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同儿”学出普通话

    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我从东京去北京留学。去北京之前，我已经在日本学过三年的中文。不过，真正的沟通能力还几乎等于零。刚到北京时，我会问路，做简单的自我介绍，如此而已。

    外国人学中文，北京的环境应该算是最理想，毕竟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话是这么说，在北京话和普通话之间也有一段距离。很多北京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北京话，什么是普通话。他们有首都人的骄傲，往往相信，惟有地道北京话才是纯正的中国话，我一位老师就是一个好例子。

    她年纪很轻，当时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把直发梳成两条辫子，穿着宽松的深蓝色棉裤，她有一副“革命女性”模样。在课堂上，我连一次都没看过她的笑容。

    年轻女孩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有时候反而造成幽默的效果。有一次，她教我们唱一首中文歌，是《大海啊故乡》。那是想家、想妈妈的歌，一班日本学生唱着开始哭出来。我们离乡背井到中国念书，自然是很想家的。然而，那位女老师一点不解人情，一本正经地问：“怎么了，你们都感冒了？”使我们只好苦笑。

    北京女人说话非常好听，我的老师也不例外。女高音加上北京特有的卷舌音，产生令人陶醉的效果。不过，那种口音，学起来实在不容易。

    记得有一天她要教授如何发儿音。她采用的教学方法简单到可怕的地步，是让我们无数次重复地说同一个词儿的，那就是“胡同儿”。

    “胡同儿。”老师又说一次。

    “胡同。”我们又一次失败。

    整个上午，就那样痛苦地过去了。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刚开始教学不久的年轻老师，她恐怕无法明白，对我们来说，卷舌音是多么的难。

    我在大陆总共待了两年，学会中文，主要靠的是看书和在旅途上跟各地中国人的交谈。可是，现在很多人，说我有北京腔，我还是得感谢那位顽固的女老师。从那天起，我一有空就在嘴里试说“胡同儿”，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卷舌音。“胡同儿”一词，其实是源自蒙古语的北京方言，跟其他地方人讲话时用不上。但是，一旦会说了“胡同儿”，什么“饺子儿”、“小孩儿”相对而言容易得很。

    神州畅游

    我在中国大陆念书，拿着奖学金，免费住在留学生宿舍，每逢假期就到处去旅行，真是多么好的日子。从沿海各地开始，到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云南、长江三峡、海南岛……不知道那两年里，我总共跑了几千公里。

    年轻时候，有的是体力和好奇心，再苦的旅程都觉得挺好玩。结果一去往往就是几个星期，来不及回学校上课，难怪校方对我很有意见。不过，至少对当时的我来说，在旅途上能学到的东西比课堂上还要多。也就是说，我虽然旷课，并没有逃学。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走的路最长。首先参加学校为留学生组织的旅游团，从北京去敦煌、乌鲁木齐、吐鲁番。之后，我自己继续走丝绸之路，从吐鲁番坐三天两夜的巴士越过阔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往喀什。接着又回到兰州，再往西到青海格尔木，坐两天的巴士去西藏拉萨，搭飞机经过成都。最后到了上海，迎接从东京飞来旅游的父母、姥姥、弟妹，跟他们一起在苏州、杭州玩了几天。

    在那么长的旅途上，我认识了很多人，也吃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新疆的拉面很有嚼头，中东式面包很香。兰州的牛肉面当时在北京还吃不到，成都的担担面也令人难忘。到了上海当然有小笼包。好像我是真爱吃面的。

    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吃的哈密瓜。我小时候在东京，蜜瓜特别贵。除非有人生病住院以外，身体健康的孩子平时根本没有福气吃蜜瓜。在丝绸之路，蜜瓜非常丰富，而且是既香又甜的哈密瓜。十年前，一个哈密瓜才五毛钱人民币，于是我干脆不吃别的东西了。在沙漠上旅行的几天，每次巴士停在绿洲，我就买一两个哈密瓜拼命吃。

    另一种难忘的味道是海南岛的芒果。芒果也是我小时候只听过而没吃过的东西。所以，第一次到了位于热带的海南岛，我一定要尝一尝。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我从广州先来香港过圣诞节，然后坐船到海口去了。当时海南岛还属于广东省，刚开始对外开放，完全没有旅游饭店之类。

    我的海南之行，目的除了吃芒果之外，便是在全中国最南的鹿回头海滩度假。有些外国人把那里叫做“中国的地中海俱乐部”。

    我是在沙滩上喝着中国制造的白兰地迎接一九八六年元旦的。完全没有灯光，却有满天的星星。耳朵听到的只是波浪的声音。我这辈子，还没有比那一次更浪漫的过年。

    不过，在海南岛，我没吃到芒果。我在沙滩上认识了一群当地小孩，其中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对我这个外国大姐很感兴趣，天天都跟着我。当他知道我对芒果的向往时，很难过似地告诉我：“现在没有芒果。等到五月份，才到处都是芒果呢。”

    第二年的五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敲了我房间的门。他来自海南岛鹿回头，带着个大木箱。我一打开，果然发现了好几十个芒果，是那个男孩为我摘的。

    海南芒果有大的也有小的。我天生小气，把小的送给同学们，把大的留下来自己吃。可是，我后来得知，小芒果才很甜。小气鬼是始终吃亏的。尽管如此，我边想那个沙滩上的男孩边吃海南芒果，还是天下最甜蜜的。

    中文歌曲与我

    我一九八一年四月上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开始学中文了，那是我的第二外语。

    在课堂上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曲，我还记得很清楚，是这样唱的：“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我对中文越学越感兴趣。于是半年之后决定，除了在大学每周两堂的课以外，还要上日中学院的夜校。在那里听到的第一首中文歌曲，则是《游击队之歌》。后来又学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红太阳》。到了第二年，我们开始学歌颂“四个现代化”的《甜蜜的事业》，还有《我的祖国》，另外也唱了《草原情歌》、《康定情歌》等民歌。

    后来去北京留学，当时的流行歌曲有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刚在北京时还没有当地朋友，教我那首歌的是从朝鲜来的留学生。我们在他房间里的金日成肖像下面一起唱“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在留学期间，我每次放假都去外地旅游。在南方沿海城市，当时已经有好多港台歌曲磁带卖。我买了两盒邓丽君的带子回北京，在宿舍里放，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再见我的爱人》《你怎么说》《小城故事》《何日君再来》等，我至今还挺喜欢唱。

    当时，对我挑战最大的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因为嘴巴要动得很快。我也买了她一盒磁带，练习唱《是否》《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等等。

    中国朋友们经常要我唱日文歌曲，如《四季歌》《北国之春》，还有那年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日本电视剧《血疑》（山口百惠主演）的主题歌。

    第二年我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有一个加拿大同学非常喜欢台湾的校园歌曲，那一年我常常跟他合唱《橄榄树》。

    之后离开中国，经过日本，去了加拿大。我又学到了一系列爱国歌曲：《我的中国心》《中华民族颂》《血染的风采》。

    来了香港以后，有一次跟几个日本朋友去卡拉OK，这些人都是要么学普通话，要么学广东话的。很有趣，通过每个人选择的歌曲，我们能知道他们的背景。

    每一首流行歌曲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忽然听到前几年的歌便想起当时的情况，是去卡拉OK的乐趣之一。有一次我听到《明天会更好》，我马上想起一九八五年的圣诞节。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宿舍里，晚上打开收音机要听香港的广播，那一段时间，每个晚上都能听到《明天会更好》。只是这回看卡拉OK字幕才知道，歌词是“慢慢张开你的眼睛”，而不是“妈妈张开你的眼睛”，我十年前曾每个晚上都觉得很奇怪：“妈妈”怎么能张开“你”的眼睛？

    在香港当“美食导游”

    搬到湾仔新房子，忽而发现，街上到处都是车仔面馆。为什么叫“车仔面”？恐怕是过去推小车的摊贩在路边卖的缘故吧。油面、粗面、细面、米粉，由你任选。再加牛腩、猪肠、猪红、鱼丸、牛丸、墨鱼丸、萝卜，味道满不错。

    味道满不错，但绝不是高级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如今香港人都很有钱，为什么偏偏流行车仔面馆？

    “既可选面，又可选菜肉，不亦乐乎？”从日本来的朋友说。

    除了选择的乐趣，吃车仔面也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故意吃廉价的低级食品会刺激人的怀旧情绪，好比是穿上高级爬山装，去梁山远足。能赏到的不仅是眼下的风情，而且是时间旅游的趣味。

    搬来湾仔以后，我几乎天天吃车仔面。有朋自东瀛来，我带他去的第一个地方亦是车仔面馆。

    不过，又过两天，朋友的父母也来香港旅游了。他们以前来过香港，更不用说吃遍了神户中华街，对一般的中国菜早已司空见惯。该带他们去哪里吃饭？

    “我们吃潮州菜，好不好？”朋友想了一会儿，开口说。这确实是好主意。日本有的是广东、上海、四川、北京餐馆，但好像还没有潮州馆子。而且，潮州菜不油腻，用的海鲜也多，其实有点像日本菜。

    昨天晚上，我带日本朋友和他父母去了铜锣湾一家潮州餐馆，按照食家的指示，叫了鹅片、鱼、石榴鸡、菜脯蛋。人家特地来香港一饱口福，当然少不了红烧鱼翅和官燕之类。

    他们一吃鹅片就喜欢得要命。后来上桌的每道菜都令他们满意。当最后吃甜品紫米西米露的时候，先生说“日本也该开潮州餐厅”，夫人说“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长寿真是福气”。

    包括半打啤酒和一瓶绍兴酒，一晚的开支三千多块港币。不过，已经退休的老夫妻，要珍惜的看来不是金钱，而是时间。既然来了香港，他们要住望海的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也要吃最好的。

    反正，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成功地完成了做导游的任务。父母高兴，朋友也高兴了，我自然也很高兴了。剩下来的两天，他们要重访山顶、浅水湾、赤柱，晚上去文化中心听香港交响乐团的演奏会。走之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已订于文华酒店顶楼的中餐厅。这恐怕是香港旅游的一种王道吧。

    摘自《樱花寓言》[日]新井一二三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22.00元

    文章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