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里斯本一个早春的早晨,一个外国人,从此永远告别了自已的家乡和亲人, 为了宗教的目的从欧洲来到中国,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却并不是宗教的东西。这个独立特行的文化越境者至今仍被人们不断提起和品头论足。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作为埋骨北京并由皇帝钦赐墓园的世界公民,利玛窦的名字对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对他的事迹了解的并不多,对他在中西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有不少争议。本文仅从利玛窦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这引起了他和他的同事怎样的思考,以及如何评价他们在中西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等作一点探讨。

    利玛窦的中国观

    利玛窦(1552-1610),原名玛提欧·利奇(MatteoRicci),意大利人,教皇麾下耶稣会士,年青时受业于正在进行文艺复兴的罗马学院。他在这里不仅掌握了拉丁文,希腊语和葡萄牙语,而且接受了人文主义传统和当时新进的科学知识。"为了弘扬上帝的荣光," 1578年,二十六岁的利玛窦,受耶稣会和葡萄牙国王的派遣,一行十四人绕道刚刚发现的好望角航线,横渡印度洋,乘帆船来到了亚洲。1581年利玛窦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澳门,1583年进入广东肇庆,不久便被任命为人数不多的来华传教士的领导者。利玛窦作为第一个深入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作为第一个把西方文化真正带到中国的"洋鬼子",他开始时较多感受的是中国人敌视外人,愚昧落后的一面。经过了明代两百多年的自我封锁,中国人完全不知道世界的变化有多大,他们还保存着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的心态:"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他们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水平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官方和士大夫特别害怕利用教派煽动民变,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任何交往若干世纪之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但利玛窦也承认,中国人的这种排外,是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加深的:那就是和少数几个传教士同时到来的是大批西方商人,他们和腐败的中国官员勾结,在贸易中损害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大国,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后来利玛窦才逐步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是温文有礼的。他们主张,做事情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仅要注意自己的感受,也要注意别人的感受:"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中国人中也有一些品德高尚、勤奋好学、对外人十分友好的,他们不仅经常给这些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以物质上的帮助,而且热情地和他们探讨信仰问题,替他们出谋划策。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人,"首先,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钦佩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并乐于和这样的人交往。他们特别欢迎那些尊重他们的文化,愿意学习他们文化的外国友人。开始利玛窦和他的两位前驱者罗明坚、范礼安一样,从西方中心论出发,认为中国人没有哲学,充其量只有一些伦理的箴言,完全没有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可是随着他们了解到更多情况,他们的想法有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不仅有孔夫子,而且有着从孔孟到王阳明的系统的哲学,这种哲学在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的脑海中,都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和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西方人认为,有一个上帝,是他创造了世界,并掌管着世界,他派他的儿子耶稣来救赎世人,使他们脱离罪孽,走向幸福的彼岸。中国人则认为,有一个天〔帝〕,他虽然没有创造世界,但释放着道或理,王阳明认为每个人从良知出发,李卓吾认为从童心出发,就可以把握它。许多中国人相信,照这种良心所领悟到的道或理去办,就会获得善报,反之,就会获得恶报。"他们的自然哲学家并不比任何人差"。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数学、天文学、医学,甚至机械工艺上都有许多卓越的成就。一向以西方天文学傲居中国之上的利玛窦,在考察南京北极阁的天文仪器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些仪器全部是青铜制造,加工得非常精细,体积虽大,然而很漂亮,我想我在欧洲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仪器。而且,据说这些仪器安放在这里已有两百五十年了,虽然经过了长年的风吹雨打,却完全没有损坏。" 利玛窦等传教士认为,如果西方人在非洲和美洲只是地理大发现,而他们在中国则是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中国人在科学上对西方的落后是很有限的,而且是不难赶上的,对于这个好思考的民族,他们所缺的只是和别的国家的交流。这一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利玛窦等的传教思路。

    利玛窦的价值取向

    按照当时十分忠实于天主教传统的耶稣会的初衷,他们派遣利玛窦等到中国传教的任务和目的十分明确而单纯,那就是要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要用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取代中国人原来的信仰,"让全人类都集合在一个信仰之下",把中国人这些异教徒从永世沉沦中拯救出来。而利玛窦在认识到中国文化是和西方文化异质的伟大文化后,对这一路线进行了大胆修正,人们至少可以认定他作出了两个方面重要的改变:一,为了向中国这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传播西方基督教,为了使中国人不致于把西方人看成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必须首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否则西方传教士就不可能在中国获得尊敬和取得合法地位。为了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传教士们必须首先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言谈举止和中国人完全一样,入乡随俗,以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隔阂和敌视心理;二,不能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更不可能期望用它完全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用儒家的一些观点来解释圣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圣经儒家化,尽可能找到它们的共通之处,"联儒反佛",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才有可能在中国站稳脚根,逐步求得发展。

    为了贯彻他这种价值取向,利玛窦要求,来华的传教士不仅要有很高的宗教素养,而且应有很高的文化和科学素养。耶稣会总部采纳了他的这种建议,当时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可以说个个身怀绝技,如:邓玉函,德国人,继伽利略之后当选为三思科学院(Cesi Academy)的第七位院士,在西方学术地位之高是可想而知的。这位西方卓越的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物理学家,1618年到达北京,他热情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成就,随身带来了刚刚发明的望远镜,他在中国著有《远西奇器图说》《人体图形》等多部著作; 汤若望,德国人,杰出的天文学家,曾长期在明清两朝的中央天文台担负领导工作,功绩卓著,在中国著有 《西洋测日历》《古今交日考》等数十种著作。……

    利玛窦不仅要求其他来华的传教士,都要努力学习汉语,要尊重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吃中国菜,穿中国的儒服,"起居饮食全与华人同",他自己更是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他到达中国后,并没有立即去北京觐见皇上,而是先在中国的南方摸爬滚打了十多年,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熟悉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各种礼仪,"《四书》《五经》皆通其义",还和包括李卓吾、邹元标在内的中国哲学家讨论哲学问题,把自已了变成一个完全中国化的"洋人"。

    他特别指出,不能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教规来刻板地要求中国的教民,而是要使之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尽可能调和起来。西方人崇拜Deus,过去译为上帝,利玛窦接受一个中国教徒的意见,把他巧妙地译成了天主,暗示他和中国人崇拜的天帝是同一个神,基督教并不是外来的,而是中国所固有的。中国人喜欢祀奉祖宗,礼拜孔子,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拜孔子,是景仰其人格;中国人祭祖先,是出于亲爱之义,孝思之念,它们和拜上帝并无矛盾,本质上是一致的, "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他还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和《圣经》加以类比:"儒教的目的是国家之和平安宁及家庭与个人的良好关系,在这方面儒家的主张很好,合于吾主教的原理。"儒教最重要的观点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马太福音第7章笫12节和路加福音第6章笫27节所讲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表述方法不同,前者是从消极方面讲,后者是从积极方面讲。

    1601年,利玛窦一行到达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他不仅以他的博学,精通数学,天文,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精通音乐、绘画等多门艺术,还能修理自鸣钟和各种科学器械,绘制地图,而且以他的通达, 为人随和,谈吐不俗,温文儒雅,征服了满朝文武和王公贵戚,许多当朝名士都乐于和他交朋友,拜他为师,人们称他为"中国的博士"。当他献上把中国放在天下中心的万国图和能按时奏出悦耳声音的自呜钟时,神宗皇帝也龙颜大悦了,称赞他为"活菩萨",下令特许利马窦一行可以在京居住、传教、设馆、授课.,由于他们是有特殊技能和为朝廷服务的人,还可以让他们担任官职和发给俸禄。十多年来围绕利玛窦为首的教会来华使团在中国各地的风风雨雨,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那个两百多年来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居住,更不允许他们和中国人接触的明王朝,终于给予了他们合法传教的地位,来询问教义的人越来越多,各地的教徒也在不断增加。1609年,仅北京就有近五百人,其中包括几十位大臣和贵戚。

    利玛窦模式的意义

    尽管利玛窦在北京取得了出人意外的巨大成功,但利玛窦的传教模式并没有因此而不被人们所诟病。

    批判的声浪首先来自西方教会内部。他们指责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完全背离了基督教,说他"赋予了中国人的迷信以正统的意义","向中国的孔子卑躬屈膝","消灭了属于西方文明的一切,以便仅仅采纳地道中国的东西"。他们认为上帝的光芒无所不在,无坚不摧,中国人不应当有例外,中国皇帝接受西方传教士是由于上帝的感召,而不是由于利玛窦的曲意逢迎、谨小慎微的行动。关于这场争论,历史己经作了结论,那就是1704年,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的成功使罗马教皇克列门十世冲昏了头脑,他下了一道敕令:"支那之基督教信徒不得再行祖先崇拜仪式",也就是说,在华传教士不得再采用利玛窦的传教模式。为了防止有人阳奉阴违,教皇特使次鲁囊专门到北京来监督这道命令的执行。康熙显然不能容忍这种不尊重中国文化及风俗的无理态度,下令将次鲁囊逮捕,停止中国各地基督教的活动,断绝与罗马教廷的一切往来.,只允许少数在宫廷供职的传教士以个人身份继续留在北京。利玛窦等苦心经营近百年所取得的成果一夜间就烟消云散了。

    而对于以利玛窦为首的这批传教士近百年的活动,中国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肯定他们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极为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确是做好中西文化的交流不二人选,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同时熟悉和精通了双方的文化,能够献出毕生精力,同时用双方的语言和文字交谈和写作。

    他们大量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艺术,历史,哲学。他们编纂的十六卷本的《中国科学历史艺术备忘录》,记载了许多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西,对正在迅速发展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他们告诉西方人,中国已有了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无数我们可以吸取的智慧,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绝不仅限于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在数学上,如果说古希腊人的强项是几何学,那末中国人的强项就是代数学。传教士们把李治和秦九韶对各种方程的研究,沈括对无穷大和无穷的研究,以及中国的二进位制介绍到了西方,促成了西方现代代数,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发展;在机械方面,中国人使用水力巳经有几千年了,但中国人主要用来加工谷物,传教士把它传到西方后,立即成了带动机器的动力,中国的簸扬机被改造成了离心机,船尾的木舵被改造成了现代的方向舵。在天文学上,西洋人所设计的浑天仪,天球仪和地球仪,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仪器的改进,它"同中国古时用的六合仪、三辰仪和四游仪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主要的改进是新仪器的设计可以按不同的出地高度进行调整,用起来十分方便"。正当西方人兴高采烈地把哈雷慧星和太阳黑子当作他们十七世纪最重要的发现时,传教士泼下冷水,中国巳有了两三千年的观察纪录!

    当时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莱布尼兹这样的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都向来华传教士讨教,他们相信在中国丰富的文化宝藏中总可以找到一些自已所需要的东西,即使在一些中国看来明显落后的领域,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例如,巳经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方,还向保守的专制中国学习政治,他们认为,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有许多可取之处,体现了公平和公正,他们借此改革当时按门第或党派选拔官员的西方体制,逐步形成了他们的公务员制。

    他们还祭起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的大旗,向欧洲的封建堡垒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他们认为,孟子的"君臣无常位,有德者居之",比"天赋人权"更能有效打击"君权神授"的理论,因为后者只是用一种权利去反对另一种权利,本身是苍白无力的,孟子的话却能使一切君王胆颤心惊:人民之所以要推翻你们,是因为你们丧失了道德,你们已不配作君王。 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一书中说: "即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激进!" 也许由于他们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残酷性和虚伪性了解不够,也许由于他们有意美化远方的和尚,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使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巴夫尔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会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波尔在1697年刊行的名著《历史的批评辞典》中大力推崇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观点,要人们不要为"来世""天堂"多伤脑筋,重要的是把握现在。

    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把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化学、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向中国作了系统的介绍, 特别是在天文学方面,他们比较了中西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找出了中国天文学的不足之处,纠正了运算上的一些错误。他们改革了北京的中央天文台,大大提高了观测的手段,先后有数十位精通此道的传教士在此工作。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少数开明大臣和知识分子,放下大臣的身段,拜利马窦等西方传教士为师,虚心向他们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军火,水利等各方面的知识,参证,修订了中国传统的历法,还写出了总结性的农田水利巨著《农政全书》,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实学转向。

    中国的批评者说,以利玛窦为首的这批西方传教士,当时都属于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因而他们当时带给中国的并不是西方最先进的科学和最先进的世界观,不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他们的宗教或政治动机也并非都是高尚的。笔者认为,对此大可不必吹毛求疵。无论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还是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都比当时中国的天园地方说要先进得多!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这些西方传教士带给中国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某一门科学或某一个学说,而是《几何原本》所代表的"明晰透辟,逻辑严谨"的探究真理的方法。因此,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不应当因他们的宗教或政治动机,或并未带来最先进的科学而受到贬低。可以大胆预言,西方对中国的这种文化交流,如果不在清康熙时代被强行中断,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会被重新改写。

    最后,笔者认为,异质文化交流的利玛窦模式,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现在人类已经跨入二十一世纪,交通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进步,但世界的冲突仍然不断,战火和恐怖主义此起彼伏,甚至有可能导致毁灭人类的世界核子大战。究其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异,而是由于文化的冲突。异质的文化之间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重,一些人用粗暴的方式推行自已的文化霸权,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这必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对抗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也许当代人还应该从利玛窦那里学习,要传播自已的文化,首先要学好对方的文化,对异质文化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讨论和对话,多一点交换和撷取,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和平与安宁。

 

原载：《文景》2007年01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6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