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圣彼得堡,我就有种异样的亲切感。这并不是由于我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家写的圣彼得堡的故事——我的“心灵”还不止一次在果戈理笔下的涅瓦大街上散步呢!我对它的亲切感,来自上个世纪这里的一些人,他们对我的城市特有的杨柳青年画痴迷如狂。因此,圣彼得堡所珍藏的杨柳青年画,数量之巨,品质之精,天下无双。

    在我访俄之前,南开大学的俄语教授阎国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译作。我接过一看,竟是从沙俄到前苏联时代圣彼得堡著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的《1907年中国纪行》。这可是国际汉学界一部名作。阿克列谢耶夫用了毕生精力研究民间文化,包括中国木版年画,还专门来到天津杨柳青收集年画呢。这本书就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他那次杨柳青之行的全过程。我手头上早就有这部书的原版,但不通俄语,入书无门。幸好阎教授的译笔流畅又老到,涉及那些古老事物,都译得十分精准。这便使我如同进入时光隧道,与阿克列谢耶夫一同进入上世纪初北方中国以及古镇杨柳青。尽管近十多年来,我年年都要去杨柳青,但进入1907年的杨柳青还是第一次。

    阿克列谢耶夫对中国年画的兴趣,源于一位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这位科马罗夫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到中国东北采集植物。由于他对中国百姓的生活风俗产生浓郁的兴趣,便喜爱上了充满了生活意趣的年画。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年画是最丰富地表现民间生活的。而清代末期又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极盛时代。虽然科马罗夫两次来华并不在过年的时候,但是随便他走进哪一家杂货店都可以买到朴拙而美丽的民间版画。那时东北各地所销售的年画大都来自天津的杨柳青。科马罗夫所收集的三百幅中绝大部分是天津人的手笔。

    一年以后,科马罗夫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的神奇又诱人的民间艺术品。这次展览应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年画展。

    在展览的参观者中,有一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学生被迷住了。他就是阿克列谢耶夫。他决心破译中国年画深邃而神秘的文化内涵。在此后的留学进修中,他从欧洲转入中国。这年(1906年)秋季他到达北京,并且马上开始动手收集中国民间木版年画。转年,他就随同法国汉学家沙畹到北方各省进行实地考察去了。

    沙畹也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敦煌学者。他此行的目的是为研究司马迁而考察汉代的古迹。阿克列谢耶夫的目标则对准中国民间。除去广泛收集民歌、儿歌、唱本、寺庙掌故之外,主要是年画。第一去处自然就是天津杨柳青。

    他们于1907年5月30日乘火车由北京抵天津。在老龙头车站下车,然后租一条船顺着大运河南下,第一站便是阿克列谢耶夫梦思夜想的古镇杨柳青。他们泊船下岸,开始了奇异的“年画之旅”。

    在阿克列谢耶夫笔下,杨柳青真是全世界都少见的文化之乡——画乡!杨柳青满街满镇无比灿烂的年画使这两位汉学家受到很大的震动。他在笔记中写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张灯结彩和披红挂绿的年画。”

    杨柳青镇上一些年画作坊里的画工,对这两位洋人也迷惑不解。看模样分明是洋人,中国话却说得极好,谈论年画时又全是行话。看到这样如花似锦的年画,阿克列谢耶夫感到自己的“胃口大开”,他大量地买画。连沙畹也情不自禁买了许多。当时木版年画极其廉价,一张“贡尖”不过三分钱。当然,现在俄罗斯至少要花几百美元买一幅了。可是已然很难找到卖家了。

    阿克列谢耶夫的收获绝不是在经济上的。在那个时代,一方面西方印刷技术尚未进入中国,中国木版式年画正处在它“最后的辉煌”时代。此时杨柳青年画不仅品种浩繁,而且制作之精美到达顶峰。另一方面年画还处于应用阶段,中国人自己尚没有把年画视为文化。这期间一定失掉得最多。幸亏有阿克列谢耶夫这一些俄罗斯人,他们是从文化角度来对待中国年画的,并且致力于收集与考察。从历史意义上看,他们的行动无异于一种文化抢救。尽管他们并没有这样想,却为我们保护了一笔极为重大和珍贵的文化遗产。否则这段历史便是一段空白。据统计,单是阿克列谢耶夫收藏的中国年画就有4000幅,其中有大量的绝版作品,现在全都保存在冬宫博物馆里。这批年画是天津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无法相比的!

    阿克列谢耶夫的贡献不止于收集与珍藏。他在收集的同时,对这些年画的内容与含义,以及使用规范做了大量的记述。由于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大多是文盲,民间艺术的特征之一是利用形象名称的谐音而寓意其中。阿克列谢耶夫买画时,每有不明之处,都要向坊间的民间画工请教画中的“含意”。然后他把这些“含意”记在纸条上,贴在年画的右边,以防忘记。比如一幅编号为549号的年画。画上画着一只仙鹤,头上飞舞着三只蜜蜂。仙鹤红顶,象征官品,取其“品”字;蜂封同音,取意其“封”字。三只蜜蜂,谓之“联封”,合在一起,便是“一品联封”。如果不是阿克列谢耶夫记下来,恐怕我们中国人现在都很难猜到了。

    这样有价值的记载在阿克列谢耶夫的笔记与日记中比比皆是。

    阿克列谢耶夫在《1907中国纪行》中记着他在一家小旅店看到火炉旁贴着一幅性内容的画。他问为什么这么做?旅店的伙计告诉他:天(阳)地(阴)之交则下雨,雨可灭火,此画贴在炉边,意在避火。我想,这应该就是杨柳青年画中的《避火图》了。我过去只知道《避火图》是用于对新婚男女性教育的,大多是手卷式的。这种画不能公开展示,卖画者只能把它放在隐蔽处(如门后)。现在才知道《避火图》还有单张的,并且可以公开张贴,以辟火除灾。

    阿克列谢耶夫于1912年回圣彼得堡后,对这批年画进行深入研究,写了许多著作,这些都是最早的关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论文。其间(1910年),他还跑回圣彼得堡,把收集到的年画挂在国家地理学会大厅里请大家观摩。应该说最早的中国年画展览都是在俄罗斯进行的。这些年在我们文坛艺坛大闹着“走向世界”时,却不知老祖宗们所画的画儿早就堂而皇之地挂在海外了。

    由于这些背景原因,去看这批珍藏于一百年前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就成了我圣彼得堡之行的一个渴望。

    在莫斯科期间,俄国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来旅店看我。我们已有20年的交情。他在80年代翻译过我不少的小说。现在他是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河北梆子和民间年画。而且正在做一件很浩大的事,即编写“俄藏中国民间年画总目”。我对他笑道:“你这件事可以列入我们的‘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了。”

    他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圣彼得堡的俄国地理学会邀请我去看他们收藏的中国年画,总共有三百幅左右。就是科马罗夫在1896年和1897年在东北收集的,也正是这批画使得阿克列谢耶夫与中国民间年画终生结缘。李福清说,这批画中有20幅是苏州桃花坞的,其余全出自天津的杨柳青。李福清是中国民间年画的行家,他也像阿克列谢耶夫一样到杨柳青作过考察,并参观过现今惟一保存的年画作坊——霍氏家族的玉成号。

    于是,我随同译员在圣彼得堡穿街入巷,去寻找俄国地理学会,这也是寻找我津门先人一笔罕世奇珍的百年遗物。

    圣彼得堡是谢绝高楼大厦的。俄罗斯人都有着强烈的历史精神,他们的城市历史的气息浓厚而深郁。当我穿过一条狭窄、弯曲、铺着石板的小街时,发现地上古老的石板竟被日复一日的车轮轧出许多辙痕。这是历史的年轮还是时间的足迹?我走过一道铁栏小桥,桥上站着一个女子,裹着一条黑色的披肩,这不是《白痴》中的娜斯塔西娜吧?

    我终于在一条满是阴影的横街上找到俄国地理学会。一座很古老又很美的房子,门上不仅有最早的铜质门牌,还有前苏联时代的国徽。一位修长而优雅的中年女子在等我们。她叫丽尼,是地理学会档案部主任。她长长的脖子,矜持的微笑,使我想起别留洛夫的《女骑手》。在她引着我沿着宽敞又高耸的楼梯拾阶而上的时候,我脑袋里幻想着一百年前这里举行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展览的情景。就是这里,与我的家乡天津有着神秘又悠长的联系。一条比金子还贵重的文化的线,直到今天还把我牵引而来。

    丽尼把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好。年画就放在一张巨型的桌子上。我几乎把背包一放,就扑向年画。在我掀开这些画时,仍是惊讶,我这些“老乡”怎么会呆在这里?

    我边看,边记录,边做初步的研究。

    我这次所看的年画共248幅。据丽尼说,还有一些年画残损较重,没有拿出来。她说,这些年画有232幅是杨柳青的,16幅是桃花坞的。经我初步确认,在被他们认定为杨柳青的那部分中,约有10幅左右应属山东的杨家埠年画。如《九九消寒图》、《九凤朝阳》、《催生娃娃》等。杨家埠年画构图饱满,风格粗犷,一概套版,不用手绘,一望便知是山东潍县杨家埠村的作品。由此可见,在清代晚期杨家埠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的销售区域都覆盖了东北。

    这批年画中,有几张“灶王图”的“廿四节气表”所标着的年代为光绪廿三年和光绪廿四年;光绪廿三年是1897年,光绪廿四年是1898年,由于每年的年画都是在年前销售,故而可以认定它们都是1896年和1897年的产品。于是从这批年画可以直接看到1896年至1897年杨柳青年画的各种状况,研究价值颇高。

    我将杨柳青、桃花坞和杨家埠三地年画做了比较。桃花坞年画已然褪色,杨家埠年画的颜色尚好;但在杨柳青年画的比较之下,全都黯然失色。杨柳青年画的颜色艳丽五彩,历经百年,犹然如新,令人惊叹不已。关于杨柳青年画的颜料,李福清已做研究,但尚未进入我们自己的研究视野。

    这批年画最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大量我国早已绝迹的作品。年画是消费性和节令性很强的民间饰品。年画是年年都要更换的,很难保存,也无人保存。故而这批年画中不少作品都成了孤品和绝品。

    从杨柳青年画历史来看,1897年左右应是历史的一个顶点。直到阿克列谢耶夫1907年考察杨柳青时,当时杨柳青的画工还有6000人,每年生产2000种,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不可思议的!而科马罗夫收藏的这批年画中,画面鲜活,人物繁多,细节充盈,色彩华美,往往画上还有数百字的题跋。这些都是鼎盛时代艺术上登峰造极的表现。其中《倭酋唾手得台北 刘义愤怒缚华山》、《天津地道火轮车》、《台湾军船图》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真,而且全为孤本,其价值无可估量。还有一幅彩色《天津图》,将19世纪末天津的城市面貌,街区布局,要址分布都画得历历在目,又具观赏性,足以显示当时天津在中国城中佼佼者的位置。尤其在天津城市六百年纪念将临之际,更显出它无可替代的光彩。

    当然,此行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与俄国地理学会协定合作出版这批年画。因为我看到,这批年画也应列入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范畴。特别是这笔遗产不在国内。惟有用合作出版方式,才能为我们所拥有,也能为国人享用。

    我将此事告知在莫斯科的李福清。李福清由于肾内有瘤,住院手术。我回国后,他用电子邮件告诉我,能够协定出版这批年画使他振奋不已。他还说,住院期间他读了一本关于河北武强年画传说的书籍,受益良多。并问我有无关于杨柳青年画传说的书,他很想读一读。这叫我很感动!

    我想,为什么从搜集到研究杨柳青年画的人总是俄国人呢?我们除去老一辈的专家王树村之外,还有几人?津门历史上积淀了那么丰厚的财富,单是民间文化,重如银山金山,谁来动手清理、挖掘、研究其深在的意义?对待文化遗产,顶要紧的是,一无功利之心,二有责任之感。当然还得是性情中人。可是人在哪里?

    我刚刚把一本有关杨柳青年画的书邮寄给了李福清。真可谓此时国中无人,不妨暂借洋人。

    原载：今晚报

    转自: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2-08/13/content_74309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