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道教研究 

    美国是在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用军舰、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以后,才来到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汉学研究或者对中国的研究,比起欧洲要迟了一步。十九世纪中,美国陆续有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于1872年到中国的天津和山东等地传教,兼任上海的《字林西报》周刊的通讯员。1899年在纽约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社会学研究》,其中讲到农村中的寺庙、宗教和社团以及宗教礼仪生活的情况。 

    二十世纪初,加里福尼亚大学博士声奥贝德.西蒙.约翰逊(ObedSimonJohnson)来华,192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炼丹术考》,1936年由黄素封翻译成中文。书名虽称是“考”,但是材料并不丰富,又缺乏必要的化学知识分析。不过,书中提出欧洲炼丹术来源于中国炼丹术的观点,并且认为炼丹术与道教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炼丹术在古化学和古医药学中有重要的地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魏鲁男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第一名研究生来华。魏鲁男原名詹姆斯.罗兰.韦尔(JamesRolandWare,1901-),1932年返美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三十年代,魏鲁男发表了《〈魏书〉和〈隋书〉谈道教》,六十年代又发表了《庄子语录》和《公元320年的中国炼丹术、医学和宗教: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后者是目前西方关于《抱朴子内篇》的较为完善的译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素来有汉学研究传统的日本和法国都处在战争旋涡之中,而美国则处在经济高度发展之中,对于中国的研究也有飞速的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此时成为世界上收藏中国图书最丰富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和中国道教的专家,战后都有一些著作问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文教授卜德(DerkeBoode,1909-),在1939年就翻译出版了中国古籍《燕京岁时记》,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民间宗教的研究。在六十年代出任东方学会会长,先后发表了《老子的两种译本》、《中国的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节庆》。曾任芝加哥大学马丁.莱尔森讲座中国史名誉教授的顾立雅(HerrleeGlessnerGreel,1905-),长期研究中国史、中国哲学史,1955至1956年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37年出版了《中国初期文化研究》。1970年出版了《道教和中国文化史的其它研究》文集。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原先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发表过,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的美国道教研究 

    二次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朝野都加强了对于中国的研究。美国的道教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的。顾立雅出任东方学会会长期间,《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发表了顾立雅的文章:《何谓道家.道教》。尽管顾立雅关心的是老庄思想,但是他也为美国学术界的道教研究开了先河。 

    对于美国的道教研究着力最多的,恐怕要算霍姆斯.韦尔奇了。霍姆斯.韦尔奇(HolmesWelch,1921-1981),1942年获得文学学士,195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和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1956年韦尔奇在哈佛大学《中国论丛》发表了第一篇道教研究的论文:《早期道教运动中的混合主义》。1957年韦尔奇又在香港大学《东方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张天师和中国道教》,以后又一次次地去台湾和香港调查佛教和道教的情况和仪礼。1957年韦尔奇还出版了《道的分裂:老子和道教运动》一书。该书分为“老子的问题”、“道德经”、“道教运动”和“今日道教”等四个部分。其中既有对于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有对于道教历史的简单介绍。《新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它是“《道德经》的最易读的详解和对道教运动的第一个清晰的叙述”。霍姆斯.韦尔奇积极参与组织第一、二、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推动世界范围的道教研究。在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后,韦尔奇在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史》杂志上发表了《佩鲁贾道教研究会议》的综述。在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后,霍姆斯.韦尔奇和安娜.塞德尔合编出版了该会议的论文集《道教的多面性--中国宗教论文集》。该论文集收有法国、美国、日本学者的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共九篇,进一步推?了国际上的道教研究。在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韦尔奇回到了美国,大概由于年暮、婚姻、家庭和工作等原因,韦尔奇不幸自杀了。不过,韦尔奇对于美国的道教研究的发展,乃至于对于世界的道教研究所作的贡献,仍是令人尊敬和值得怀念的。 

    苏海涵的道教研究 

    苏海涵(MichaelSaso,1930-),在1952年在圣克拉拉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55年在贡扎加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64年在耶鲁大学获中国研究(历史和文学)硕士学位,197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中国文学和宗教的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任教。1974年起在夏威夷大学宗教系任中国宗教教授,直至退休。 

    1964年前后,苏海涵曾到台湾从事道教与民俗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在辅仁大学语言学院任教。苏海涵在台湾的调研工作,主要在北部的新竹一带,向新竹道士庄陈登云、钱枝彩等学习科仪,并且收集了不少流传于北部的科仪经本。1975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苏海涵编的《庄林续道藏》,其中包括了他收集到的庄陈登云等道士家藏的科仪经本共104种,分装25册。苏海涵将其分列为:金箓--五朝醮事;?箓--午夜丧事;文检--符咒秘诀;小法--闾山神霄小法等四种。据传,苏海涵将家藏科仪经本公诸于世,引起了新竹地方道士的不满,但是,它的刊印既为道教科仪研究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材料,同时,也尖锐地提出了再续《道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1979年,苏海涵又在东京龙溪书院出版了《道教秘诀整合》。这一本书将某些道教言传口授的秘诀公诸于世,引起了台湾北部新竹一带道士极大的愤慨,也使苏海涵的名誉受到了损害。 

    苏海涵的道教研究受到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影响,重视仪式研究,也重视现状调查。关于仪式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道教和宇宙更新的崇拜》、《道师的给箓仪式》、《宿启科仪和道教音乐》、《论道教仪式的结构》等等。关于现状调查的论著主要有:《台湾的宗教节日和习俗》、《台湾北部的道教竞争》、《中国人的家庭》、《台湾的户口登记》、《台湾北部的道教》、《台湾的宗教》等等。苏海涵对于道教典籍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她从新竹学道时得到的道教科仪典籍。苏海涵对于道教教义的研究也主要是从他跟随道士庄陈登云处学来的,而并非出于对道教文献的研究。这样一种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对于道教的研究,遭来一片非议声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展示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无疑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苏海涵对于道教仪式的研究,也是既从历史文献出发,又从台湾道教的现状出发的。因此,他的研究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例如,他认为台湾道教仪式有三类,可以“比作三部乐章同时演奏的大型交响曲”。A乐章是流行的祈求福禄的仪式;B乐章是冗长的念唱经忏,以普度科仪为辉煌的终曲;C乐章是由乌头道士演习的传统的道场科仪。A类和B类仪式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即内和外,必须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系统。外界发生的事,在人体的内部也会有相应的发生。由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愤怒、自私和冤对,因而建造了人间地狱。风调雨顺、财源茂盛以及和睦相处又都是人自身明道立德而得到的结果”。“中国人的世界观要求,在赢得上天赐福之前,先必须拯救地狱里的鬼魂”。这就表明“大乘佛教的怜悯和宽恕思想,普遍拯救思想,已经纳入到道教的信仰体系之中,成为获得天赐之福的一种手段”。至于C类仪式则是AB类“合一”的主题。这类仪式都是从存思“发炉”开始至存思“复炉”结束。苏海涵认为“在这一传统中,仪式是内丹存思的外部表现。老子《道德经》被认为是内气回圈(炼内丹精气神)的指南和高道精神的完善指南。道士在道观或道坛举行仪式,就是这种存思之外部表现的仪式”。苏海涵在详细分析高功法师的醮仪中的存思过程以后,指出“在与道合一之后,高功法师才能使人们的祈祷与道相符,导致自然更生,祈求福禄寿,体验自我与自然的合一,这就是正统道教醮仪的目的的所在”。 

    对于苏海涵的道教仪式结构分析,人们尽管科仪有不同的看法并且持不同的态度,但是,这一结构观点的提出,对于推动道教仪式的研究,乃至于推动整个道教史的研究,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斯特里克曼和其它学者的道教研究 

    米歇尔.斯特里克曼(MichelStrickman),原籍德国,曾留学法国多年,精通德、法、英、中等语言。曾任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和亚洲研究系教授。斯特里克曼对道教的研究起初侧重于六朝时期,先后发表的论著有:《茅山的启示:道教与贵族集团》、《论陶弘景的炼丹术》、《道教》、《道教史》、《道教文学》、《梁武帝的强化道教与对道教的镇压》、《最长的道教经典--〈度人经〉》、《历史、人类学和中国宗教》、《道教茅山宗--上清启示》、《早期道教中治病仪礼和罪的问题》,等等。斯特里克曼教授还主编了纪念施泰宁格教授的《东洋的宗教和哲学论文集》,主编了石泰安教授密宗和道教研究纪念文集《中国论丛和佛学》四卷。 

    从发表的论著九可以看出,斯特里克曼教授的道教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六朝时期的道教史、道教经典和道教人物方面,特别是茅山道教上清派。斯特里克曼认为:“道教是中国本地所产生的最进步的宗教,也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很多人却忽略了道教,而不去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种态度很可能是由于传教士厌恶本地复杂的传统所引起的,另一种可能是源于满清人入主中原,对道教产生的排斥”。对于道教的研究,斯特里克曼主张应先研究道教教义,而对于《真诰》的研究,“是研究道教的一个最好开始”,“从其中我们不只可以了解道教,而且可以认识中世纪中国的宗教及第五世纪至第六世纪间中国宗教的发”。任何对于《真诰》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诰》难读、难懂、难研究,而有人甚至认为《真诰》是一堆废物,不值得研究。但是,斯特里克曼的观点不同,他说:“《真诰》是一本伟大的作品”,“《真诰》中有一批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的数据,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可靠的道教发展编年史”。斯特里克曼认为,在陶弘景之前,杨羲和许氏父子早已有了许多作品,“陶弘景将杨、许等人流传下来的作品,重新整理成书”,“我们可以感觉到《真诰》中每篇文章都有所关联,而从这些关系去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道教创设的经过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诰》是研究道教的一个开始”。作为一个道教学者,用如此积极认真的态度来对待《真诰》,并且鲜明地阐述自己观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九十年代初,斯特里克曼离开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到了法国,在法国南部的一所大学里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同安娜.塞德尔一样,不幸也英年早逝了。 

    美国学术界,在二十年代末对于中国道教的炼丹术颇感兴趣。但是,对于炼丹术作真正的严肃的科学系统研究的是六十年代的席文教授。席文(NathamSivin,1931-)是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和中国文化史教授,1960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66年获科学史博士,197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由于中国科技史和道教史有密切关系,因此,他的研究也和道教密不可分。他的主要著作《中国炼丹术:初步的研究》,第一次以唐代道士和医学家孙思邈的生平、思想和活动。书中节译了《金丹要诀》,并且作了考证。著作后,还附有中国炼丹术的西文著作和译本目录索引,可以将起视作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对中国炼丹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席文在六、七十年代发表的有关道教研究的论文,还有《论〈抱朴子内篇〉和葛洪的生平》、《论重建中国的炼丹术》、《作为科学的中国的炼丹术》、《作为引起混乱根源的词'taoist'--专论传统中国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第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报告》。从七十年代末起,席文的研究方向已有变化,因此已少有关于道教研究成果发表。 

    美国学术界素来有重视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传统。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发表了许多中国宗教的调查研究报告,例如:戴维˙乔丹的《神.灵魂和祖先--台湾农村的民俗宗教》。戴维˙乔丹在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科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加里福尼亚大学人类学科的研究员。1966至1968年夏在台湾的台南市附近的保安村作民众生活和宗教的调查,《神˙灵魂和祖先》就是这一调查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台湾人的宗教”、“村保护神”、“占卜术”、“家庭守护神”、“家庭的鬼神”等等。乔丹认为,台湾农村的宗教是神、祖先和鬼的灵魂等三种超自然存在物和人间社会关系的结合物,而农村宗教最重视的是鬼的信仰,其次是神,最后才是祖先崇拜。耶鲁大学人类学副教授埃米莉.埃亨(EmilyM.Ahern),在1969年至1970年间曾到台湾北部的溪南村作关于祖先崇拜的调查。197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了她的专著《中国农村的死者仪礼》。以上两本着作虽然并非直接论述道教的,但是,它们比起佛教、儒家和民间信仰来说,它更多显示的是道教的内容。类似的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调查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报告还很多,而其作者大多是一些中青年学者。不过,美国学者的调查报告常常缺乏调查的年月、场所和调查经过,常常缺乏调查的对象姓名、年龄、职业、翻译人的背景等记载。因此,其科学研究的数据价值也就受到一定影响。

  (资料来源:道教文化资料库)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4/26/2004/10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