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一词最初见于容闳1915年出版的英文传记中译本《西学东渐记》，后被用来泛指晚清以来现代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盛行的历史过程。

　　历史上，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虽发端于明末清初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但严格意义上的西学东渐应是起于洋务运动时的晚清时期。其外在形态就是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内在标志就是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开始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来源。从明末发端到晚清民国形成气候，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在中国思想界先后经历了拒绝抵制、逐渐接受、全面吸收的历史过程。整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正好是近代中国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受到不断拷问质疑的过程。因而人们往往耿耿于晚清以来的西学得以东渐，东学却未能西进。个别甚至把西学之所以东渐简单归结于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有意识的文化输入；把东学未能西进认定为由于语言障碍，国人中缺少一批像西方传教士一样的人，有意识地把中国的学术典籍译介到西方，使得西方各国对浩繁的中国经史典籍、文化思想缺乏了解。

　　然而事实则不然。只要我们细心搜寻历史，不难发现：明末清初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不仅带来了《乾坤正义》等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也将中国众多经史典籍带回西方，并被各国纷纷译为本国文字，加以研究。只是当时传教士们的活动十分有限，传教之余带入的西方著作多限于《乾坤正义》《坤舆万国全图》等天文地图数学著作；加之后来乾隆的禁教，并未广泛流传，更未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来源。真正促使西方学术文化著作的大量译入，使西方文化思想成为影响社会的一种重要思想，恰恰是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马建忠、张元济等中国有识之士自觉的传播力行。

　　目睹洋务运动的逐渐破灭，严复、马建忠等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为求富强，抵御外辱，单有洋务是不够的，必须以开放的心态，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放弃“西学源出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固有思想，认真学习导致西方各国富强兴盛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思想，改变当时中国民力已弱、民智以卑、民德以薄的客观现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把中国导向富强。为此，马建忠在1894年发表了著名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以其多年出使法国、英国的经历告诉国人：自明朝海禁开放以来，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早已将中国的经传典籍等译为拉丁、法、英等文字。还在康熙年间，法国巴黎就开设了汉文馆，专门从事各种汉语著作的翻译。“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资，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廪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进而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屡屡受欺于人，就在于闭关锁国，不通外文，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处处受制于人。认为，自“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睨于京师，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力主效仿西欧各国，设立专门的翻译书院，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广泛翻译西方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科学著作，以便知己知彼，学习西方各国之长，补己之短。马建忠希望设立的翻译书院，是借鉴西方各国开设汉文馆的经验，全面学习翻译西方各国的政治文化典籍，而不同于洋务时期，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开设的译署。因为，在马建忠看来，“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馆，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译专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意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重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

　　可以说，自李鸿章、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主政洋务以来，虽然大兴洋务，效仿西方各国兴办船政、矿务、电邮、铁路、海军、学堂、译署等，但因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洋务运动始终重在对西方各国具体军事工业技术的学习，而非孕育现代西方社会工业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宪政思想，以致洋务运动始终在西方各国后面亦步亦趋。其洋务本身，无论是借鉴西方各国开办的各种实业，还是兴办的水师、学堂、译署、同文馆，不是借椟还珠，徒有躯壳；就是未得要领，大多落入官僚资本的窠臼，其强国梦最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彻底破灭。针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一批深受西方思想浸润的学人重新开启了学西方的思想历程，直接催生了戊戌变法、预备立宪等政治变革。虽然无论戊戌变法，还是清末的预备立宪都同洋务运动一样，未能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权力制约，最后都未能挽救清朝的衰败覆亡，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但由此兴起的对西方思想的学习和传播，却有增无减，各种西方思想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使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
在西方思想引进输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就翻译传播而言，马建忠、严复和林纾功不可没。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得力幕僚，生于内忧外患之时。1853年因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家迁往上海，进入设在徐家汇的耶稣教会徐汇公学读书，开始学习法文、拉丁文等课程。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促使马建忠毅然决定放弃科举之路，专心学习洋务。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自称“于汉文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实、舆图、政教、历算，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博览西方文化科学典籍。不仅精通西方语言文字，而且长期出使海外，先后随清朝公使郭嵩焘出使英、法多年。特殊的经历使他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审视东西方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他率先提出设立翻译书院，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全面完整地翻译西方典籍，开风气之先。严复不仅同马建忠一样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学贯中西，主张全面完整地翻译西方政治文化典籍，全力驳斥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荒谬性，主张体用结合的西体西用。他认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深信只有推行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废除中国的封建礼俗思想，采用欧美的宪政体制才是改变中国贫弱的出路。严复不但身体力行地翻译了赫胥利的《天演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今译《自由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等西方思想文化的经典著作，引领社会；就是当年在《天演论·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至今仍为学界遵奉，无人可以替代。林纾虽不懂外语，但借助别人口译的方式先后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170多部西方各类小说，对广大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