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考中的留学生来到颐和园后,一是紧张,二是新奇。那些在国外留学时早已剪掉辫子者,只好买一条假辫子伪装,时刻担心露馅;那些戴眼镜的留学生,又必须将眼镜摘掉,因为慈禧太后讨厌眼镜,这些没有了眼镜的青年又担心无法看到太后和皇帝的尊颜,拼命往前挤。

    ●晚清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利用科举考试的手段,将留学生纳入了其封建官僚体系当中,客观上强化了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限制了留学生才能的自由发挥和民主观念的传播,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振兴。唯一可取的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

    随着洋务运动时期200多名官费欧美留学生的派出,出国留学成为晚清青年学子一种新的追求。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进一步迫使大批青年负笈海外,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学热潮。这些留学生知识结构新颖,思想活跃,热情高,创新意识强,是难得的宝贵人才。清政府非常希望利用他们的才能来巩固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又特别惧怕他们的新思想、新观点影响社会大众,客观上帮助了孙中山等反清革命党人。诚如亲历其境的颜惠庆所言:“政府一面很想利用我等所受的现代教育,和所具有的新知识为国家服务,同时又怕我们变为革命分子,推翻满清,心里至为矛盾。”(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于是,清廷决定采取科举取士的办法,对归国留学生加以考试,再给予功名,授予官职,既使这些有为青年为其所用,又不至于变为革命党人。1904年,清廷即责令学务大臣制订了归国留学生考试章程8条,其要旨是:今后每年举行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在学务处,按学科门类考试,第二场在保和殿,以经史命题,“观其学识,以宗旨纯正,文笔明畅为合格”。(《东方杂志》1905年第3期)考试分一二三等,即最优、优、中等三级,分别赐予进士、举人、拔贡等出身,再分配官职。1905年清政府举行了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由于信息不畅,知之者有限,只有部分留日生参加了考试,金邦平等14人考中,分别按考试成绩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分配了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知县等官职。在升官发财最受人推崇的年代里,自然使考中的那些留学生洋洋得意,乐不可支。有一首北京竹枝词讲:“各国归来留学生,一经朝考上蓬瀛。可怜不及格人在,如要某差须自行。”(《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1906年举行第二次留学生考试,参考人数大增,许多欧美留学生也踊跃报名,竞争十分激烈。清廷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官职去送,就出新招儿,将奖励出身和授予官职分开;即使是奖励出身,也规定了有限的名额。那些以老留学生为主的主考官,如詹天佑、严复、唐绍仪等在评判中往往左右为难,难下决断,有时只能忍痛割爱,好中选优。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对参考者要求颇严。学务处的考试基本用外文答卷,题量亦大。在保和殿的考试则要足足考一整天。天色微明,考生就陆续齐集紫禁城的左角门,每人除带必要的考试用具和午饭外,还手提一个可以折叠的小矮桌,点名过后,即来到铺着藏毯的保和殿,按顺序排开,席地而坐,主考官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发给每人一份,即开始了紧张的答题。直到天黑,主考官催促再三,才惴惴不安地交了卷。这和科举考试的殿试如出一辙。“殿试”合格后,还要拜谒学部尚书、侍郎及主考官,然后约定时间,由学部尚书带领,往颐和园朝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据颜惠庆回忆,这些考中的留学生来到颐和园后,一是紧张,二是新奇。那些在国外留学时早已剪掉辫子者,只好买一条假辫子伪装,时刻担心露馅;那些戴眼镜的留学生,又必须将眼镜摘掉,因为慈禧太后讨厌眼镜,这些没有了眼镜的青年又担心无法看到太后和皇帝的尊颜,拼命往前挤。还要按给予官级的大小,穿上朝服,才小心翼翼地步入宏伟奢华、高高在上的殿堂。太后和皇帝早已威严可惧地端坐在那里,静听这些人高声朗诵自己的姓名、籍贯、年龄、履历、学业等,太后频频点头,并不讲话,高兴时仅稍稍露出一丝微笑。汇报完毕,即行退出。个别胆大者,偷看太后、皇帝一眼,也不过走马观花,一扫而过。实际上,学部官员比这些留学生更紧张,诚如颜惠庆所言:“当时清廷对于回国之留学生颇存猜忌,学部既负引见之责,对于我们所着官服,及进退容止,在至尊之前有无失仪,或竟发生其他意外,不免战战兢兢”。(转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0页)一场提心吊胆的朝见结束后,即按所封官职赴任。颜惠庆当时是被派往外务部做官,后来成为近代著名的外交家。

    1906年的这场归国留学生考试共录取32名,其中最优9名,优等5名,中等18名;最优的9名,除1名留英生外,全是留美生,反映出留美生总体水平较高的客观现实。他们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最大的36岁,大都来自东南沿海,表明这些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要高些。1907到1910年的其他4次归国留学生考试,基本按这样的程式进行,也大体保持这样的分布格局,只是在严格限制授官人数的前提下,录取人数有较大的增加。1911年,清廷已朝不保夕,不得不取消了归国留学生考试。从1905年开始的6次考试,共录取1388人,其中欧美生仅136人,留日生则有1252人。那些洋务运动时期出国归来的老留学生,由于年龄偏大,无法参考,不免牢骚满腹。为此,清廷又于1909年赐予一些知名人士科举出身,如授予詹天佑、魏瀚、李维格、郑清濂、吴仰曾、邝荣光、杨廉臣工科进士;授予严复、辜鸿铭、王邵廉、伍廷芳文科进士;授予张康仁法科进士;授予陈联祥格致科举人;授予李大受、温秉仁、刘冠雄、江起鹏、邝佑昌工科举人。弄得这些人既激动,又伤感,啼笑皆非。严复是农历十二月初七日从《邸钞》上得到这一消息的,当晚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提笔赋诗,其中言道:“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生平献玉常遭刖,此日闻诏本不图。”(《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8页)严复这时已57岁,两鬓斑白,体弱多病,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作为风烛残年的老者,面对前途,踟蹰再三。想当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因为没有科举功名,被世人看不起,严复于是发愤图强,三次考进士,但皆名落孙山;如今老矣,却又送上门来了。可惜晚矣!即使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还是无法逃脱被功名作弄的厄运。

    综合来看,晚清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利用科举考试的手段,将留学生纳入了其封建官僚体系当中,客观上强化了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限制了留学生才能的自由发挥和民主观念的传播,不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振兴。唯一可取的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在法制不健全和多数人法治观念淡薄的中国,相对来讲,只有考试是公平、公正程度最高的好办法,所以应该吸取历史经验,制定一个合理而健全的行之有效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办法,以改变在录用留学生当中的混乱局面。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