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多为宏观性的探究，忽略了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差异性。20世纪70年代，关注中国各地区的研究趋势逐渐显露并开始成为美国学界主流的研究范式，新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及多民族背景而备受关注。目前，美国学界对新疆问题的研究开始更多地从新疆地区社会的某一层面入手加以细致分析，并力图将这种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整个新疆社会。这种指向促成了一批新疆研究著作的问世，如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清代中期的流放：流配新疆，1758-1820》（Exile in Mid-Qing China: Banishment to Xinjiang, 1758-1820）、米华健（James Millward）的《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和《欧亚十字路口：新疆历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迈克尔·迪隆（Michael Dillon）的《新疆：中国中亚的民族划分、分裂主义和控制》（Xinjiang: Ethnicity, Separatism and Control in Chinese Central Asia）以及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主编的论文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等。概而言之，近年来美国学界对新疆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新趋向。
对新疆空间意义的再评估
以研究中国北部边疆史著称的欧文·Owen Lattimore），曾着重强调长城的边界意义，认为长城这一边界沿线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个兼有草原游牧特性与中国内地特征的社会，并进一步推论指出，内陆亚洲地区与中国相互融合的历史可以按照两种循环模式来加以阐述，即“草原部落的分散与统一的循环模式”以及“中原王朝的整合与崩溃的循环模式”，而这两种模式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彼此相互影响。拉铁摩尔（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一书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拉铁摩尔的解释范式，并认为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汉人之间相互作用模式的崩溃时间较之拉铁摩尔的判断更早。
米华健又将美国学者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更像由各种不同的物质，或由不同概念的地带之间相互联结和渗透而形成的多孔结构的表面，它不是静止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其位置、特征及意义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对新疆社会的探究也要随着这种边疆观念的不断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可以说，新疆在清朝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是一块地域的称谓，而且还是清帝国观念形态在内陆亚洲边疆地域上的一种投射，体现了带有清朝特色的中国观在这一地区确立与巩固的过程。通过对新疆的分析，米华健认为今天的中国观念并非产生于1912年或19世纪末期，而是自清朝中期以来，在逐渐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清帝国的自然与民族特性的大中国思想。
他认为在清朝的大一统局面之下，所谓的嘉峪关只是将清帝国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隔开的一座要塞，并不具有实际的战略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意义，正如祁韵士所体验到的那样——在他在从内地进入新疆的那一刻，心中所具有的不再是流落蛮荒之地的飘离感，而是一种对大清帝国的一片新环境的好奇之心。基于这样的考虑，新疆这一空间就具有了新的类似于美国历史学中的“边疆史”的指针性意义，成为考虑清朝所具有的深厚内陆亚洲因素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在“新清史”框架中考察新疆
随着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中国中心观”思想在美国学界被广泛接受，美国学界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间段选择上开始从近代逐渐往前推移，日益关注“漫长的十八世纪”的相关问题，而这段时间正处于清朝康雍乾三帝在位期间，“大清”图景下特有的族群格局与族群管理政策，不同于元朝以蒙古政治精英为核心的统治态势，而是以满汉政治精英为统治核心。这种状态使人们在探究清朝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清朝本身的“族性”（ethnicity），这种“族性”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并不是全然明晰的，而是在各族群力量博弈中所展现出的总体性特征，因而无法简单地以族群差异问题作为探讨新疆社会问题的基础，而应在满洲皇帝统治下的多族群帝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探究。
新疆是清朝社会大环境的重要部分，清廷的诸多政策在这里得以展开实施，而整个清代新疆的政策变迁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清朝自身的“满族性”在面对新疆这一新环境时所遇到的新挑战，而在应对这种挑战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满族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进而促成了清廷对新疆与对国内其他地区政策一致化的改革尝试，尽管清廷的这种改革尝试并没有使新疆和内地的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但新疆和内地却通过另一种并不明确但却更有力量的方式确立起了联系，这就是新的“中国”观在新疆与内地的同时确立与巩固，当然，这种中国观的核心在当时还依旧是清朝皇室。
为美国的中亚政策提供参考
受冷战后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中国的新疆地区日益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关注，传统上关于西域问题的西欧式纯学理性的“汉学”色彩逐渐淡化，对新疆问题的研究日益具有现实政治性，对近现代新疆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指导美国中亚政策转变的历史智囊。
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的“区域研究”取向不仅是对欧洲式汉学研究传统的一种学理上的扬弃，同时也表现了美国政府在其全球战略上的总体性布局，这一倾向也体现在对中国的新疆地区的研究中。以论文集《新疆：中国的穆斯林边陲》一书为例，其主编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亚洲-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对边疆问题深有研究，且具有深厚的国际比较视野，各篇论文的作者都擅长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部）边疆族群问题研究，目前皆为各大学或研究机构此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其研究成果与思路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关于美国学者对新疆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鲜明地察觉到细密的学理讨论之外所体现的某些特殊方面，中国新疆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近现代国际格局的变迁进一步增加了其复杂性。笔者仅就近期的几本相关著作一简单梳理，并不意味笔者完全赞同这些著作中的结论，相信读者在细致阅读之后自能作出相应判断而各偿所愿。
知彼方能知己，了解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新疆的新视角、对中国新疆的新看法，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处理边疆与民族问题时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与新挑战，并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社会，笔者也期待着看到国内学者新的研究成果，并期待着“新疆问题”不再成为“问题”的那一天。
（作者单位：德国弗莱堡大学）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4日（第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