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本人赴加拿大多伦多参加了美国政治学会2009年年会。该年会是当今全球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界最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年会的召开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恐怖主义威胁升级、甲型H1N1流感爆发以及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上任不久之际，当今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呈现出更强的变动性与复杂性，因此年会的主题被确立为“变动中的政治：当今时代的变化与复杂性”（Politics in Motion：Change and Complexit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此次年会的论坛主席——来自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布鲁斯·詹特森教授（Bruce Jentleson）和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主任西蒙尼·钱伯斯教授（Simone Chambers）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希望与会的学者们能够在这个充满变化和复杂性的当今世界中，既将对政治知识的探索视其为一种学术追求，也能够为应对冲击人们生活的重要挑战献计献策”，可见此次年会的召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并继续沿袭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传统，呼吁现代政治科学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思考和支持。

议题涵盖美国政治学传统领域

    此次年会上所举行的一系列主题演讲和讨论会尤其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在题为“变化和复杂性：进入21世纪的政治科学”的讨论中，来自各国的政治学者们就现有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能否解释和应对更加充满变动性和复杂性的21世纪进行了深度探讨；美国政治学会现任主席、来自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彼特·卡赞斯坦（Perter J. Katzenstein）教授发表了题为“彼岸的人们：对于世界政治的对比性视角”的主旨演讲，提醒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们应当更加从非西方社会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以便为当代政治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元素。

    其它的核心小组的讨论题目包括：《出于偏见的贬损言论究竟应该有多大的自由空间？》，《反击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运动：社会变迁的理论和实践》，《连接纽带：网络、公共行政与政治科学》等，主要的议题还涉及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博客分析，多元研究方法，拉丁美洲政治等，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等美国政治学的五大传统领域。

广泛讨论与中国有关的问题

    作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之一，除了一些一般性的发言和讨论会议之外，本人主要参与和旁听了此次年会中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些研讨小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次年会上直接与中国政治研究相关的主题研讨小组数量并不多，但由于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讨论小组所涉及的议题越来越广泛，海外学者间的学术争论和思想碰撞也日益激烈，吸引到的会议听众也越来越多，即便一些表面上看似与中国研究无关的讨论小组，在讨论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在一场名为“中国农村和城市抗争政治的新视野”的小组研讨中，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学府的学者分别就中国当代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以及市民社会在中国农村抗争运动中的角色、群众赴北京上访的机制与效果、乡镇政府如何处理信访问题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在另一场以“政治信任、满意度与今日中国的政治参与”为主题的讨论中，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爱荷华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们分别就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模式、社会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参与、中国民众对于制度的信任程度以及中国民众的政党制度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

    与此同时，一场专门以问卷设计研究作为主要方法的讨论小组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来自老道明大学、耶鲁大学等学府的学者分别就中国农村社会资本与村民自治质量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的宗教信仰及其政治含义、汶川地震期间政府的媒体管理策略以及中国农村民众的服从及其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等议题，展示了他们运用问卷设计和调研的方法所取得的一手调查数据及其分析结论。

    本人所参与的讨论小组名称为“全球化与中国监管型政府”，并提交了题为“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监管：基于历史-比较的分析”的会议论文。该讨论小组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杨大利主持。该讨论小组成员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正在兴起的中国监管型政府的特征、模式、动力及其约束机制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收到了良好的交流效果。

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新变化

    纵观中国政治研究学者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和讨论，本人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海外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一，从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上看，虽然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学者仍然在关注政治抗争、社会运动、政治参与等传统议题，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所说的以国家—社会范式为中心的第三代研究模式仍然是主流，但可以看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开始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国家建设、政府—市场关系、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等领域，研究议题设置上的多元化倾向开始初露端倪。

    第二，从研究结论来看，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结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地一边倒，即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体制贬大于褒，论盛于辩。此次年会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小组中既有正面支持的声音，也有负面批评的发言，发言者和听众还就一些热点问题产生了很有价值的争论， 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转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海外学者已经基本摆脱了传统的人文模式的汉学研究范式，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批判理论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以及问卷调研、深度访谈、数量统计分析、模型构建、参与式观察等现代社会科学的资料搜集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广泛运用于中国政治研究，使得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学理性、实证性、科学性越来越强。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正逐步向裴宜理教授所讲的那样，向“生产理论而非消费理论”的方向前进。

    第四，从研究者的构成和分布来看，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来源不再仅仅局限于哈佛、耶鲁、斯坦福、密歇根等美国名校，一些一般的州立大学和社区文理学院也开始有了中国研究学者的踪迹，充分反映出中国研究已经开始由精英式的研究走向平民化的教学，中国研究在美国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金融危机的艰难时局下，美国大学所培养的中国研究留学生寻找教职依然不太困难的主要原因。此外，除了金发碧眼的欧美学者之外，越来越多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学者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对于突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窠臼、加强中美两国的沟通与交流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17日，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