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来，海外主流中国学对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繁荣的景象。引起海外学者“中国研究热”的根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及其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可操作性上讲，中国对外开放和信息化的普及也使海外学者能够较为便利地获取相关研究资料——而这在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海外学者只能通过一些公开发行的报纸、官方文件等有限渠道获取信息，更谈不上实地访谈了。
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持一种中派偏右的观点（他们往往标榜自己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中，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当做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来考察，并且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过程，即在市场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政治机制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究竟是西方经典理论出了问题，还是中国道路出了问题？通过双向反思，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解释范式”，以“缝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痕”。
反映在他们的理论偏好上，就是首先以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等为基准来衡量当代中国并得出社会经济结构中某一领域或某一区域的“中国特色”，然后从历史、文化和改革环节等方面找出这种“特色”形成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一种适度修正后的新理论，以增强经典理论对中国的解释力。比如，海外中国学的一些作者在运用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法研究中国问题时发现：市民社会概念无论是从“解释”的角度还是从“建构”的角度，对中国都不适用。黄宗智（Philip C．C．Huang） 认为，市民社会是基于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抽象而来的一个概念，它所预设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与中国自清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并不相符，适用于中国现实的一个更加准确的概念应当是“第三领域”，只有通过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的这种“第三领域”（在当代中国表现为集体经济和“新型”私人企业） 的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特殊性。许惠文（ViVienne Shue）则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蜂窝式”结构，其中每个“蜂窝”都相对自足和独立，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和社会的明显边界；改革开放后，这种“混沌性”并没有多大改变，政府（国家）、企业（市场） 和村庄（社会）构成一种相互依赖和彼此合作的权力格局，而这种格局又反过来排斥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改写。
乔纳森·安格（Jonathan Unger）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理论，即通过建构法团主义团体，一方面对国家领域进行协助，另一方面对社会领域进行协调，最终达成的结果不是像西方那样从国家中分离出市民社会，而是培育出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联结。蔡欣怡（Kellee Tsai）在其《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般推论是私人经济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总是会有政治诉求的，但在中国的私人经济领域始终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有独立诉求的中产阶级。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企业家总是处于分化和疏离的状态，从而不能形成一个“自为”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些企业家通过和各级政府之间的一种自适应作用也能间接地实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玛丽·加格拉尔（Mary Gallagher） 也提出了一个有悖于“常识”的观点，即中国的“例外”——共产党在没有失去政治控制权的情况下逐渐解除了和国有企业工人之间的社会合同，在没有屈从于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实现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外资引进的时机和开放速度的控制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中国正是在对外开放中利用外部自由世界的力量实现了对内部“自由化”的规避。
海外学者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西方一些经典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反思是极为有限的，最终仍然无法抛开西方理论的基本架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无论是“第三领域”或是“社会主义的法团主义”，都是试图在国家—市民社会之间找到一个中介，以达到迂回地培育一种类似市民社会组织的目的。他们对中国特例的“宽容”是建立在中国特例的“暂时性”和未来“回归”的期许之上的。他们的一些言明或未言明的共识就是：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无损于其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不以民主化为前提，但最终还是要导向民主化；民主在中国只是被“延迟”了；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经济改革先于民主化”。海外主流中国学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维度，而是从革命性的断裂、现代性的续写和“普世价值”的实现上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尽管资料翔实、设计精致，却不能得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