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传教士”研究不断升温,一些重要资料如《六合丛谈》《遐迩贯珍》等都被重新出版,成为直接研究当时传教士传播思想的重要材料。而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利用这些材料的针对性研究工作还没有展开。其实早在严复翻译《原富》之前,就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思想通过传教士的工作传入国内,对当时国内学者的经济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经济学一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才正式奠定它的框架,以后的几十年里,经济学研究在英国和德国的进展极为有限。因此19世纪初传入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的研究相比,并没有很大差距。但是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建设非常迅速,已经形成现代企业的雏形,国民经济有长足的进步。一些西方经济史家如麦迪逊、福格尔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在十八世纪趋于停滞,即所谓“高水平陷阱”,虽然经济总量仍然巨大,但增长速度已被西方国家所赶超。

    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一些士大夫意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魏源、贺长龄从近人的文集、奏折等来源辑录与经济有关的文章,编成《皇清经世文编》。这是对外来冲击的一种自然回应。此后陆续有很多人编过“经世文编”,总量不下20种。这些“经世文编”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最高水平,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多年积累下的经验基础之上,针对很多实践问题都提出了有洞见的看法。

    一

    在严复之前,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主要还是凭借传教士的工作得以传播。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办杂志和报纸,另一条则是办学校。

    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当属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以及少量科学常识。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发行量也非常有限。马礼逊去世以后,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影响。

    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堪称面目最复杂、涉足领域最广泛的一个。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政治、经济、中西关系史角度进行考量,他都不应当被忽略。他实践过多种形态的传教活动,诸如办报、翻译、著述、办学、参与军事等,常常领风气之先。如在1834年,他和英国籍妻子温施娣(Mary Wanstall)在澳门开办了一所女子私塾,这被认为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开端。另外,他1842年在《中国丛报》上撰文介绍《红楼梦》,是最早将这部中国经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人。有一些学者认为,探究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历史,应该从1840年郭实腊编译的《贸易通志》开始。因为在这本书中,郭实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1824年他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他很快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就采用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和传教生涯。1831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马礼逊。此后他又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一生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郭实腊的志向是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关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产出的结果。《贸易通志》一般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当时重视其中经济制度的中国人还很少。故而这本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值得探讨。

    另一位传教士伟列亚力则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贸易通志》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Culloch)的商业词典。麦克库罗赫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曾在主持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期间搜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这本商业词典详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繁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官员的需求,他们渴望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了这本西方经济学著作。

    他说,“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的传播工作确实取得了成功,四十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计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就承认,“《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指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魏源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二

    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占领香港,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这里很快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或者说,早期传教士办的学校里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富国策(经济学)是很边缘的学科,偶尔有一些高年级教育中会设立这门课程。

    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所以总体的教育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很快退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62年。这一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近代教育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按宁波方言翻译,但收效都不大,他也没能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1858年,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前往天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E.Ward)的邀请,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

    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入则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到《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8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传统的“帝国”观念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并介绍说:“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另一方面,“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到儒家伦理,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

    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十分艰苦。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说,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修斯(Hugo 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 Hobbs)译为“霍毕寺”,这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描绘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

    时间过去上百年,但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

    1867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又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Henry Fawcett,即法思德)《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陆续译出,1880年以《富国策》为题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日本也较早地翻译了这本书,但《富国策》出版时间比此书的日译本出版要早。

    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他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本人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框架和思想,是当时欧洲通行的教科书。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思德”,书名《富国策》,署名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一般认为,此书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可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殖”(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美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福西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丁韪良同样推崇福西特,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斯密的《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所讨论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

    丁韪良认为,“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曰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丁韪良特地补充解释说,“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所以这里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比如译者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总的来看,富国策可以被看作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书中提到,“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编译者谨慎地叙述西方经济思想和制度,想把它完美地嵌入到传统文化中去。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一下子引发了其他一些传教士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思德《富国策》。

    虽然《富国策》一书在中国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但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坚持根本,坚持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经历的现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以郑观应为例,他有三部公认的代表作,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救时揭要》(1862年),《易言》(1880年)和《盛世危言》(1894年)。这三部书关切的问题从现实问题(如澳门贩卖猪仔)转移到盐务、开矿、治河等传统经济范畴,再转移到国债、商务、银行等现代经济学范畴,表明郑观应对西方经济学的逐步接受,但他的主旨终究是“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王韬的出发点亦与他类似,王韬曾说,“中国,天下之总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即使西方经济学有值得借鉴之处,那我们也要记得“天下之道,一而已矣,夫岂有二哉!”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不再横加指责。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

    另一位传统学者陈炽对此说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主要阐发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他所续的不是法思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不能接受西方的经济理论,却必须关注经济问题,故而“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同样批评了陈炽,他称陈著“纰缪层出,开卷即见”。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万国公报》崛起,更多的经济学知识得到传播,这时的知识传播质量已经大有提高了。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