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始终以欧洲中心观的视角和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的历史。这种趋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发生转变，即出现了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汉族中心观”的研究趋势。
但是，到二十世纪末，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在美国的清史学界开始面临挑战，美国的清史学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辩，导致清史研究出现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趋势。新清史成为美国近年来中国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出现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如欧立德（Mark Elliott）及其《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帝国族群认同》、罗友芝（Evelyn Rawski）及其《最后的帝王：清代皇族社会史》，柯娇艳（Pamela Crossley）及其《历史的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与族群认同》、路康乐（Edward Rhoads）及其《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等。另外，诸如米华健（James Millward）及其《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濮德培（Peter Perdue）及其《中国西进：清朝对欧亚中部的征服》和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的《马背上的朝廷：1680—1785年帝王的巡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等也可以归入新清史研究的范畴中。
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看清朝历史
与传统的清史研究相比，新清史具有如下不同之处：
首先，新清史研究者认为清史不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应该把清朝的历史纳入到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尤其是将之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了解清代都发生了些什么，发生的这些事情又是如何导致了清朝政策的改变，这些政策的效果又怎么样。
其次，新清史研究者企图寻找出清朝取得成功的真正因素。他们反对传统清史研究者主张的满洲人“汉化”的观点，很强调满洲人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内陆亚洲诸民族的统治政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非常强调对满洲人的族群认同和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其中，后者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内陆亚洲地区的历史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对内陆亚洲各地及其居住民族进行研究；二是强调从“非汉人”或“非汉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内陆亚洲人及其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清史。因此，他们往往站在边缘族群（即内陆亚洲民族）的立场，习惯将清朝在内陆亚洲的活动（通过军事行动占领这些地区，然后组织移民尤其是汉族移民移居这些地区）冠之以“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是“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行为。
最后，由于强调对内陆亚洲诸边地及边地民族进行研究，强调从内陆亚洲人的角度看待清史，因此，新清史研究者强调学习汉语以外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满语、蒙古语、藏语和察哈台语，利用这些非汉语写成的原始文献而非翻译文本来研究和讲述历史。
满洲并未完全“汉化”
新清史的出现，是改变传统清史研究领域中以汉族为中心、以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撑的一种趋势。它要回答的问题主要是清朝成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真正原因。
对于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取得的成功，传统的中国史家一向归因于满洲人的不断汉化或是儒化，认为是满洲人主动或被动受到汉人和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如何炳棣先生提出的“儒化”说和争“正统”论。
对此，新清史工作者提出，尽管满洲人一直在适应和吸收汉族的文化，但并未被完全同化或是“汉化”，应当注重清朝统治中的“非汉因素”或是“满洲因素”，即满洲人的特性在其中的作用。他们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以及清朝与居住于这些地区的边地民族的关系的发展。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满洲人在其统治中，融入或是体现出了很多异于汉、儒特性的民族性，而这种特性又最符合这些边地民族的传统，故容易导致其对满洲统治的认同感，清朝方能稳定其在边地的统治。
不可否认，满洲统治者在征服“汉地”前后及对其实施有效统治的过程中，为笼络汉人，必然会在许多方面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汉人的文化传统，对自己的统治理念、统治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但若将此称为“汉化”和“儒化”，并漠视清朝统治中并未消失的“满洲因素”，则有失偏颇。实际上，面对地理位置和居住民族差异很大的“汉地”和“边地”，满洲统治者的统治也显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那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清朝因何能成功地解决边地民族问题？又是如何对这些边地进行经营的呢？
“因地制宜、因俗而治”
与在汉地的统治不同的是，除了武力征服之外，满洲统治者并未在边地实施类似“剃发”这样的抑制政策，也没有过多干扰这些边地固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传统，而是直接允以其独立发展的空间，基本上保留了这些“边地”的文化独立性。清朝通过这种方式，很容易地就获取了这些边地民族对满洲人“正统”统治的认可（当然，就实际情况而言，蒙古、西藏相对成功，新疆的情况则较为不同，或者是不能以“正统”一词予以阐释）。因此，这种认可实质上是双向的。
不可否认，清朝的这种经营理念受到了汉、儒文化的影响，即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经营理念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了其对汉地的统治中，但在边地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因为满洲统治者在其中渗入了更多的“满洲因素”。故对汉地和边地而言，其经营理念体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另外，通过发展与边地民族的关系和实施对边地的有效统治，清朝亦可达到拉拢边地民族抵御汉地、汉人传统及其威胁之意。毕竟，作为非汉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儒家传统中的“华夷观”对满洲人之统治存在很大的消极因素，满洲人实际上也是儒家“华夷观”思想的受害者。故其于“夷”极为关注。所以，他们承认各民族（尤其是满、汉、蒙、维、藏等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行为上的差异，同时刻意地强调了各族间的平等，从而能够在多元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异于汉儒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清朝的统治中心是满洲统治者，而各族的地位在原则上是平等的。
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其《嘉峪关外》中对五族之平等有详细的论述。他所构建的清帝眼中的国家想象相较于费正清的同心圆模式，自有很大进步。米华健通过对《西域同文志》乾隆序言中有关各族语言中“天”这一词的不同说法的引用，精辟地论述了在乾隆的想象中，各族（甚至包括其他像瑶族、苗族那样的群体）地位的理论上的平等，汉人及其文化传统在清朝的内陆亚洲部分都没有特权地位。（James A. Millward, “Conclusian”, Beyond the Pass: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这种民族平等（即使只是理论上的），自然在汉人王朝与清朝的满洲统治者处理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历代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通过朝贡或是和亲（武力对比的劣势所造就）等建立起的“华夷”关系未能成功地解决边地游牧民族的威胁；而满洲统治者则通过与边地民族的亲缘、文化等纽带建立了一种多元的文化关系，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严重困扰历代中原王朝的这一问题。这种在汉族中心观论者眼中的“胡胡”关系应该是清朝成功的重要根基。
因此，研究清朝成功的真正原因，必须明白满洲统治者能够成功建立起这种“胡胡”关系的根本要素。而这绝非单纯的“汉化”或“儒化”所能阐述和解决的。事实上，我们知道，直迄清末，除个别地方外，满洲统治者并未在边地推行儒家教育和儒家的思想。边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未与汉地一体化（包括行政、文化、宗教甚至法律等诸多方面）的特殊地区。应该说，这种特殊性对于清末、民国时期边地的动荡（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外蒙最终独立）应该有直接的关联。就此而言，满洲统治者的这种“胡胡”关系也有其消极失败的方面。
发掘满人的民族特性
在受到各民族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影响的同时，满洲人始终在极力维护和突出自己的特性或是“满洲因素”，最重要的即是对“八旗制度”的维护。尽管随着时势的变化，八旗制度的重要性有所削弱，但绝非入关后已没有什么作用。
对这种“满洲因素”的挖掘、阐述和支撑是新清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绝非汉文史料能为之。当然，过度强调诸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如满、蒙、察哈台和藏文）的作用，也有所欠缺。毕竟文献的作用终究有限。如此，在研究方法、理论上需要有新的突破，譬如应基于文献研究，辅之以田野考察和对口述历史的挖掘，重视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相结合，真正去发掘依然存在于满人中的民族特性。如此，或许能对“汉化”或是“儒化”之论产生更大的冲击。
新清史的出现已经有十余年，它在美国、日本、欧洲和台湾等地的清史研究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目前新清史的发展趋势略显沉寂，亦提出的各种假说亦尚未得到完全的证明，但是它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如今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并使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不过，遗憾的是，对于清史研究中的这一新趋势，国内清史学界了解甚少，对此的回应更少。目前，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译介新清史的文章，对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也正在或已经翻译出版。但是，相比新清史的发展趋势和影响，这种译介活动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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