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对此,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11世纪,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于成立。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现。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钱文源等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作斗争。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197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文章来源: 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