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1、寻绎二战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在德国流播的历史进程，进行学术分期并简述各阶段代表人物及学术成果；2、探讨德国学者在接受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流播史中的若干思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德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期，出现了格鲁伯 （Wilhelm Grube,1855～1908）、福兰阁（OttoFranke，1862－1946）、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孔拉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汉学名家。但这一好的势头，却因纳粹发动的二战而阻断，汉学教学和研究全面停滞和倒退。二战以后，德国的汉学研究就像一只东方的凤凰，经过一番战火的洗浴后，开始苏醒和重建。到了七十年代末，在中德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终于精力内充、展翅高飞。
一、二战后汉学在德国流播的学术分期及代表人物
二战后德国的汉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恢复重建期；1972年中德建交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发展兴盛期；九十年代德国经济的低迷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后为转向期或历史回归期。
1、恢复重建期（1945——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945年4月30日，盟军攻克柏林。战败后的德国一片焦土，许多汉学图书馆遭到相当大的毁坏，其中包括法兰克福的中国研究院、莱比锡、哥廷根等大学著名的汉学图书馆。德国境内的大学汉学系只剩下汉堡大学一家还在苦苦支撑，但在战争中也备受摧残。战争造成的最大伤害是国内的汉学家丧失殆尽：或是受纳粹迫害被迫流亡国外，留在国内的在战后又被当成与纳粹合作而受到清洗，战后东西德分裂和对立也使德国汉学研究雪上加霜，再加上12年间的老死和得不到后续补充，使德国汉学研究人员空前匮乏。1960年，德意志研究协会在《东方学状况专题报告》中指出：“西德各大学重新开办的几年以来，（研究工作）一直为战争造成的科研後备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坏的专业和大学图书馆所困扰”。[1]而且“这种缺乏，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2]，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1933年前持平。研究人员的匮乏使一些汉学研究活动难以为继，如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于1898年创办的《东方语言学院通讯》，是“惟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研究中国专业杂誌” ，即因缺乏学术力量而停刊[3]。
二战以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简称东德和西德），两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皆开始恢复和重建，但演进历程却各不相同。
民主德国和新中国皆于1949年立国，又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当时两国学术交往相当频繁，中国学者应聘去东德传播汉学，北京大学也接纳了许多东德留学生，如后来成为东德著名汉学家的梅薏华（Eva Mǖller）、费路（Roland Felber）、贾腾（Klaus Kaden）、蒂洛（Thomas Thilo）、穆海南（Reiner Mueller）、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进入意识形态冷战期，中国与东德的关系也急转直下，此时整个东德的汉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一些汉学家放弃了汉学研究，如二战以前就很著名的汉学家魏勒和韦德玛耶。汉学著作此时也不能出版，如梅薏华在北京大学留学时曾将老舍的话剧《茶馆》译成了德文，六十年代回国后由于两国关系紧张而不准出版，稿本也被捣成纸浆。划分到东德的设有汉学专业的莱比锡大学东方学系，是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莱比锡学派的发源地，此时该系也被撤销，改为东亚研究所，汉学资料和设备也因此丧失殆尽，直到两德统一后的第四年1993年，才重新设立汉学系，其间汉学教学和研究中断了三十年。据德国学者坎鹏（Thomas Kampen）的统计：从1945年两德分治到1989年两德统一的45年间，东德学者出版的汉学方面著作为240多册,只相当于西德波鸿大学一个专业刊物或一个北威州的汉学出版物数量。[4]八十年代后,中国和东德关系解冻,汉学教学开始复苏，但随着1989年的两德统一，东德汉学家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们不被西方世界信任,许多人因此找不到工作。
相比之下，联邦德国境内的大学汉学系的战后恢复起伏波动较少，起步也较快：二战结束后第二年，慕尼黑大学恢复了汉学专业，不久又正式恢复中国文化系。紧接着哥廷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也分别在1953、1956、1962年恢复了汉学系。60年代中期以后，西德经济开始起飞，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德又有一批大学新设立了汉学系，如波恩大学（1954）、马堡大学（1957）、科隆大学（1960）海德堡大学（1962）、明斯特大学（1962）、维尔茨堡大学（1965）、鲁尔大学（1965）、和埃尔兰根大学（1967）等。战后唯一保留下来的汉堡大学汉学系和最早恢复的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在1953年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其中就有葛林（Tilemann Grimm,1922-）、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6）和德博（Günther Debon，1921－）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战后德国汉学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二战后西德汉学研究的迅速恢复和重建，与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当时这批汉学领军人物的号召力与出色的学术活动关系极大。福格伯是德国汉学慕尼黑学派的掌门人，他在慕尼黑大学东亚系主任任上任职多年，积极推动成立学术团体，编辑汉学杂志，开展学术活动，努力将战后德国为数不多的汉学家力量凝聚起来。他还努力打开德国汉学界与英美汉学界交往的大门，使战后德国汉学界摆脱了被孤立的处境，这些都为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恢复创造了学术声誉和做好了人才准备，也使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成为战后德国的又一个汉学研究重镇。福格伯的涉猎面非常广，著述丰厚，出版了24本专著，涉及宋辽金元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化史、中国美术史和边疆民族交往史诸多方面。傅吾康是德国汉学三大学派之一汉堡学派的创立者，是德国汉学界泰斗福兰阁之子，夫人胡隽吟又是位南开大学毕业的中国女性，所以傅吾康一生与中国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他从1950年起出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直至1977年退休，一生积极推动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张德国所有大学都应设立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甚至说“一个大学没有汉学系，还叫什么大学”！傅吾康的研究重点是明清史，旁及中国近现代史，其代表作《明代史籍汇考》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献和西文资料，是西方公认的治明史重要著作。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和吉姆分别是这个时段屈指可数的蒙古族和满族文学研究专家，霍夫曼（Alfred Ho[FS:Page]ffmann,1922-）则是当时德国为数不多的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之一，霍布理（Alfred Hoffmann,1922-）的宋代诗词研究，洪德豪森（Vinzenz Hundhausen，1878–1955）的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在这个时段也都较为突出。海西希主要贡献是对蒙古文学英雄史诗如《格萨尔王》、《水晶念珠》的研究，使这个几乎没有学者关注的领域开始受到重视，为蒙古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进而为创立传统语文学研究学派奠定了基础。他在这方面论著有：《<水晶念珠>，文学史研究》（1946）、《水晶鉴》（1961）、《蒙古人的英雄传说、下地狱传说和流浪汉故事》（1962）、《蒙古的民间童话》（1963）、《西藏和蒙古的文学界》（1967）、2卷本《蒙古文学史》（1972）等。吉姆（Gimm,Martin 1930–）汉名嵇穆，是著名的满文和古典文学专家。主要论著有：《纳兰性德（1655－1685）的词》（1965）、《段安节的<乐府杂录>》（1966）、《唐代宫廷中民间娱乐艺术的上演节目和机构：第一卷：上演节目》（1966），编有《中国元代戏曲》（1978）。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22-）古典文学方面的论著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和宋词选《春花秋月》。这个时段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还有：沃尔弗拉姆·埃伯哈特《17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1948），封·琼·沃克的《红楼梦》评论《一部重要的中国长篇小说》（1958），卫德明的《<天问>浅释》等。
2、发展兴盛期（1972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以后，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转入发展兴盛期，其内在动力有二：一是德国经济的起飞和继之的两德统一，另一是1972年中德建交和继之的中国改革开放。1972年中德建交后，一些年轻的德国汉学家得以到中国深造和访学，有的后来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作出了斐然成就，如后来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的顾彬（Wolfgang Kubin，1945－）、科隆大学汉学系主任的吉姆（Gimm,Martin， 1930–），波鸿大学汉语系主任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2000）、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首任主任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6）、继任主任教授瓦格纳·艾格特（Marion Eggert）、波恩大学教授法伊特（Veit Veronika,1944-）等。
一批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时段涌现出来，其中不乏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如海德堡大学的德博（Günther Debon，1921－），慕尼黑大学的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6） 等。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和波鸿大学的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2000）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
德博是德国中国古典诗学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汉堡大学汉学系战后的第一批汉学博士（1953），曾师从海尼士和福格伯等一代名师，他的博士论文是《史记》中的晁错、冯唐等人物传记研究和翻译，1968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德博的教授资格论文《<沧浪诗话>——中国诗学研究》是德国中国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鲍威尔中文名鲍吾刚，也是汉堡大学汉学系在战后培养出的第一批汉学博士（1953），师从汉学名家福格伯和海尼士，博士论文为《张良和陈平———两位西汉开国政治家》，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有：《<龙图公案>的传统》（1973）、《中国断案传说中的人物形象》（1973），他和福赫伯合译的《百宝箱：两千年的中国短篇小说》多次再版,在西方国家广受欢迎。顾彬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哲学研究。1973年以获波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75年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进修汉语，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顾彬这个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著是《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和《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前者是他的博士论文，尝试是对杜牧诗文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源流作出自己独到的分析[5]；后者是他在1981年完成的教授资格论文，主要讨论中国古典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中国文人对自然观的理解和表达[6]。马汉茂是波鸿大学汉语系主任教授，他在1968年出版的专著《李笠翁戏剧：中国十七世纪戏剧》奠定了他在德国的李渔戏剧理论研究中的学术地位，其后又在台湾成文出版社版《李渔全集》（1970），发表有《李笠翁与<无声戏>》等论文。
这个时段德国学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代表性的论著还有：蒂洛（Thomas Thilo）《诗人白居易早期著作中的农民观》、《虬髯客——唐代传奇选译》，卢茨·比克（Lutz Bieg）《黄庭坚生平和创作》（1974），彼特·莱姆比格勒（Peter Leimbigler）《梅尧臣：文学和政治的尝试解释》（1974），特劳策特尔（Trauzettel, R0if,1930-）《作为通向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步的宋代爱国精神》（1975）、《中国历史中的文学领域》（1980），汉斯·林克（Link，Hans）《<金钱记>——翻译与评述，附有关杂剧来源和文本批评的导论》（1978），帕塔克（Ptak,Roderich1955–）《郑廷玉戏剧》（1979）、《明代戏曲和小说中郑和下西洋的故事》（1986），雷纳德·西蒙（Simon，Rainald） 《论苏轼早期的词》（1985）、卜松山（Karl- Heinz Pohl，1945－）《陶渊明全集》（1985）等。其中东德学者恩斯特·施瓦茨（Emst Schwarz）为其译著《凤凰笛调：中国古典散文》（1973）所写的长达100页的序言——“中国文学简史：散文篇”，详细介绍了中国古典散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是德国学者中第一篇中国古典散文专论。明斯特大学翁格尔（Unger, Uirich，汉名翁格）教授《唐代诗歌形式结构中的格律》是德国汉学中唯一一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的专著。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Rudolf G．Wangner，1941－） 教授的论文《相互结合并列的骈文风格：老子和王弼》（1980）是德国汉学家中唯一从文章学角度研究道家的专论。
3、转型期或历史回归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所谓转向是指汉学研究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为主的研究型汉学，又一次转向以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为主的实用型汉学，似乎是二十世纪[FS:Page]初德国汉学教学和研究倾向的某种回归。这种倾向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后期就已露出苗头。中德建交后，两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加强，德国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大量增加，并出现一些专门介绍中国的杂志，如《新中国》、《中国文学杂志》、《中文教学》、《竹叶》、《龙舟》等。介绍和研究中国的书籍也明显增多：八十年代中期德国每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新书约400种左右。但到1990年，仅乌特·石勒这一家出版社提供的《德文东亚书籍供货目录》中国类书籍就近2000种。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经过十多年达两位数的增长，自身财力和国际辐射力大大增强，中国现代经济改革和文化生态成了世界热门话题和关注中心。这种“中国热”更促使德国需要更多的懂汉语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于是各大学纷纷设立汉学系。德国现有113所综合性大学，其中约有近30所大学设有汉语专业或汉学系。已有的汉学系也大都对自己的专业方向重新定位，重新编排专业课程设置，转向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等实用类型教学和研究为主，如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在2001年之前,汉学系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等。2001年初,汉学系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方向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重点转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方面来。有的大学汉学系在指导学位论文时则以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为主导，如汉堡大学汉学系学生硕士论文的80%以上均是关于中国现代经济与社会问题。随着专业方向的改变，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课程被称为“汉学一类”，在此之外，又增加当代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和实践，称为“汉学二类”。
从事汉学研究的大学教授的结构成分和专业取向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据有的学者估计：当前的德国汉学界，老一辈汉学家约有三分之一转向近现代中国研究，中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中则超过一半，这批人形成了德国汉学中所谓新一代汉学家[7]。这批新一代的汉学家有三个特征：一是明显年轻化，且大都在中国大陆留过学，有的刚刚从中国毕业回国任教，和中国大陆院校师生还保持着频繁的合作关系，而过去老一辈汉学家大都是到台湾留学或访学；二是他们注重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其它一些现实问题，如中德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以及移民、妇女等问题；三是注重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汉学研究。他们运用中国的人民网内容进行汉语教学，要求学生读懂人民网内的文章，并以网内有关内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注意开发汉语教学计算机软件并直接接收的中国电视节目，运用于听说读写训练。
但德国汉学研究还有另一面，就是面对这种转型，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这种角色置换，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但另一方面又坚持固有的汉学传统，固守自己的研究阵地，发扬既有的学术专长，旧学新知兼而有之，涌现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汉学家，如前面提到的顾彬， 1995年执掌波恩大学汉学系后，也强调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出国，到中国大陆、台湾留学，去实地学习中文并身体力行，于主政当年就率领波恩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代表队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台共同举办的“语言和辩论”国际大赛，培养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和汉语表达能力。系内每隔两个月还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邀请前驻华使节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就本人研究而言，他也开始认真思索汉学研究的未来，检讨德国乃至西方汉学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得失，发表《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之类的论文[8]。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也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了北岛、杨炼、张枣、梁秉均、翟永明等人的诗作，与瓦格纳合作编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批评论文集》，著有《中国妇女与文学论文集》（多人合集）。但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自七、八十年代的专著《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和《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之后，九十年代又有《关于“异”的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专著出版。1996年开始主编一套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部分，已陆续出版。德国当代汉学的另外两位位领军人物——波鸿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2000）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主任教授瓦格纳（Wagner）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时段还涌现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如慕尼黑大学施密特·格林茨尔（Helwig Schmidt-Glintzer，1948－）， 1973年的哲学博士，1979年波恩大学中国学讲师，1981年起为慕尼黑大学教授，除了著有巨著《中国文学史：三千年来中国诗歌、小说以及哲学宗教文学从开始至今的发展情况》（1990）外，中国文学方面的论著还有：《文人学士官员和他们的团体，又题为：中国中世纪的贵族地位人物》（1989），并为《金德勒文学词典，第七卷》、《童话百科全书第2卷》撰写过书稿（1979）。波恩大学教授法伊特（Veit Veronika,1944-）是位蒙古文学专家，曾师从海尼士攻读蒙古学和刘茂才教授攻读古代中国研究， 1989年为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蒙古英雄史诗，第七辑》（1977）、《蒙古人：论述蒙古人历史和文化文集》（合著，1986）、《阿拉坦嘎拉卜汗：内蒙古民间歌手色朗格的英雄史诗》（1989），发表有《蒙古英雄史诗的各种问题》等论文。
这个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代表人物和论著还有：艾格特（Marion Eggert）《袁枚：既独树一帜又合乎大潮的十八世纪诗话理论》，陈月桂（Lang －Tan Goatkoei）《神秘隐士——唐诗类型研究》，克劳斯·哥特海勒（Klaus Gottheiner）《唐诗中的明与暗——论中国抒情诗中分“画”》弗尔克·斯特莱茨（Stratz，Volker）《陆机诗歌的形式结构研究》（1989），波恩大学卜松山（Karl- Heinz Pohl，1945－）《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象外之象——中国美史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莫芝萱佳（Monika Motsch）《管锥锥度杜甫》，维克斯提特（John Timothy Wixted）《元好问文学批评》，克勒普施（Volk Klöpsch）《论<诗人玉屑>》，司马涛（Thomas Zimmer）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和《孽海花》的翻译出版（2001）等。
二、 德国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特征
与其它西方汉学相比，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德国汉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德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取向，一方面受本国政治和经济左右、且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式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坚持和发扬既有特色[FS:Page]和优长
德国汉学从建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而且是由官方推进的，正如德国著名汉学家马茂汉所说的那样：“回顾德国一百多年的汉学历史，在许多情况之下，汉学的兴旺并非得到来自学术或文化方面的动力”，而是“为了帝国的需要”[9]。如德国第一所设有中文专业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建立，就是由当时帝国总理府、教育部、税务部以及财政部从帝国外交和财赋出发，共同建议成立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成立后，除了语言方面的训练之外，更把了解亚洲国家国情、风土作为教学重点，特别是宗教、民俗、地理方面知识，历史方面则以近代史为主，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导向非常明显。到了二十世纪初，汉学研究开始第一次转向，偏重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汉学系”开始建立，同“实用性”汉学分离开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政治功利的摆脱，但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左右，因为当时适逢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需要休养生息，从而反省检讨导致这场动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修正其发展的方向。于是对返璞归真的憧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引起了德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导致汉学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汉学研究的再度转向，则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继之而起的“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汉学中产生一些反对传统汉学的所谓“改革派”。这派主张汉学应当首先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想，而不必再专注于古典汉学或纯粹汉学。这场改革由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率先发起，其它一些大学的汉学系相继跟进，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掀起一股“毛泽东思想热”。这股热情在七十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冷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成了德国汉学家新的关注点。伴随着西德经济起飞和中德外交关系的恢复，两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加强，这就促使德国需要更多的懂汉语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适应这种交流，因而导致德国汉学再度转向：由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转向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现代汉语等实用专业和当代文学，当代时事政治、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成了研究和教学中的热门。
但德国汉学究还有另一面，就是尊重和坚持传统，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汉学家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在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的同时，又坚守固有的汉学传统，继续在自己学术领域内深耕细作，如前面提到的顾彬、马汉茂、瓦格纳等。一些大学的汉学系在适应新变的同时也注意固守和发扬长期形成的研究专长，如特里尔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波恩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斯特大学的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研究，哥廷根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海德堡大学中国古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莱比锡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蒂宾根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汉堡大学的中国史研究等。
德国汉学家和德国大学面对社会转型所作的上述应对，对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大学的办学方向均有借鉴意义。
2、与西方它国汉学界相比,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深受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重视文本，精研细辩，多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问题，总体上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但也因此时常陷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支绌之中
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所谓现代汉学。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不仅在研究对象、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与传统汉学注重考据、注疏、文字学功底相比，现代汉学更注重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一时间如意象论、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新批评等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美国汉学界这种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上的变化随着二战后美国政治经济的扩张，也给欧洲汉学研究带来新的变化。
比起英法意等欧洲学者，德国汉学则偏向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如在文学观念上，重视子集诗文而轻小说。德国学者编撰的一些文学史，重视《诗经》、《楚辞》汉魏诗文以及唐诗的评介，对元明清的戏曲小说则不够重视，或语焉不详，或根本未予提及。如W·肖特的《中国文学概要》，是德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概述，介绍的重点就是《诗经》、汉乐府、曹植和唐诗，元人杂剧则付诸阙如，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等著名的明清小说或轻轻带过，或根本未予提及。格鲁伯的《中国文学史》是德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在介绍宋代文学时只提宋代诗文而不介绍宋词，元明清文学中的戏剧和小说也仅在最后一章简略的介绍一下。其中介绍《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优秀之作不足百字，而且把作品产生的时代十七世纪也错成十八世纪。介绍作者仅一句话：“它的作者是某个叫曹雪芹的人”[10]。O·卡登马克－切奎尔的《中国文学》，也仍然是把重点放在秦汉文学诸如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上，对唐诗也有较多的论述，也同样很少评论中国古典戏曲小说。
在研究方法上也多走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重视文本，精研细辩，多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问题和作出解答、有的学者指出顾彬的教授论文《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了与中国学者极为一致的方法，就是把自然观与整个社会的哲学思想、生产方式、宗教运动、文化形态以及个人意识联系起来，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寻找根据这种社会学式的方法”，“其次，顾彬同样是以大量文学作品来佐证，这也是我们通行的方法”[11]。再如科隆大学的汉学教授吕福克，他从社会学角度这样来评价李白诗歌的思想价值：李白“诗中呈现的精神境界，也正好是新旧世纪更替时，许多读者内心的向往和渴慕。他的诗句如‘别有天地非人间’所传达出来的意念、流露出世纪末的那种深沉不安、悲哀且充满疑虑的时代精神”；“他的诗体现了对悲惨世界的脱离、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嘲弄，以及艺术战胜现实的成就”[12]。其分析角度乃至表达的方式，如果我们不看作者介绍，会以为是一篇中国学者的论文。这批学者强调对文本要反复阅读、细细揣摩，相信中国传统的“诗读百遍，其意自现”之说。顾彬就“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好像用放大镜去读每一个字，文学词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不仅注意每一个词的意义，而且善于发现词句之间的含义，词语的选择和搭配、句型、语气，以及比喻、意象的组织等等，都被他巧妙的联系起来最终见出作品整体的形式”[13]。德国乌培河谷大学由施奈德、霍尔茨和吉恩特等哲学家和魏格曼、默勒等汉学家组成一个研读老子著作小组，定期对老子原著作逐章、逐段乃至逐句逐字的研读，他们认为&ldq[FS:Page]uo;这样研读一遍胜过宣说十遍”。[14]很有点像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组织 “读杜（甫）会” 和名古屋南山大学山本和义组织的“读苏（轼）会”。在德国，《老子》的诸多德译本，从维克多·冯·施特劳斯于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经》德译本，到卫礼贤的著名译本，到较晚的德波恩译本（1961年出版，1972年从新修订），施瓦茨译本（1980）和乌伦布罗克译本（1980）皆依据王弼的《老子注疏》，注重版本，精于严谨考据，走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道路。
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上述特征，是由于勤于思辩的德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仅从西洋文学理论出发，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些文学现象；单用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论证方法，有时也有隔靴搔痒之感。顾彬在《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现状》一文中，对一些欧美学者采用西方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作为评论中国的唯一标准”，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汉学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现象。因为“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方法，中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而只有欧洲也有的特点”，即使承认或肯定这些特点实际上是在肯定自身，就像“一些投出去又飞回原处的飞镖”。[15]于是，他们思考换一种方式，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来研治中国作家作品，用中国传统文学观来解读中国文学。当然，这种特征的出现，与相当一批德国汉学家有着在中国游历、求学或工作的生活经历有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德国汉学家也是西方学者，他们在解析中国古典作家作品时更多的还是西方的文学思想，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用西方经典作为标准做出衡量和判断，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解读中有时会陷入东西碰撞、左右支绌之中。如汉斯·林克、福尔阁、莫芝宜佳等人的专著，格鲁伯、卫礼贤、施密特·格林策等人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存在这类问题：福尔阁的《中国古典戏曲——元代戏剧选》一方面努力从中国戏剧传统来解析元人杂剧，比其它一些汉学家更“中国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不了西方的文艺观，自觉或不自觉的用西方文艺观加以衡量和界定，因而有时就会左右支绌：如他用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划分方法将元人杂剧分为“历史剧、哲学宗教剧和喜剧”三类，不仅分类标准不统一，而且中国传统中的神仙道化剧也无所适从。格鲁伯在其《中国文学史》第十章，也用同样的方法来界定中国戏剧，将其分为“历史剧、市民剧、性格喜剧和魔幻剧”四大类，并用西方诗学观来讨论中国戏剧，认为中国戏剧中同样存在西方诗学意义上的悲剧和喜剧，只是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6]。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同样体现了德国学者重视思想史和忽视词曲戏剧小说的学术特征。
一方面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想从中国正统文学观念出发来解析中国古代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始终无法摆脱西方文学思想和思维方式这个母体，对中国古代作品的肯定或批判的标准不是来自该文学的文化背景而是出自西方。当东西方美学和价值观一致时，解读就会得心应手，但如产生背离或碰撞时，解读上就会左右支绌，产生这种现象的不仅仅是德国汉学家，乃是西方汉学家的共同特征，只是由于德国汉学家更多的受到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更多走的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所以表现的也更突出而已。但无论是得心应手，还是左右支绌，都为中国古典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一种新的思想模式和学术视野，这对开拓中国古典文学新的研究领域，对改变中国学者固定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我想都会有帮助的。
3、中国古典文学对德国的文学创作影响尤为显著，德国文学史许多流派的革命和创新，都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
同世界上其它各国的文学史一样，一部德国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学思想革命史，一部民族艺术发展史。不同的是，德国文学几乎在其每一个文学思潮转换、文学流派产生之际，都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从十三世纪的骑士文学到十七世纪的巴洛克文学，从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狂飚突进运动，到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流派，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或是仰慕借鉴，或是批判切割，往往成为这批文学新变领军人物的革命宣言或创作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九世纪的青年德意志派和毕德迈耶尔派对中国形象的一连串批判否定后，二战以后的德国文学各个流派，无论是流亡作家和“内心流亡”作家，还是西方新戏剧理论创立者布莱希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黒塞和卡内蒂，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又回归认同性接受：他们或是仰慕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或老庄哲学；或是借用中国古典文学题材来批判德国现实政治（这种批判，不同于浪漫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以中国的丑陋来影射普鲁士的丑陋那种同类相比，而是以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和文明来作对比和反衬）；或是学习和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表现手法。如二战期间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入瑞士籍的流亡派作家代表人物黑塞，研读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前后长达六十年，老庄思想和儒家学说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吕氏春秋》、《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等皆是他创作题材的主要源泉，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也是他艺术上的主要借鉴，这反映在他的成名作《彼得·卡门青》，诗歌《献给女歌手婴宁》以及最后两部传世之作《东方朝圣》和《玻璃珠游戏》等一系列作品之中。他的私人藏书室里专门有一个二战期间，这个“中国之角”的藏书给了他慰籍，也使他振作。[17]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卡内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虽比不上黑塞，却也有一定的深度。他特别推崇孔子，认为《论语》“是一个人最古老和最完整的精神画像。人们把它视为一本现代的书。其中不仅包含一切，就是其中缺少的东西也意义重大”。[18]这在他的代表作《迷惘》得到充分的体现。
中国文学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既表现创作上（他的剧作如《赵氏孤儿》、《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干脆就是中国题材），更表现在戏剧理论和表现手法的改革创新上。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戏剧改革家之一，他成功地移植中国戏剧表演上的象征和暗示手法，提出“离间效果”或“陌生化原则”，并据此创立新型的“史诗剧”，在戏剧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剧革命。在他创立的“史诗剧”中曾借用多种中国古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如都不分“幕”，而只有“场”；都有“折子戏”式的相对独立的场次情节； 人物交待往往是“自报家门”式的独白；角色在戏剧中有即性式的评论（往往以丑角来充当）；布景简易，强调写意式，淡化时空的真实感等，这些中国戏剧中的传统手法，让西方观众耳目一新。
4、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