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张西平著

　　中华书局

　　2009年1月第一版

　　710页，56.00元

　　张西平先生的新作《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皇皇七百余页。从题目、篇幅来看，这部书意义很大，非有笼罩全局、通览中西古今的气魄不能办也；但从内容上来看，我感觉颇有些失望，理由是我以为写这类通史，固然不见得要处处资料全面、观点新颖，至少要能够驾驭得起所使用的资料，做到稳妥、合体，便已是中等水平以上了。这部大书读下来的感觉，却是难以承当这么堂皇的一个题目。从文献解读和运用上看是如此，从学术背景知识上看是如此，从专题史的结构与眼光上看，也是如此。纵然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西方先进文明的喷气式飞机，一下子冲到高空中，俯视整个大地，但如果没有细致的地面扫描技术，没有科学的地貌分析仪器，那么绘制出一幅庞大混杂的地图，又有什么益处呢？在此，我举出几点意见，以供参考和商榷。

　　首先，我以为作者对“欧洲早期汉学史”这个题目的理解，过于受其“汉学史”三阶段说所局限了。此前，张西平先生曾提出，西方汉学经历了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阶段。故而所谓“早期汉学史”，便是专业汉学建立之前的头两个阶段了。本书以第1章论西方早期的游记汉学，第23、24章述德、法两国专业汉学的兴起。其间的二十一章主要篇幅，则全是传教士汉学阶段的内容。我觉得如此便不能算是合乎题旨的写法了，好歹作者自己也在后记中说，要“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对所谓“游记汉学”阶段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表现了对古代传统的轻视与忽略。

　　而“游记汉学”这个概念，我个人以为也有可议之处。不可否认，文明交流初期，关于异域的认知有一部分内容是来自于个别的旅行者之记述，但凿实为以“游记”这样的书写文本为载体，便无形中排斥了道听途说的另一组成部分内容。举本书作者所熟悉的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且不言所采用的耿昇先生译本中有多少“美丽的误会”）来看，大部分材料都属于“道听途说”，极少数才是“游记”，而且那游记作者往往也是在东方世界旅途中“道听途说”而来的知识而已。比如作者未译出其绰号的旅行家Cosmas，其名号中的Indicopleustes，意即“到过印度的人”，他可能是除了亚历山大大帝军队之外，足迹最远的一个西方人了。他笔下的中国，也是听说来的。再如作者论述较多的中古西方的“游记汉学”，所使用的文献资料都是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译丛中的书，我以为若是谈中西交通史、关系史，我们不妨仅以可信之游记资料作为依据。但这里研究的是“早期汉学史”，关注的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那么就不当局限于历史类的材料，还要纳入文学中的信息，比如今天大家都知道是虚构作品的《曼德维尔游记》，其书对东方世界的描述都影响到了莎士比亚，难道不能进入此书关注的视野么？

　　正是由于作者对西方古典时期与中古时期的思考不够充分，造成这部分的内容极为贫乏，而且其中对古典时期的论述漏洞百出。作者对西方古代历史的知识就非常欠缺，他提出这时期划分为两个时代：“希腊时代”和“罗马时代”，但到底什么是“希腊时代”、什么是“罗马时代”，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世界史之“希腊时代”，当止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就算连接上亚历山大大帝身后的几个王朝，即所谓“希腊化时期”，也应当止于公元前50年前后。而作者在此时代里涉及的主要文献，不仅有使用拉丁文写作并属于罗马帝国时代的老Pliny和Ammianus Marcellinus，也有使用希腊文写作但生活于公元二世纪的Pausanias和Lucianus（后者还是个叙利亚人），竟还有使用叙利亚文写作且生活于罗马帝国时代的Bardesanes。因此，可知作者不仅混淆了“希腊时代”和“希腊人”、“希腊作家（指以希腊文写作者）”，对于最主要的拉丁文经典作家也全无了解。说起来，只有此节开始征引的希罗多德《历史》是希腊时代的文献，作者不知此书至少竟有中译本可参考，偏偏辗转抄来的引文又有错误，黑海东北隅顿河误作“黑海东北偶”，《历史》第4卷引旅行家Aristeas长诗，原本是说极北之族居于中亚民族Issedones之外方，却不知为何在此变成了“北风以外”的所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接下来，作者又言希罗多德是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继而说戈岱司以为其知识不可延伸到如此辽远。读之令人愕然：分明上文是在讲希罗多德引用其他旅人之见闻资料的啊。至于“罗马时代”，先以旅行家Cosmas作为“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的代表，本书作者将这位罗马帝国末期的亚历山大里亚人，称为亚历山大时代之人，等于将时间倒退了九百年。而后面重点介绍的Theophylactus Simocatta乃是以希腊文写作的埃及人，属于六世纪后期的拜占庭史家，归为“罗马时代”，古今西方史家都不能赞同。

　　此后至马可·波罗的中古欧洲旅行者，书中所用文献都有中译本，梳理起来想必不甚困难。在马可·波罗之后，作者开始写第二章，引出了大航海时代，并提到哥伦布对马可·波罗的崇拜。我以为这里实有必要分析论证的是，为何这些人放弃了原本的陆路而改行海道。作者也在文中顺便提到了奥斯曼帝国的障碍，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是对所谓“时代精神”的改写，它从根本上大大刺激了人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和想象的欲望，这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实际上，利玛窦时代仍有耶稣会士鄂本笃（Benedetto de Gois）希望经由欧亚内陆进入中国传教，却被旅途上的种种困厄与险诈耗尽了精力，最后在甘肃去世。临终时他致书给已在北京的利玛窦，“力戒以后旅行，不可由彼所经之道，盖危险而无功也”。

　　自第4至13章，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