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務實轉型、合乎時宜的轉型，或許可以用以形容過去四十年以來，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發展：從華人社群傳統到具學術意涵的中國學；從文化歷史倫常研究到90年代以後實用主義導向、國家需求主導的當代中國研究；從文化中國的視角到快速攫取政經中國的迫切────由新加坡本地學者、印尼/馬來西亞華裔學者、存在卻無聲的海外中國籍學者，在斷續中串成的新加坡中國學研究，不顯眼，但也不容忽視。從學科發展的軌跡，觀者亦可在隱約中透視新加坡人與華人身份之間，在文化、族群、政治、經濟各方面，始終糾葛不清的定位。

 

 

新加坡本地的中國研究在90年代以前，是一種海外華人研究。其中一個研究面向著眼於50年代民族意識興起到建國的過程。此時，中國民族主義成功地讓共黨建國之例，深深鼓舞著東南亞民族運動；對於脫離殖民地、獨立建國是有精神上的影響的。另一研究視角則試圖追尋中華文化傳統，藉以在多種族的環境中，界定華人族群身份，傳承族群文化；但同時也尋找馬華、新華的主體性，從海外華人的身份逐漸演進成本土化的議題關懷。此時期的中國研究多的是文化、歷史、族群傳統等的探討。

 

至於對於當代中國，在執政者不允許、不鼓勵、冷戰大環境下，幾無本地學者觸及中國黨政等議題的探討。整體而言，冷戰時期，新加坡的中國認知，是一個共產意識型態掛帥、美國傳遞的冷戰中國形象。對於初建國的新加坡，生存至上。新加坡不若台灣，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較遠，沒有實際、迫切的需求。在此時期，除了如王賡武、廖建裕等極少數學者碰觸到中國研究之外，整個新加坡學界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是零；或者說這是一片知識沙漠。

 

 

冷戰結束，中國逐漸在經濟面吸引新加坡。然而初闖中國市場的代表作───蘇州新區新加坡工業園區，即踢到鐵板。新加坡不解何以已談妥的工業園案，從中央到蘇州市政府等均已背書的開發案，最後仍然有各種旁枝錯節，談妥的方案，實際待落實時，卻紛紛走樣；新加坡深感其對於中國的陌生，與瞭解中國的迫切性。於是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以下簡稱國大）成立東亞研究所，開始大量引進來自各地的中國學者，藉由中國學者出身中國的特殊條件，為新加坡政府提供資訊的解讀，已瞭解中國政府運作、黨政關係、黨務運作等議題。

 

90年代新加坡的中國學就在滿足國家需求的目的下，逐漸發展。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來，這是國家作為主要推動者、設計之下的知識建構。基於實用考量的目的，知識界並無鑽研理論、嘗試建立思考典範這樣的嘗試。而在實用目的下，新加坡分別在四所國立大學，特別是南洋理工與國大，成立了數個研究群(cluster)，每個cluster各有其研究方向，分別針對中國經濟、移民、環境問題、食品衛生、疾病等。也有較綜合性的如設在國大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由台灣或大陸學者協助規劃課程。

 

實用導向的心態亦可見於其研究人力的建立。例如，東亞研究強調其需求為國際化與多元化的人力；也因此，沒有終身職，來自各地的研究人員來來去去。主事者的思維是，如此更能多方延攬各地人力到此；但卻也造成顯示新加坡執政者高高在上，掌控一切，沒有外來人士足以以智囊或智庫角色干預決策。就人力結構看來，雖然有不少學者的研究課題與中國相關，然而屬於中國政治、外交、國防等議題，仍須仰賴中國學者。新加坡本地研究人才仍有斷層，起碼十年之內，不太容易培養起自己的研究人才，特別是針對中國政治外交國防等議題領域。例如，第一位研究中國外交的新加坡學生才正要進入英國的大學博士班就讀。此外，新加坡學生對於前往大陸求學，瞭解中國的意願相當低，因為前途的回報誘因不高。至於在新加坡從事中國研究的中國學者，在新加坡的時間通常不長，來來去去。他們提供政策背景解讀(background report)，但是不做政策建議，也不參與任何決策。與同樣強調國家機器掌控能力的中國大陸相較之下，學者與政界之間的關係在新加坡是更為疏離的。

 

若以散居各地的海外中國學者而言，在新加坡的中國學者多半是較親華的。不同於美國的中國學者群對於中國的態度從敵對到友善，相當分歧，新加坡引進的中國學者對於中國的態度多是友善的。只是他們能發揮的，很有限，無論是對於新加坡政府的決策或新加坡學界的中國研究課題發展。沒有主導性，也沒有太多的影響。

 

 

 

 

新加坡政府看中國，有具文化情感者，也有極端貶抑者。不過政府對於當代中國有其特別強調的一面。從其選擇的中學華語課程必讀書目可看，新加坡主事者列入的必讀書為孫子兵法等而非紅樓夢。其強調的是瞭解中國的權宜思維這個面向，中國思維中現實、計謀的一面。即便學界提出批評，認為如此引導學生認識的中國過於片面，然而政府仍依其意志執行。強調practitioner能力的新加坡政府，向來視學術為象牙塔內的學問，亦不重視學界對於政策的看法。就中國議題的解讀方向，過去以來，也只有王賡武是少數能得到新加坡政府重視的對象。然而王賡武有其背景，其與李光耀同時期、共事背景，均是新加坡政府接納其進入決策圈的原因。其雖自東亞研究所退休，但實則仍任該所董事長。接任之楊大利所長是否仍將扮演其類似角色，則難以論斷。

 

新加坡政府的態度，對於此地學界與華人族群的影響甚深。普遍而言，無論是新加坡本地學者或中國學者對於新加坡的中國研究看法都是，破碎的、零星的、不足以歸類的、沒有典範的。對於知識界能發揮的作用多是負面、保留的。反而強調執政者型塑新加坡人的中國印象之影響。至於，新加坡華人受華文或受英文教育的，思維有所不同。過去英語教育者主政，對於華語族群較貶抑，資源分配嚴重被壓抑。新加坡華語族群看中國，在文化母國（原鄉）、新華馬華主體意識、當代中國崛起的多方因素交錯下，是一種尷尬、矛盾、又無法明言的預設情感。看待中國，也一直在insider到outsider的身份位置中不斷移轉。實用導向、候鳥式的人力，固然是全球化、多元化吸募人力，但是另一方面是，這樣是否符合新加坡的利益？談到新加坡的未來。一個流動的、全球化的城市國家之國家性何在？當世界和平，沒有立即威脅時，全球化看似豐富，也帶來各地的優秀人才，但是處於亂世時，誰會出來捍衛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能維持多久？

 

 

雖然筆者接觸的新加坡本地學者近乎一致地認為，新加坡沒有中國研究的典範，沒有一個較明顯的軌跡可以描繪新加坡的知識社群，並且對於新加坡有無中國學這樣的學術深度多半抱持著否定的態度，但是從其知識需求性質轉變、需求推動者的角度、知識份子敘述的切入點觀之，其實可以窺得，從情感需求到實用導向，隨著知識推動力的微妙轉變，不同的中國意象，正先後地、重疊地、堆疊呈現在新加坡中國研究的意識中。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經系副教授）

来源：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1.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