长白东”（60页），诗中言及“王气”、“龙脉”，这就要联系到内藤著名的“文明中心移动说”了。

　　此说的实质就是“王气论”，大致是说，中国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是移动，如从先秦的洛阳移到汉唐的长安，长安衰落后又移到宋元明清的燕京和江南，而燕京则是以东北地气形胜而成为政治中心的，清亡后中心又将移至东北。另外，文化又是可以超越民族与国界的，他预言中国文化中心将移至日本，还特别强调历史上周边异族的侵入是中国历史绵延不绝的动力所在，这对中国来说是件“非常幸福的事”（参见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136-144页，中华书局2004）。

　　其实此说与被时下学界追捧的所谓“内藤假说”——“宋代近世说”或“唐宋变革论”也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它认为民族国家像“人生”一样有幼少壮老，中国进入近世不在明清两朝，而是更早几百年的宋代。因此，中国的衰落是一个十分正常过程，而“现在”即到了濒临衰亡的境地了。于是，内藤又推阐出诸如中国辛亥后要建立共和制必须实行“国际公管”等种种妙论。而其高足宫崎市定（1901-1995）更能“弘扬”师说，在1940年出版的《东洋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书中，大谈周边未开化民族在接受中国文明的刺激中成长，而后者又不断在前者统治支配之后新的生气得以复活云云，颇有“文明冲突论”的味道。他还强调朴素主义可以医治文明病，而代表朴素主义的满洲没落后，唯有日本兼具文明与朴素两种因素，颇堪自豪。可笑的是，即使到了四十多年后的1982年，宫崎仍念念不忘地为其“创见”作狡辩，坚称此论与“满洲国”的背景全然无关（参见《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卷《素朴主義と文明主義再論》）。

　　不难看出，内藤与其追随者的这些论调无疑是在为日本近代以来侵略东亚邻国张本，是在为日本的扩张奠定理论基础。

　　

　　正像有些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内藤研究中国，归根结底还是为其日本民族本位着想的。1913年末，他作《杨星吾书卷跋》（295-296页），对清末中国杰出学者杨守敬（字惺吾，亦作星吾）推崇备至：

　　杨星吾舆地之学，可称千载绝学，非以区区书法图不朽者也……余雅服星吾之学，其所著书，舆地、金石、目录各种，皆已卒读。天涯地角，千里隔绝，虽未获一图良觌，而其为学轨辙粗窥之矣。

　　1927年冬，其《杨星吾书富冈铁斋画赤壁卷跋》（296页）亦云：

　　杨星吾舆地之学前无古人，兼长于目录金石，并世钜匠，无能争锋。非专以临池成家者，然其书法亦自超妙。

　　但话锋一转又说：

　　其实星吾书不出北碑，初学率更，及睹我邦所传隋唐古经，粗会其用笔，加以自得，貌朴顽而神清腴，一扫百馀年彼间书家甜俗习气。

　　其中微旨，不言而喻。1929年12月，他在《唐钞本左传残卷跋》（225-227页）中对曾从日本购得此卷的杨氏耿耿于怀，语多讥刺，不但斥责原藏者柏木探古“漫然不辨玉石，终为星吾所夺”，还讪笑“星吾于鉴识古书未免粗浅，以唐写本谬为北齐人书”。杨氏逝后，此卷归李国松。写跋的当年春，内藤探得消息后，命太田贞造设法购回到日本。他说：

　　于是此无上宝简，自探古一失，几乎五十载，而复还于东瀛，太田之劳不可没也。

　　案，此卷杨守敬所考惜不见诸《日本访书志》，但这倒可证其序中“良以精力衰颓”、“而惊人秘笈尚多未录出者”等语之不虚。杨氏还说：

　　（旧本）藏在其好古家者，不可以金币得。属有天幸，守敬所携古金石文字，乃多日本所未见者，彼此交易，于是其国著录之书麕集于箧中。（《日本访书志序》）

　　不知杨守敬如何在两年之内便从“无能争锋”的“钜匠”一下痴呆成了“鉴识古书未免粗浅”的外行，也不想细究对此卷的考证谁更有理，但看内藤对日本自己的“宝简”知珍护如头目，还用“夺”字来厚诬杨氏，那么让我们也来看看他又是如何夺我华夏无上至宝的。

　　内藤曾多次到奉天沈阳故宫等处访书，并软硬兼施地偷拍满蒙文献（见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篇》，中华书局2006），甚至还想把这些书“全部拿回日本”，这大约也是其 “文明中心移动说”中的应有之义吧：

　　我曾在明治三十八（1905）、三十九年（1906），从北京到奉天，做过种种调查。三十九年，与稻叶君山等人在奉天看了许多书籍，总想有机会得到它们，并全部拿回日本，这当然好，但哪有这样的好事呢？于是，就想将它们拍摄下来。（同上，32页）

　　就在1905年，内藤通过日本军方施压，强行压价购下藏在奉天的《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来这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了（见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111页，中华书局2007）。这不能不说是我华夏民族文化的浩劫！这难道不是对其所谓“移动说”的绝大讽刺吗！

　　我读内藤《宝左盦十二长物》一文（265-269页）和《恭仁山庄四宝诗》（38-39页），既惊其藏弆多人间瑰宝，又感到有些纳闷。《四宝诗》第二首云：

　　千古诗儒费句梳，说文解字许君书。购将宋椠兼唐写，高揭楣匾汉学居。

　　写的是他所藏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他还写过一跋（227-228页）：

　　庚戌十月初四，陶斋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观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泷精一、滨田耕作也。日本内藤虎次郎拜识。

　　其实在这次“拜识”之后，内藤虎次郎就一直“虎”视眈眈于这件曾被清代著名学者莫友芝发现并珍藏的“奇宝”了，他在《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中有专节谈“端方氏的藏品”，首要的就是这件“原本现在何处，我曾问过一些中国学者，他们也都不清楚”的旷世绝品（见《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26-27页）。据考，此卷后归白坚所有，就是此人将它作为花甲寿礼“赠”给内藤的，而内藤也因此而有了“宝鄦（许）簃”的斋名。如今这件“天下奇宝”竟被命名为“日本国宝”（见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296-2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而当时的陶斋尚书端方则又何异于“开门揖盗”哉！

　　日本近代不但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邻国大肆残酷侵略，文化上的迫害同样罄竹难书，尤其对我国珍贵历史文物的劫掠与破坏是极其骇人听闻的。二战后，日本外务省还出版过一本《中華民國よりの掠奪文化財總目錄》，当然这册日本从中国掠夺文物的“总目”所录的只能是“最低数字”。上引严绍璗书中也有一章专门谈“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劫夺”，据粗略统计，仅1930至1945年8月，被劫典籍就达23675种2742108册，字画15166幅，碑帖9377件，古物28891件，地图56128幅，还不包括许多装箱件数不明的文物。

　　这种劫掠决不自1930年或民国始，许多像内藤一样的所谓“中国通”们，不正“前仆后继”地充当着为日本文化侵略推波助澜的“急先锋”与“好向导”的角色嘛！当然，像白坚这样助纣为虐的汉奸们也早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莎翁曾告诫世人要常做三件事：照镜子、看日晷、做笔记，而常照镜子的重要排在了首位（Shakespeare's Sonnet 77）。当代有远见的思想家也一再提醒我们，不仅要以西方为鉴，还要以东方为鉴，不仅要用一面镜子看中国，还要以多面镜子看中国。

　　我想“从周边看中国”之后，仍要回过头从中国看周边，通观周览，庶几无偏颇之弊吧。后生小子学夫诗，难道就仅仅满足于“多识于鸟兽之名”吗？难道不能继而更“多识于鸟兽之行”吗？所以，夫子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呜呼仲尼！伟哉仲尼！微仲尼，吾其被发左衽乎！

　　东方西方，固然可鉴，但“以古为鉴”、“以人为鉴”似乎尤其不应忘却。偶检《陈寅恪诗集》，见1929年所作《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首之一云：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如今“天涯若比邻”，不仅“群趋东邻受国史”者子孙未绝，群趋西邻、南邻受国史者也瓜瓞緜緜。“诸君”既不知“耻”，遑论“洗耻”？“神州士夫”非但不以为“羞”，还忙不迭地贡其“束脩”，替那些旧学新学“两无成”的“海龟”们“洗尘”。曲园老人“纷纷海客整归装”之诗谶竟应验于百年之后，“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寒柳堂集·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可见，诗不但可以观古今之变，甚至还颇能“究天人之际”呢！

　　“群趋东邻受国史”改变不了我民族任人宰割的命运，所幸寅恪先生终究等到了国耻湔雪的那一天，虽然“此时”他已双目失明，永不能“见”了，其《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讐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原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读着这饱含国讐家恨血泪痛史的诗，教人真切地感受到诗人血脉的勃动，内心能不感愤吗？这样的诗是史诗、是心史，这样的诗才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

 

原载：《东方早报》2009-03-08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2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