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法国启蒙思想代表人物伏尔泰曾这么说。17世纪前后,中国趣味流行于欧洲。经历了千年流变,中西文化的流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学者大都重点关注“西学东渐”,却忽视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即对“中学西渐”的研究。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认为,中国文化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主流文化的大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而由其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历时五年策划、新近出版的《中学西渐》丛书(第一辑),对在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中有重大贡献的西方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这与该社2002年推出的由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交相辉映,被人誉为里程碑式著作。对中国而言,目前尤其缺少中学西渐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汉学家在东学西渐中,起了多大作用?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

    受访者:张西平(学者)

    采访者:任志茜(商报记者)

    汉学家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台阶

    □西方的汉学家作为中学西渐的第一个层面,他们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你是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又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多年,对乐黛云的说法如何看呢?

    ■举个例子,李泽厚在1976年完成《批判哲学的批判》,对1980年代拨乱反正后谋求思想解放的中国大陆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中国研究康德最好的学者是齐良冀、郑昕等人。李泽厚先生当时肯定不是中国研究康德的最好专家,但他从康德思想中提取出的“主体性”概念却是一个深刻影响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性概念。反过来理解在西方的汉学家和思想家的作用和关系,是一样的道理。

    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最早始于传教士,再就是汉学家。但让人们接受或者理解,是从思想家和文学家开始的。在西方,汉学家是人们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台阶。在西方学术体系中,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是东方学的一部分。在以研究欧洲文化为主的西方,汉学家的作用是边缘的,但他们的翻译工作,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西方研究中国,起着基础作用。而文化要融入思想的主流,是主流学者发挥作用。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你对这套《中学西渐丛书》的评价如何?还有哪些思想家可以被考虑纳入到这个系列中来?

    ■很多人选择作者是以文笔取胜,看是否会写文章。这套书寻找的作者都是对某个人作了多年学术研究的人,应算是此类图书最近几年最好的。比如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孙小礼的《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好的一本。希望能继续把这个课题做下去。

    有人谈到写了《狄公案》的荷兰人高罗佩,他是汉学家,并非思想家,所以并不能被纳入。

    德国的诗人黑塞也可以收录进来,还有德国戏剧革新运动的领袖布莱希特,他看了梅兰芳的话剧,创造了西方的先锋派,还有如19世纪德国作家歌德。

    过去很多有关于此的作品是东抄西抄,质量大都不高。现在我们开始关注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不能太急。前几年钱林森先生也主编了一套类似的书,总体反映不错。

    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梦幻、蔑视、“和而不同”的对话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曾对媒体说,他1960年代去美国,那里根本没有中国哲学这个概念。1924年,罗素来中国,写了一本《中国问题》,认为《论语》不过是一般的道德常识而已。黑格尔说中国的东西里面有一些道德信条,但是这些信条他们都有,有的说得很简单,不需要翻译出来。他们的观点代表了西方的主流么?你对这个说法作何看?

    ■中西相遇和对话,以及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千年流变之中,有不同的价值观。16~18世纪,中国对欧洲来说是绿洲和梦想之地,19世纪以后,西方逐步强大,中国就被抛弃了。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他认为中国是只有空间,没有时间的国家。当然在这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中,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其中工业革命后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农业社会的看法有正确的方面。但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蔑视是没有道理的,这反映了当时的“欧洲中心主义”。

    当中国重新崛起的时候,西方人注意到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梳理他们对中国认识变化的历史,便从汉学入手。西方知识界、思想界对中国认识的历程,大体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梦幻般的”,虽然有误读,但是平等的,并没有欧洲中心主义一说。到了第二个阶段,19世纪,欧洲对西方以外的文化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如黑格尔、罗素。西方这种观念仍占主流地位,西方无法适应崛起的中国。现在历史又回到了新的起点,双方需要平等相待。再过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位居世界前茅,中国人需要文化自觉精神,欧洲人需要丢掉欧洲中心主义,在平等中进行“和而不同”的对话。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季羡林曾谈到,无论东学西渐,还是西学东渐,均历经科技——文化(价值观)——哲学(社会制度)的历程。他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你是否也赞同这一观念?

    ■我不太同意。文化“和而不同”,既不是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多元文化中“美美共美”的时代。中国文化也需要裂变和重建,仍然需要吸取外来文化优秀的东西。

    对西方,我们也不要冷漠和敌视,要有宽容、大度、平和的心态。目前来说,中国人需要逐步恢复文化自觉,但不要回到文化保守主义中。近百年来,中国不断地抛弃自己的文化,走向现代化。中国日益变成世界强国,但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同时伴随文化崛起和复兴,中国完全用西方文化作为价值核心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清理19世纪以来过度崇洋的思想。

    现在的国学热、于丹热没什么坏处,儿童读读经也很好,这表示着对自己文化的热爱、认同,在西方哪个学生不读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呢?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珍视,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做的,为何在我们这里一做就有问题呢?

    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个不断清理的过程,重建中国文化仍旧是主流,成熟健康气宇昂扬的中国需要建立对自己传统的认同,并进行清醒的梳理。像于丹的书,从学术角度看是有些问题,但,她受欢迎,是满足了人们的需要。有批评也很自然。如伏尔泰所说的“我百分之百地反对你的意见,但我用生命捍卫你的发言”。现代性和宽容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报纸上批评也是正确的,于丹继续讲也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多种声音。

    在多元价值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主流文化的底色,这不容动摇。中华文化是五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古代的文化,经历了百年败落,现在在物质和器物上都赶上来了,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主流价值来说,中国崛起,必须理性地珍视自己的文化,要创造性地转换、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抛却19世纪的悲情和中西对持的二元文化观。

    孔子学院要名副其实

    □针对目前的汉语在国外持续升温,各地开花的孔子学院热,有记者在采访李泽厚时,他说,那是因为外国人想和中国人做生意。你又如何看待这股海外汉学热呢?

    ■为什么在中国英语热呢,从实用性角度来讲,好找工作,倒不见得多热爱该国文化。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了该国语言,会对该国产生好感。汉语热至少标志了中国强大,国盛话语强,国败话语弱。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只是刚刚开始。

    □目前中国有一个“走出去”工程,政府提供“走出去”推荐书目,你对此如何看?你认为政府行为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近百年中国人第一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长期学习别人的文化,要主动介绍自己的文化,并没有经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汉学已经有400年历史,而在日本,汉学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不了解汉学家的工作,重新工作很可笑的。“走出去”和汉学家的工作需要结合起来。

    在运作形式上,英语推广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美国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大国,还是文化大国。向外部世界如何进行文化传播,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孔子学院带有政府色彩,文化的传播、语言的推广还可以以基金会的形式、非政府的形式来做。像歌德学院、法语联盟都做得很好。我们的行政色彩浓厚,表现在各个方面。孔子学院全球布点,平均4天成立一个,从推广来说,成就很大。但速度快了,就会有问题产生。像在泰国,成立了10个孔子学院,这是否必要?而从运作形式、推广内容等多方面都要改进。推广的时候,要考虑如何和文化结合起来,孔子学院要名副其实啊!同时,在运作上也可以考虑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运作;如何把文化推广和国家的政治战略、经济发展战略配合起来做。这些都是新问题。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原为“北外汉学中心”,1996年6月成立,2006年改名。它被作为国家智库,你认为主要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从事学术性工作,比如对海外中国文化作品的翻译。对中国经典到底有多少个译本做调查,这种基础性工作以前完全没有做过。同时建立汉学家网站,翻译最重要的汉学著作。把汉学作为学科,逐步展开推进。除了学术基础性工作,还进行有国别的汉学历史研究,研究汉学和国学的互动,研究各国汉语教学的历史等。北外现在是举全校之力来做,“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已是整个学校的新战略。

    对待海外汉学,不能“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

    □今年3月召开的世界汉学大会,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中外汉学交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你也谈到,我们对汉学的了解还存在着很多盲区,除了资料上的发掘整理,还有哪些议题是目前需要解决的?

    ■这个工作已经开展20年了汉学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需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把握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识,当代的海外中国学也很重要,这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要扎扎实实去做,仅靠开大会是不行的。

    □德国汉学家在会上说,汉学是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国学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研究。是否可以这么轻易下结论?

    ■”汉学“这两个字,不是指中国清代的乾嘉汉学,而是指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汉学和国学,都是以中国文化、历史和现实为对象,但在不同学术体系和不同文化背景中,有很大区别。不能以为中国人是做国学研究,外国人做中国的学问都是小儿科。很长时间里,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汉学家比我们做得好,如敦煌研究。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这是“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当时的中国还在读经,直到1905年废除了科举,中国自己的学问从传统的经史子集转换到现代学术体系,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是与西方汉学分不开的。

    总体来看,汉学研究和中国国学的研究是互动的,汉学研究促进中国的国学研究;汉学研究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知识是世界性的知识。我们研究自己的学问不仅局限在中文文献和国内的学术圈子,研究的视野也要扩展到海外汉学。同时,汉学家在和中国学者对话中也要反思和检讨自己的研究,他们不能无视中国学术本身的存在。例如,今年学术界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批评,是正常的学术氛围。全球化时代,中国自己的学问也在全球传播、研究着,这就是汉学、中国学,我们应该了解这样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通过和域外汉学、中国学的互动,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在对待海外汉学上“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不对的。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海外汉学史、中国基督教史。）

    文章来源: 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