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称职的外籍雇员

    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抵御侵略的功能。但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既要侵略中国,又愿意向中国提供军事顾问;清政府则既要发挥外籍雇员作用,又要维护本国主权——这真是个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从两次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琅威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关系的详尽体现。

    琅威理,1843年1月19日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入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1879年,李鸿章委托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访觅顾问时,曾纪泽便推荐说,琅威理新近将送炮船来华,此人“诚实和平,堪以留用”。这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古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他谈到择派兵船熟手,古德也说琅威理明练可靠。11月,琅氏护送四艘“镇”字号舰抵津,李鸿章与他晤谈数次,又看他调阅操演,甚为满意,便当面延聘,月薪白银600两。

    琅威理表示,他来华任职,第一,须有调派弁勇之权;第二,须向英国海军部请假并获允准;第三,中国方面须与英国海军部商妥,将他在华服务年限作为海上服役年资,不能影响他在英国海军中的升迁。李鸿章请曾纪泽与英国海军部洽商,但海军部犹豫不决,一则是不愿其现役军官为中国训练军队;二则琅威理既为中国所聘,应该留职停薪,海上年资亦当暂停计算。此事陷入僵局。直到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及海关官员赫德、金登干等人出面活动,才使事情有了转机。

    1882年秋天,琅威理来中国任职,头衔是副提督衔北洋海军总查(他在英国的军衔是中校),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勤快,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法战争爆发后,琅威理因英政府宣布局外中立而回避去职,请假回国。1886年1月应邀重返中国。此时他已升任英国海军上校,故月薪增至700两。

    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舰队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接触过他的人说:“琅威理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丁汝昌在琅威理第一次辞职后曾说:“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琅亦深得各管驾、弁兵之心,于今尚有去后之思。”他日夜操演,官兵请假离船甚难。在他的作风影响下,无人敢出差错。军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在其任内,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颠峰。

    “撤旗事件”始末

    1886年,琅威理重返中国。在服务合同中,中方要求琅威理承诺在五年内将中国海军的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准,并且必须应允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除非作战对象是英国。对此项条件,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还有不同意见,琅威理与中方的关系也似乎没有中法战争前那么融洽。他认为在中国得不到足够的信任和授权。

    1890年2月,北洋舰队南下避冻。24日,丁汝昌率“致远”等四舰至南海一带操巡,琅威理、林泰曾、刘步蟾督带“定远”、“镇远”等舰在香港维修。3月6日,“定远”管带刘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换升总兵旗,表明自己是舰上的最高长官。琅威理责问:“丁提督离职,有我副职在,为什么撤下提督旗?”刘步蟾答:“按海军惯例应当如此。”琅威理立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问。北洋海军提督旗图形为黄灰黑蓝红五色,角上饰以锚形。而总兵旗为黑、绿、红三色。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3月7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第二号人物,左翼总兵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制四色旗是调和折衷之语。但李的电报,明确表明了北洋海军只有一个提督。6月25日,北洋海军返回威海,丁、琅一同赴津,与李鸿章面谈撤旗事件。李鸿章明确以刘步蟾为是,琅威理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接受了他的请求。

    琅威理回国后,逢人即诉说其在华受辱。8月18日,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电告李鸿章,英国外交部已电驻华公使复查此事,并考虑撤退全体在华英籍人员。薛问“能否转圜?邦交有益”。20日,英国公使华而身向李鸿章询问琅威理辞职缘由。李鸿章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22日,他又致电薛福成,指出“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转达。似与邦交无涉”。

    11月4日,英国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人为北洋海军顾问,以代替琅威理的请求,并召回在旅顺港服务的英国人诺加,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中英之间的海军合作关系进入低潮。

    就英国政府而言,派遣海军顾问,其目的是既想控制中国海军,又要抵制其他国家在华势力的扩展。英国公使威妥玛说,改组中国军队之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一个国家手中。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国家,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1881年10月,赫德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可能任命美国海军提督薛斐尔担任北洋海军的总司令,法国人则在推荐戈威因和努瓦康担任这一最高职,而英国领事馆和公使馆则阻挠他控制中国海军的活动。1882年春,金登干密函英国外交部官员庞斯福德和海军上将凯古柏,要求英政府支持向中国派遣海军顾问的请求。外交部请海军部同意这个要求,海军大臣答复说:“中国如有强大海军,对我们是否有利,尚有疑问。”经过争论,海军部给了琅威理三年假期。赫德对英国政府的拖拉作风很不满意。他抱怨说:为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他已奋斗了25年。假若他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早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中法战争后,赫德更露骨地对金登干说:“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想抓到海军领导权,但我保持海军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海军衙门的成立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中国需要琅威理:那么好的开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务必促他来华!”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现在领导权是在我们手中,但是为了我们两国的利益,特别是为了我国的利益,我们应当继续将它掌握在我们手中。”

    在赫德和金登干的活动下,英国政府对琅威理来华就聘开了绿灯。海军部1885年10月要求琅威理立即动身前往中国,琅威理对通知的“命令”口气感到不快,因为他妻子即将分娩。现在尚无证据证明琅威理本人直接参与了英国政府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计划。琅威理更像是一个固执地注重个人名誉和待遇,同时对于工作也极端负责的职业军人。但以上引文,集中表述了英国政府以及赫德等人企图通过琅威理,对中国海防军以及对中国政府产生更大影响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撤旗事件的处理表明了中国官方的正确立场,在主权问题上决不退让。李鸿章努力保持舰队不受外籍雇员的控制,在必要时不惜采取断然措施,以回答要挟。这一事件也充分表明,外籍雇员同清政府仅仅是雇佣关系,他们没有获得更多权利。

    琅威理离去的后果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此。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向近代化转化的艰难征途上,如何一面进行反控制的斗争,一面又努力汲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始终是一个更为重要又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课题。刘步蟾与琅威理的矛盾,除了指挥权之争外,从某种程度上也曲折反映了北洋海军内部对于严格管理的厌烦情绪。

    事实上,早在1877年第一批进口炮艇来华后,北洋水师官兵已与外国雇员发生过类似冲突。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聘请的外国军官不愿前来,“问其何以不愿,据云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即以‘龙’、‘虎’两船原募各教习,皆以求退,因兵官以下,毫不虚心受教,炮船机器久恐废坏云云”。琅威理个性强脾气躁,他的管理风格使得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刘步蟾、林泰曾等在英国多年,深悉交际和交涉的重要,看琅威理不过是客卿,并不是上级领导。所有闽籍管驾,皆拥护刘、林,是以琅威理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撤旗事件。事实上,确实有理由作此怀疑。自从《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琅威理岂会不知道舰队只有一个提督,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荣誉衔的顾问?如果在1890年2月24日丁汝昌离港到3月5日间,“定远”上依然飘扬着提督旗的话,6日刘步蟾的撤旗举动显然就是故意寻衅发难了。

    尤为糟糕的是,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

    作为对比,日本海军也是英国人一手训练起来的。皇家海军的英格斯上校为日本海军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英格斯本人回忆说,他在日本服役时,日本政府曾封赠他以贵族,使他能有足够的权力和地位,以与日本的高级将领接触。日本海军从英国人的教育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当他们认为有理由独立行走时,欧洲军官便体面地告退。而日本人“坚持走着他们在英国的指导下踏上的道路,他们不仅使舰队保持着英格斯离开时的面貌,而且更趋完善了。”

    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海军重新寻找一位外籍顾问。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琅威理。琅威理此时在英国得封港担任后备舰队指挥官兼“毁灭”号军舰舰长,统率着皇家海军后备队的38艘军舰。他对于邀请他重返中国大摆架子,公开的理由是英国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现役军人身份前往中国,又不愿辞去现任的海军职务。只有在战后当英国政府许可时才可能前往。但私下却提出了中国政府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如必须由皇帝以玺书形式颁给他海军最高职衔等等。他始终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于是赫德指示金登干另外寻找一个海军顾问。金登干推荐前日本海军顾问,现任英国皇家海军炮厂监督的英格斯。有意思的是,他竟是金登干的表兄。

    还在金登干往返于伦敦和得封港之间,为琅威理重返中国进行斡旋交涉的时候,李鸿章已经迫不及待了。11月15日,他任命美国人马格禄为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通过丁汝昌传谕各管驾以下员弁,谨受指挥。马格禄是天津的一艘拖船“金龙”号的船主,并无海军背景。北洋海军的一位洋员评价他说:“彼已过中年,且以沉湎于酒著名。此老迈之耍手殆视此役为莫大之机会而跃赴之无疑,然以斯人当斯任,实为至残酷、至愚蠢之事;对于丁提督,此事尤为残酷。”自他上任后,并未为海军做出什么积极贡献。聘他任职,实是多此一举。

    这又要分析中国人的心理了:李鸿章为什么要给北洋海军找一个并不精通海军的洋顾问呢?是让他来管理,还是仅仅自我安慰一下?

    摘自《龙旗飘扬的舰队》(增订本) 姜鸣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38.00元

    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