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28.00元

    雷颐先生的文集《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同时也是十分有趣的历史故事,海军衙门修铁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海军衙门修铁路?这事儿可真够离谱的!若说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没有建立铁道部,那也不能说必须要由海军衙门来修。毕竟一个海上,一个陆地,风马牛不相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 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呢?书中的第六篇:《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该书说:“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激烈,争论时间也最长。”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其中李鸿章提倡最力,但都遭到一片反对,甚至被视为骇人听闻之论。顽固派认为修铁路有悖“祖宗成法”,火车等机器为“奇技淫巧”,“败坏人心”,学习西方是“以夷变夏”等等。只因十余年后朝廷对外作战中遭遇调兵遣将困难,才不得不重新考虑修铁路的问题。经李鸿章等人的多方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处理。

    然而,修铁路的风波并未因此而平息。1888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将已修建的铁路由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这更激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清廷最后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卢沟桥到汉口)。不久,因沙俄威胁东北,清廷将修建卢汉路的经费(每年二百万两白银)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可是1894年“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部分铁路被迫停建,而这正是中日战争前夜的关键时刻!”

    而当初建立海军遭遇的重重阻力,并不比修铁路要小。书中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深刻感受到英国海军威力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是朝野上下因“师夷”造船有失“天朝”的体制而坚决反对。20年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才开始向西方列强购买军舰,但是却付出极大的代价:白白损失了数十万两白银(见《李鸿章与阿斯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1874年日本侵台的炮声震惊了清政府,使之开始正视海防问题。李鸿章上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强调建立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通过讨论,朝廷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政策。李鸿章随即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中国的战败与清政府对海军缺乏有效和统一的管理有关。事后李鸿章上《设立海军衙门折》,提出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设立海军衙门。可是,有了海军衙门并不能保障能建立强大的海军,因为它权力有限,无奈贪得无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修颐和园挖去大量海军军费,无异于自毁长城。

    该书使我们深切感到,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顽固派的僵化程度以及他们制造的巨大阻力,简直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相形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俄国彼得大帝的锐意改革,都是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这使人不由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的统治集团中却有如此多的顽固脑瓜和奇谈怪论?明明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工业,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朝廷派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被指责为“事鬼”、是“汉奸”;郭氏对英国国情的客观介绍也成为他“卖国”的“罪证”,招来一片辱骂和朝廷的贬斥(《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由此想到曾经轰轰烈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似乎可以从中得到答案。正如顾准所说:“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以往学界对“洋务派”的评价不高,这些偏见正在逐渐被改变。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贵族坚守传统观念,固然与其自身的封闭和保守性有关,但实质上是明哲保身,为了维护个人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与之相比,洋务派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审视中国的处境,以务实的精神学习西方,为富国强兵而造船、修路、创办企业,由此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实属难能可贵。

    该书的头一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讲述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忧虑清王朝的命运。赵烈文认为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预计不出50年即将垮台。书作者说:“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垮台正好四十四年。”其实,因中国历史长期有着王朝周期性更替的规律,这种对王朝兴衰的预测已成为惯常的做法。从书中看,曾、赵的分析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察视角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李鸿章则比他们视野更广,他看出当时最大的威胁是群起寻衅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来说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从而造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虽然他是在论述海防的重要性时说到这些,却是一语道破关键。问题是,当时清政府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社会自身固有的,而更多来自外国列强的入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

    外敌的入侵,不仅影响着民族的存亡,而且在现代化强国的参照下,暴露了清廷腐朽体制的种种弊病。例如决策不务实,多从传统观念出发,算政治账。对修铁路,不是看它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而是问它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正如书中说的,将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还有一点极为致命,那就是决策的非理性和君臣的责权不明和不合理,君主有权却不负任何责任,而臣子无论对或错都难保无虞,最典型的事例是义和团问题。《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这篇说到,清廷最初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于是将主张与外国议和的五位官员处死。可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慈禧太后马上与外国议和,不仅下令剿杀义和团,还“惩办祸首”,杀死主战的官员,多达一百余人。其实真正的祸首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不仅以牺牲无辜者的性命为代价,更严重的是造成决策失误,给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使中国再次遭受外敌的残暴践踏。

    《历史的裂缝》这本书看点很多。例如自由女神保护下的美国,坦克竟然从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驱赶向政府讨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读者自可从中感受到历史的魅力。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