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固然是“浅尝辄止”，对中国思想的认知也很难说是“别具只眼”。但就《杜兰朵》而言，“席勒改编本的中国色彩，自然不深，因为席勒实在不知道多少中国的事情”，但是他在剧中“极力想造成中国的空气，却是非常明白的事实。”总体来看，《杜兰朵》里的中国元素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形式上 的“中国表象”。譬如将有关可以标志中国外在特征的道具放入剧本，如第三个最难的谜底就是铁犁，这显然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具。卡拉夫如此说道：这个很少有人器重的铁器，/中国皇帝每年元旦亲自/拿在手里，向上天表示敬意，/这个工具比刀剑无害，/为虔诚辛勤的人征服大地——/在荒芜凄凉的鞑靼草原上，/只有猎人流连，牧人放牧，/离开草原，踏上繁茂丰腴的土地，/瞅见四外田野青翠碧绿，/千百人烟稠密的城市升起，/为和平的法律默默地庇护，/谁会不尊重这美妙的器具，/这给所有的人创造幸福的——铁犁？

　　应该说这样的谜底选择，还是很有特色的。但还不仅如此，席勒显然刻意要加浓这部剧的“中国形象”，到1804年时又专门做了一个极富中国典型意义的谜语补入，这就是万里长城。陈铨考证说是明明白白根据了穆尔《好逑传》中的注解。但由此可以看出的是，席勒知道自己作为异者书写中国的局限，是努力做到尽可能复原些中国形象的。

　　二是思维上的“中国色彩”。如在数字的使用上，将祭祀牲口所用的数目都从一百改成三百：陛下，祭品已经如数献上，一个不欠，/三百条肥牛献给上天，/三百匹马献给太阳之神，/三百头猪献给太阴之神。不仅如此，还包括“三个谜”的设计，在其《孔夫子的箴言》中则将时间、空间均分三类等。事实上，这一种改革乃是因为席勒看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知道三是中国最平常用的数目，而且往往包含有特别的意义。

　　三是想当然的“中国场景”。谷齐原剧在起誓的时候，用的是“孔子！”而席勒则换成两种：“天！”和“伏羲！”前者固然不对，席勒所选择的“伏羲”其实也是想当然而，或谓“伏羲神王”，或谓“伏羲大帝”，都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总体来看，《杜兰朵》具有非常浓郁的域外风情，除了“尚三”思维让中国读者或许能有所会心之外，恐怕很难让人觉得这真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尤其是席勒刻意营造的“中国意境”，无论是铁犁（长城），还是伏羲，甚至朝堂的对话，行动的臣工，都让人感觉到只不过披了一层中国的外衣而已。但席勒此剧的功绩不在“描述中国”，而在“诗意创造”，因为这样风味的杜兰朵以及中国想象，对我们来说才更有探索的意义。

　　作为艺术家的席勒，始终是在追求“诗意”的实现。譬如对杜兰朵的容貌之美的描写，正是通过作为景仪者的王子卡拉夫之口来表现的：优雅风采恍若天仙！炽烈樱唇温暖如春！/曼妙星眸属于爱神！/拥有她全身的万种风情，不啻飞升天庭！给中国的公主不仅以美丽的容貌，也还有独特的个性。即便生硬蛮横，也有其合理的解释，所以顾彬说得不错，“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此剧的意义，其初衷无非还在“借他人酒杯抒自家衷怀”。实际上，杜兰朵的品格及其象征的女性意义，深深打上了席勒时代的思想烙印：我放眼看去，整个亚洲女人都备受屈辱，/奴隶的枷锁注定了必须忍受，/我要向那倨傲自负的男性，/为受到侮辱的女性报仇，/男人除了一身蛮力与柔弱的/女人相比，并未得天独厚。/上苍赋予我巧思灵感敏锐睿智，/作为武器来捍卫我的自由。/……难道美女必须成为男人的猎物？/她像太阳一样无拘无束，/高悬天庭，美艳绝伦，使普天之下欢欣幸福，/是光明的源泉，万人眼睛的欢乐，/而不是任何男人的婢女和女奴。事实上，席勒塑造的杜兰朵与中国公主杜兰朵关系不是太大，而是“一个为理想而进行殊死搏斗的席勒式悲剧人物”。戏剧的道德教化功能，这一经由莱辛开辟的传统，在席勒处可谓发扬光大。1797年12月29日，席勒在致歌德信中很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并不怀疑，面临如此败坏的时代背景，戏剧确实应当受到保护，具体措施或应是开始戏剧改革，将普遍使用的摹仿自然手法予以扬弃，从而为艺术发展本身创造出空气和阳光。对我来说，则想首先引入象征性手段以为助援，在那些不归属于诗人的纯艺术世界的领域里，即那些无法展现却又必须意会的地方，占据实物的位置。对于诗学领域的象征性概念，我尚未能进行理论说明，但已感觉到其中有深意在。如果这一概念得以运用，其自然结果一定是，……思想更趋缜密，影响越发显著。

　　我们当然注意到，戏剧对于席勒、歌德而言，扮演着极为重要的精神家园与道德教化机构的功用。《杜兰朵》的改编创造，也不能脱离这个背景来理解。席勒笔下的杜兰朵，正是这样一个承载了“诗意诉求”与“思想前卫”双重功能的形象，在美若天仙之外，席勒还赋予她如此浓烈的男女平权思想：他是一个男人，我恨他，非恨不可。/我知道，所有的男人都不忠实，/他们谁也不爱；只爱自己一人，/满腔柔情，一片忠诚，/用于薄情寡义的男性纯属对牛弹琴。——相反，“只有女人懂得真正的爱情的忠贞”（Das　Weib　allein　kennt,wahre　Liebestreue）。

　　从艺术性角度审视，杜兰朵从这样极端的心理，到最后的降贵纡尊，公然示爱，转折太快了，让人看不到其中的内在轨辙。当然，这是席勒戏剧创作中有些普遍存在的弱点，自有其特殊原因。歌德曾经揭示过席勒创作中的弱点与其生活状态的关系：“席勒本来不大喝酒，是个很有节制的人；但是在身体虚弱的时刻，也不得不借喝酒来提精神。这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作品也有害。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在席勒作品中所挑出的毛病，我认为都来源于此。凡是他们认为不妥的段落，我可以称之为病态的段落，因为席勒在写出那些段落时适逢体力不济，没有能找到恰当的动力。”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10/08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3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