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谢和耐著　刘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先列一个书目:《梦粱录》、《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吴船录》、《鸡肋编》、《都城纪胜》、《棠阴比事》、《钱塘县志》、《直腊风土记》、《夷坚志》、《说郛》、《马可·波罗游记》。

这许多书有何共同的特征呢？事实上，它们都与中国南宋时期的都城杭州有关。生活琐记、轶事汇编、笔记小说、地方志、游记等，虽然体裁不同，但都记载了南宋时杭州的社会状况、居民生活、城市变迁、文化娱乐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的杭州虽始自1276年蒙古人占领中国，但改朝换代后的城市并无太大变化，将外国人的记载与中文资料相互印证，自然也是有所补益的。

从这些故纸堆中是可以淘出一个纸上王朝的，这是考验学者的学识和耐心的工程。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便是如此构筑起来的。译者刘东说:“《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写法令人想起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两者同样都着眼于某地域的日常生活调查，《江村经济》写村庄、家庭、婚姻、亲属、邻里、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劳作、贸易等，《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写城市、社会、居民、衣食住、家庭、婚姻、四时节令、文学艺术和娱乐消闲等。区别在于，《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之后写作成的，而《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是汉学家谢和耐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和海外史料构筑的一个纸上王朝。

这本书可以说是把南宋都城杭州当作一个病灶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琐碎周详而敏锐透彻，跨多种学科，选点准确，具有史家的格局和洞见。这应该就是“新史学”的特征了。“新史学”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主张从第一手材料进行扎实研究，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确是从大量的第一手中文史料入手，以文学性的描述为主，渗透着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洞察力。

中国两宋时期是令后世爱恨交织的一个朝代。一方面，在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城市建设、制度和技术等各领域，宋朝都到达了中华文明的顶峰；另一方面，国力武备的不振，使宋朝面对外族的挑衅入侵时频频示弱，与契丹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更无力抵抗金国的进犯，直至丢掉半壁江山。赵构泥马渡江，偏安杭州，坦然安坐小朝廷，不思收复故土，更于风波亭杀岳飞，自毁长城。“直把杭州作汴州”，优哉游哉地打磨生活的艺术。草原游牧民族的兵临城下，最终打破了十三世纪南中国的繁华一梦。野蛮战胜文明，无可奈何花落去。

探究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溯历史之脉络寻出许多线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削弱军人权势，重文而轻武成为两宋国策；王安石变法中道而废，大宋丧失了强盛其国力的最佳良机；宋高宗、秦桧迫害、诛杀岳飞父子，南宋小朝廷彻底堕入江南温柔乡不复回头了。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仅仅归因于某些个人的因素，哪怕是极有权势的人物，是否也失之表层化？谢和耐分析:“(蒙古人的入侵)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日常生活亦有着直接的影响。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未被这一重大的历史灾变所动，除非有朝一日他们亲身卷入其中。毫无疑问，对于那些手执权柄、其爱国心又强到足以使他们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优哉闲哉。如所周知，中国人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若干贵族耽于精巧的生活艺术倒也罢了，整个都城竟都沉溺于其中，强敌压境之时，一个文明的倾覆就不可避免了。

辉煌的宋代文学，整个社会对文化的尊重，言路的宽松自由，令人爱不释手的宋版书籍，精美的书画、瓷器等等，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繁华一梦。一个文明发展到巅峰是否也将面临着陨落的结局？希腊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验证了这个周期率，但究其细节自有不同的特征。十三世纪的南宋王朝虽在莺歌燕舞中“一晌贪欢”，但毕竟未到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倘非处在某个文明已是流水落花之际，人们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清醒的跋尾”。所以《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所依据的史料如《梦粱录》、《武林旧事》等的作者是以南宋遗老的心态书写那一场繁华梦，这是一种沉醉其中的追忆，描摹那曾经而现已恍若梦中的盛世景象，姿态哀怨婉转而无大幻灭之感，梦游般的追思徒然使人坠入太虚幻境之中，而未见文明的大悲剧。看来走出梦境也是颇不容易的，非末世的大才不可。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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