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于道教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初期,研究者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大多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优于其他宗教,对道教持鄙视或敌视的态度,因此往往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近百年来,随着来华学人的增加,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随着宗教学科的发展,国外不少学者对我国固有的宗教——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近三四十年里,法国、日本和美国等都涌现了一批研究道教的学者。并且先后举行了三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及各种双边和多边的道教研究讨论会。 

    法国的道教研究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最初抵达中国的西洋人,是1514年的葡萄牙传教士。但是从17世纪后半叶起,欧美汉学研究的主导权一直操在法国的汉学家手里。著名的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的《哲学词典》有《中国的教理问答》一章,以“老君的宗派”来指称“道教”。 

    著名的汉学家亨利·马伯乐(1883~1945)为法国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基础。马伯乐是位语言学家和史学家,1911年任法国远东学院(河内)教授,192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巴黎)教授,著有《古代中国》《中国宗教·历史杂考》等。《中国宗教·历史杂考》第二卷有中国六朝时代人的宗教信仰和道教,关于嵇康和竹林七贤,关于公历初几个世纪的道教研究,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等内容;1971年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重新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著作”,“西方权威著作”。马伯乐称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  认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象”,并把“神秘性实践之加于理论的思辨中”,因而,其结论是“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胜义雄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的人”。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 

    马伯乐的学生卡顿马克(康德谟)曾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广泛接触过中国文化、历史和民俗。1957年就任巴黎的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讲授中国道教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老子和道教》和《列仙传》。《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前者为“关于道家哲学和道教的较好的一般性概论”,后者为“现存最早的道教徒传记的翻译”,其注文中还包括许多神话知识。此外,康德谟还著有《灵宝五符经考》《太平经的思想》等。斯坦安(石泰安)教授也曾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1951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研究道教及西藏,其主要著作有《公元二世纪中国道教活动的政治意义》。 

    现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五组导师是康德谟和石泰安的弟子施博尔(施舟人,1934~  )。施舟人自1958年以来专事道教研究,1962年以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的身份,赴台湾作关于道教之田野调查。 

    他以台南道士陈荣盛为师,研究台湾南部灵宝清微宗科仪、制度。1970年回法国后,任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1975年出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的秘书长,并且主持了国际规模的《道藏索引和提要》的编制工作,参加这一系统审核《道藏》中各种经籍的作者、流派、年代和内容以及编制索引工作的专家有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的汉学家。施舟人的主要著作有:《汉武帝内传研究》《道教的分灯》《黄庭经索引》《抱朴子内篇通检》《抱朴子外篇通检》《云笈七籤索引》《道藏通检》《道教的总体》等等。《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汉武帝内传研究》是“对于道教徒传记小说的翻译以及对茅山派宗教仪式背景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文雅评价施博尔教授“不仅是法国,也是欧洲站在世界道教研究第一线上的人物”。1989年,施博尔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 

    目前法国还有一些道教研究学者分别在法国远东学院和有关大学工作。普鲁旺斯大学的伊莎贝拉·奥比奈教授专攻道教思想。她的《七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对《道德经》的评注。她认为,严遵的注“属于‘哲学的’道家学说”,但由于同佛教学说的对抗而作出一系列调整。她又认为“由于河上公的缘故,《道德经》成了既是一本讲统治术的教科书,又是一本讲长生不老方法的教科书。因此,河上公的评注摆脱了庄子、淮南子、韩非子或严遵等把《道德经》看作是掩盖政治上的考虑那种本体论,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王弼对《道德经》所作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王弼的注是“代表称之为第三世纪玄学的新道学派的看法”。奥比奈教授的巨著《道教历史上的上清派的革命》,对茅山上清派历史、人物和经典作了详尽的研究,并因此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的称号。 

    法国远东研究院的约翰·拉格威(劳格文)也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中年学者。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哈佛获得了东西语言和文化博士学位,1977年后成为法国远东研究院成员。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台湾和大陆。他编写的《无上秘要引书索引》对于汉魏道教的研究有重要的使用价值。近著《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道教仪式》,是第一本用英文为学者和普通读者写的关于道教仪式的综合导论,全书分为“道教仪式的源流”、“基本的道教仪式”以及“仪式的道教和中国社会”等三个部分,提出三个中心问题:什么是道教仪式?它在运用中国人的宇宙论中做了些什么?仪式和思想这两者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又做了些什么?劳格文认为道教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的象征和行为系统,仪式就是以行为和音乐对这一系统的表示,因此其中反映着中国人的宇宙论、命理学、生死观等等,并且同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和民俗等具有密切关系。由于这一专著从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道教仪式的丰富内容,学风严谨,颇有新意,因此发展了法国学派对于中国道教的研究。 

    1991年,法国著名的道教史学家安娜·塞德尔在美国逝世,是法国道教研究的巨大损失。安娜·塞德尔是法国远东研究院教授,长期留居日本京都,编辑出版法国远东研究院学报。从60年代末就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汉代道教中老子的神的地位》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是“关于民间道教的初步研究”。1990年发表的《1950年至1990年,西方的道教研究纪事》被公认是权威的综述。 

    日本的道教研究 

    日本学者对于道教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明治到大正,直到昭和初期,也就是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30年代;第二时期是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三时期是从战后到1972年;第四时期是从1972年至今。 

    第一时期为开创期。当时的道教研究工作者,一般都是一些汉学家和“中国通”。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佛教和佛教史。 

    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统治集团把目光投向世界,特别注意隔海相望、幅员辽阔的中国,因此日本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他们把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看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且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称中国过去的文化为“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由于道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之一。作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家及其代表著作,主要有:武内义雄的《老子原始(其人和著作)》,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思想及其发展》,幸田露伴的《道教思想》,小柳司气太的《东洋思想研究》《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东洋思想研究编篇》及《老庄思想和道教》等等。 

    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修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1923年他以讲课的讲义为底本写成《道教概说》,并在几年以后就被介绍到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中文版。小柳司气太在中国期间为了取得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第一手材料,还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编印了《白云观志》。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始运用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像研究其他宗教一样,不带偏见地研究道教和道教史,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道教神学和教理的历史资料,并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至今仍有影响的论点。如:道教起源于神仙家、上古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道教发展史可以区分为开创期、完成期、唐宋期、分派期和衰亡期的说法等等。但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明显缺点,如同其他早期研究者一样,只把对于道教的研究局限在道教自身的范围里,很少去探索道教和社会政治的关系,道教和哲学、道教和文化科学的关系,道教和其他宗教的关系等等。他们还没有把道教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和论述。 

    就在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的名义出版了《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同时,巴黎和北京收藏的敦煌文献中与中国道教有关的文献也被介绍到了日本学术界。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和全世界的道教研究家们,并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二时期可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这时的道教研究离开了原来发展的轨道,而服从侵略战争的需要。从30年代起,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把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学术都纳入他们对外扩张的需要,战争要求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知识情报。这种新的道教研究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亚研究所”为中心。“满铁”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旧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它的调查部专门从事搜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等情报的活动。他们对中国北部、中部城乡人民的宗教生活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从社会现象的角度对道教在民众中的影响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在战争时期出版了永尾龙造的《中国民俗志》(多卷本)、泷泽俊亮的《满洲城乡的信仰》等等。这些对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包括道教)所作的调查的代表性成果几乎全部被包含在战后写成出版的6卷本《中国农村风俗调查》里。 

    不过,还应指出,当时在日本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中,有些还是坚持了严肃的态度的。并且,出现了历史地研究佛教和道教,以及从中国历史的纵向联系上观察道教变化的新趋势。其间发挥作用的组织是成立于1936年的“中国佛教史学会”。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的《道教的经典》和《功过格》;五十岚贤隆的《太清宫志》;橘朴的《中国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话传说》;福井康顺的《太平经的一个考证》《道教的基础研究》《东洋思想史研究》;吉冈义丰的《道教的实态》《道教研究》《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和佛教》(多卷本)《永生的愿望·道教》等等。尽管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在战后,但是它们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却是一贯的。 

    福井康顺(1898~1991),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并在该校大学院修业完毕后到中国留学,师承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津田左右吉当时在“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任研究员,后因著作中比较客观地论述日本古代史实,被诬侵犯皇室尊严而判罪,他的《古代史研究》等4种著作被禁止发行。他的历史学观点以及治学方法对于福井康顺有明显的影响,而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又为吉冈义丰所承继。吉冈义丰(1916~1981),毕业于智山专门学校(今大正大学),在中国学习期间也曾继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了北京白云观,他写的关于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其他专家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不论是福井康顺或者是吉冈义丰,他们都比较彻底地摈弃了传统的儒、佛观点,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宗教信仰系统来研究,并且从个别的研究发展为带有一定的综合性的研究。他们对道教和道教经典的研究也从道教本身扩大到了历史、考古、文献、方志和年表等领域。他们的治学方法比较严谨,明显地受到我国乾嘉学派的影响。他们对于《道藏》的历史以及《灵宝经》《周易参同契》《列仙传》等经典研究都是旁征博引,互相参照,细致考证,钩稽异同,言必有据,多有发见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目标着眼在经典中和宫观中的道教,方法也过多使用考据和引证,他们也还没有把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未曾触及道教在政治、文化和科技领域中的作用等内容。 

    第三时期为战后恢复期。这个时期继承了过去已经开始的系统研究的方法,继承了已经取得的历史和经典研究的成果,又利用战争时期在中国大陆劫取到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宝卷和善书),扩大了研究范围。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某些边缘学科的建立,对道教的内容以及历史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因此,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著作不只限于对道教从思想、哲学、宗教、文学和科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且注意到道教在历史上的变化和社会作用。 

    随着人文科学理论的发展变化和综合研究趋势的加强,1950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学会。学会在它的成立声明中明确地宣布了他们的研究方向,声明说:道教被认为是一种渗透在中国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对每个东亚专家来说,特别是汉学家,它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的。考虑到对于中国作系统研究的趋势正在发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视了,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同事组织了日本道教学会。学会的任务是艰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个庞杂的领域,但是,如果没有对东亚其它宗教的广泛研究以及对其它学科的相应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对道教有任何透彻的理解。在详细调查了道教研究的现状以后,我们决定采取将各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把原来属于著名的中国佛教史学会的道教学者都输送到并固定在这个组织之中。据报道,作为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约有500人。学会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机关刊物《东方宗教》,持续刊行至今。 

    作为这一时期研究工作者的代表和著作,除了福井康顺、吉冈义丰及其著作以外,还有:金谷治的《老庄的世界——淮南子的思想》,木村英一的《中国民众的思想和文化》,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编》《六朝宗教史》,大渊忍尔的《道教史研究》《敦煌道经目录》,酒井忠夫的《近代中国的宗教结社研究》《中国善书研究》,泽田瑞穗的《增补宝卷研究》《校注破邪详辩》,福永光司的《庄子》《老子》《气的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道教中的镜与剑》,洼德忠的《庚申信仰的研究》《庚申信仰的研究——岛屿篇》《道教史》,等等。从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道教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个特点: 

    第一,对道教历史的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研究深入到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六朝史专家宫川尚志教授对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研究以及大渊忍尔的《黄巾的叛乱和五斗米道》,洼德忠对全真教的出现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所作的探索(见《中国的宗教改革》),以及其他作者写的关于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的研究文章等,都把宗教现象作为农民阶级或者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的社会运动来研究讨论,结果就加强了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宗教外衣的分析。宫川尚志就分析过道教之所以称为庶民宗教,是因为六朝时代的道教的传道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大多出身寒门,这个寒门阶层中有一些叛逆者,利用图谶自称为帝,六朝时代佛教和道教都曾发生过这类叛乱,以张陵、张鲁、张角为代表的道教教团也是如此。宫川尚志的论点代表了一种关于道教社会作用的有意义的新论点。有的著作还指出了宗教教团的基础是在农民和一般群众的社会组织之中。 

    第二,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书面文献研究深入到从它同现实的民间信仰、迷信、风俗、节庆等联系的角度进行观察研究。像著名的洼德忠教授对民间道教信仰所作的许多有趣的调查,例如对灶神、城隍、土地、后土信仰的调查研究,就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的认识。当然,战后的宗教民俗调查和上述第二个时期的调查在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洼德忠(1913~  ),193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战后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现任驹泽大学教授,在他的已经七次印刷的《庚申信仰》一书中就“守庚申”的民俗进行了广泛调查和比较研究,指出流传在冲绳、朝鲜南部和日本本土的“守庚申”风俗起源于中国的道教。洼德忠对于冲绳的神主牌位、丧祀、探病、婚姻等民俗的研究,指出冲绳民俗也来源于中国大陆,只是有了变化。这些论著不仅从民俗学角度深入研究了道教,而且对道教以及中国民俗在东北亚、东南亚传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洼德忠教授在他独特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说编写了《道教史》。这本道教史收在山川出版社《世界宗教史丛书》中,并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由于它更多地从中国民俗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论述,因此,同以前的道教和道教史专著比较更加生动具体。 

    第三,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从一般的文化角度深入到对道教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实用方术,诸如:医学、药物学、炼丹术以及道教的法术,连同占星、占卜、堪舆等等,进行了观察和研究。道教的这些科学和非科学的方术同道教教义都是紧密联系着的。例如:炼丹术就是道教追求长生的一种方法。而另一方面,非科学的方术经常看来他是宗教的一个独立内容,同实用的方术一样在活动着。这些非科学的方术通常称为迷信。战后时期日本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涉及到许多关于科学和道教的内容,虽然它强调的是科学史。日本这一时期的道教史研究也涉及到关系道教和科学的内容,并对加深对于道教的本质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薮内清以及他周围的专家学者,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等许多著作,为道教发展史增添了新的有意义的篇章。例如关于陶弘景的研究,在30年代,小柳司气太认为陶弘景的学说大多来自佛教,《真诰》一书,有的出自《四十二章经》,有的脱胎于“如是我闻”之句。在60年代宫川尚志的著作里,这个观点发展成为陶弘景不是一个独创的深邃的思想家而是一个佛教、道教和神仙家等各家学说的综合家;在70年代,由薮内清主持的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文集里发表了赤堀昭《陶弘景和〈集注本草〉》一文,他从医学史的角度对陶弘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探索,指出陶弘景的隐居不过是一般地追随六朝时代的社会潮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只是利用隐士的名声来达到列身于官僚生活的目的,陶弘景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思想渗进了道教的体系,而且是由道、佛、医、药和天文等等范围广阔的思想所构成的。 

    第四,对道教的历史研究已经从一般文化的角度深入到了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邻国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影响的比较研究。道教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以往的日本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尽管已经研究到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研究了中国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但几乎都未曾触及到道教的外传史。二次大战后,随着宗教学特别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加强,日本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了道教的海外影响问题。前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个课题的论文和演讲,出版了《道教和日本文化》《道教和古代日本》《道教和日本思想》等书。其中有关天皇和道教、天皇和真人等文章,无论在日本或者在中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例如,关于天皇的研究,30年代津田左右吉有《天皇考》的论文,但是他否认“天皇”的称号同中国大陆思想文献有关连,并且对于道教持否定的态度,否定道教曾经进入过日本。而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史时,就注意到了道教具有宗教哲学的体系。他说:“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也是他们的传统的综合成果”(《中国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道教的天神降临授诫》)。正是从这一研究立场出发,福永光司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立场,对于道教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同日本“天皇”和神道的神学思想、仪式和象征物作出了客观的令人信服的研究。这一研究尽管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及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外传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时期为高潮期。1972年9月日中邦交恢复,日本学者的研究视野、兴趣和目的都有一系列的发展,道教研究进入高潮,其主要特点是: 

    一,研究的国际化。1972年以前,日本的道教研究学者和欧、美学者接触得很少。1968年在意大利举行的首届国际道教研究会议就没有日本学者参加。1972年在日本召开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以后,日本的道教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交流的行列,同欧美各国的道教学者有了广泛的接触,日本道教研究的国际交流非常兴盛。日本学者承认,欧洲人对于道教的研究起步甚早,积累了大量材料,并且建立了很好的学术传统,有不少第一流专家。研究的国际化扩大了日本学者的视野和思考领域。 

    二,研究学者增加。日中邦交恢复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关心程度大增,因此,对道教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越来越多。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35周年纪念讨论会上作现状和问题的主要发言的7名学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40岁以下的4名,最年轻的只有32岁。近年来,除日本道教学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些新的团体,如大正大学的“道教谈话会”,关西地区的“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以及“道教文化研究会”等等。 

    三,道教学的独立。日本道教研究长期依附于中国哲学和佛教研究之中。直到1974年,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首次开设了“道教学”专业课程,培养了一批新一代学者。到了1983年,在第31届国际东洋学会上建立了“儒教和道教”作为独立的第四部会。1985年,在巴黎大学举行了题为“道教和日本文化”的日法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又召开了“道教仪轨及音乐国际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不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世界范围,道教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 

    四,新材料的发现。多次重印《道藏》《续道藏》和《道藏辑要》,为道教研究得以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关于敦煌文书的目录和图录也相继整理出版’特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以及其他帛书文献的发现和出版,对道教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五,研究范围扩大。日本道教研究原来多集中于历史和经典。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大陆道教、台湾道教、香港道教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道教都已成为道教研究的新对象。其次,开始重视对道教“仪礼”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和著作,目前可以列举的有:早稻田大学教授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和现状》《欧美的东方学研究和比较论》等;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演剧》等;东京大学教授蜂屋邦夫:《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金代道教研究》等;京都大学副教授麦谷邦夫:《道家、道教中的气》《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及其它》《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等。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按照道教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其独立的道教学大致已形成10个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道教史;(3)道教和民俗、信仰、历法,道教和文学;(4)道教和科学;(5)道教和儒教、佛教;(6)道教思想和哲学;(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的传播;(9)道观、道士和科仪、节庆;(10)学术动向。 

    在战后道教研究的高潮期,日本道教研究的重点,在思想史方面是三教关系史的研究、“气”的研究、道教定义研究;在道教经典方面是道藏研究、道藏目录编制、道教文献、敦煌出土文书、道教史材料和新修道藏问题;在道教文学方面是确定定义和范围、方法;在道教民俗方面是重点调查中国大陆民俗、道教仪礼以及文献和仪礼实际的比较;在道教和中国科技史方面是加强炼丹术和养生术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道教研究的规模无疑将远较过去来得宏大。 

    1983年日本平河出版社出版了由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和酒井忠夫监修的《道教》三卷本,可以视为日本新时期道教研究的起点和历史总结。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了中译本。

    转自: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WSZL/XLXH/SSWH/hyhx/05/19/2004/105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