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郁达夫在日本的接受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7～1945年，这一时期日本方面对郁达夫的研究以竹内好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1946～1989年，这一时期日本方面对郁达夫的研究以伊藤虎丸和铃木正夫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以桑岛道夫等人为代表。这三个阶段，既体现出日本方面郁达夫研究对中国方面研究的依赖，同时也体现出日本方面的自立性，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日本郁达夫研究的自立性更为明显。

　　　　引言

    自从《沉沦》发表以后，郁达夫作为中国的大作家驰名国内外。在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开始介绍郁达夫小说。它在日本的接受过程中受到中国国内以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政治的影响，其接受形式和层面发生了几次波动和变化。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持续的，也正是由于有一些波动，再有文化上的不同，日本的郁达夫小说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达到了独自的发展。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经说过，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研究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的价值，郁达夫小说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此基础上，力图把握郁达夫小说在日本的接受方式及其变化，介绍日本学者的视角，以便为探讨郁达夫小说的别样面貌稍作贡献。

　　　　一、1927年—1945年

　　（一）时代背景和翻译介绍情况

    在讨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之际，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因为，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特定的期待视野，影响于文学作品的接受。作为一段充满波折的历史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眼光也显示其特殊性。比如，1937年10月日本的综合性评论杂志《中央公论》刊登了《最新支那人物万花筒》，介绍和评论200名中国要人，其中包括郁达夫（注：[日]波多野干一：《最新中国人物万花筒——郁达夫》（《最新支那人物万华镜——郁达夫》），载《中央公论》第52卷第10号，东京，1937年10月。）。当时发刊数量较多的综合杂志刊登中国人名簿，是并不罕见的。日本学者佐治俊彦指出，3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像“国民总支那论者”般的中国热，一般日本人也都比较关注中国。因此，综合杂志或中间杂志比左翼杂志更爱为中国问题腾出篇幅（注：[日]佐治俊彦：《藤枝丈夫与大高严》（《藤枝丈夫と大高岩につぃて》），收录于[日]伊藤虎丸、祖父江昭二、丸山升编：《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近代文学にぉける中国と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史》），汲古书院，东京，1986年。）。再比如，郁达夫在1936年来日之际的媒介报道之多，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日本文化界对他的重视。报道一共有13篇，除了欢迎会等消息以外，还刊登了郁达夫演讲的具体内容（注：据[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上册，第111页。[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73、1974年。）。当然，这一面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霸权主义所带来的风潮，在介绍和接受的眼光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监督”的态度。同时需要一提的是，在这一时代氛围中也仍然存在一种“友好”的眼光。以竹内好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以日本普罗文学作家为首的日本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研究和交流等活动是其最大的表现。郁达夫小说是在这些时代社会背景之下介绍到日本的。

    日本人对郁达夫的首次公开介绍是山上正义于1927年发表的《南支那文学者之一群》（注：[日]山上正义：《南支那文学者之一群》，载《新潮》第24卷第2号，1927年2月1日。）。文章叙述了作者访问上海创造社时的交流情形。这一时期有关郁达夫的文章主要以介绍作家经历和作品特点以及访谈录占多数，而作品研究为数不多。应该强调的是，当时郁达夫始终被认为代表中国新文学的大作家，甚至与鲁迅并称，处于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位置（注：指出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学史位置的文章有：[日]祖父江昭二：《日中两国文学家的“交流”——以郁达夫为焦点的备忘录》（《日中两国の文学者の“交流”——郁达夫に焦点を当てたぉはぇ书き—》，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学6郁达夫·曹禺》，河出书房新社，东京，1971年）、[日]小田岳夫、武田泰淳：《采石矶与郁达夫》（《采石矶と郁达夫》，收录于《扬于江文学风土记》，龙吟社，1941年12月）、[日]冈崎俊夫：《郁达夫》（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14卷，河出书房，东京，1955年3月）等。）。

    就郁达夫小说的译介情况，我们可以指出翻译作品、时期和次数上的偏颇：从作品来看，在日本最早翻译的郁达夫小说不是他的代表作《沉沦》，而是在中国国内没被关注的《过去》。这两部作品的介绍情况也涉及其他方面，即翻译次数和时期的偏颇：1. 首次翻译《过去》是在原版发表（1927年2月）的1年以后，《沉沦》（1921年10月）是19年以后；2. 在战争结束以前，《过去》翻译6次，《沉沦》1次；3. 战争以后《沉沦》翻译2次，《过去》5次。在反复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的过程中，译文的整体收录次数《过去》为最多，《春风沉醉的晚上》次之；除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外，其他作品的收录情况较为零散（注：据《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册[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89、1990年。邱岭：《郁达夫小说的三个阶段》（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也指出了这点。）。

    我们可以通过译文和译者的比较来推测翻译次数偏颇的原因。尽管《过去》的翻译次数多，但是其中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的时期集中在战争以前。战争以后主要由同一译者每隔一段时期发表同一译文。看来出版方面仍然按照原来的选定方式，半惯例似的刊行作品集，一旦被选的作品几乎没有改动。但尽管如此，《过去》仍然是最多选录于作品集的作品。

    就作品的选录标准，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个因素：1. 时代原因。《沉沦》描写主人公对日本人的仇恨和对祖国富强的愿望，这些爱国主义的表现在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可能为该作的选定带来消极影响；2. 读者反应的原因。首次翻译以后得到读者好评的作品，有可能反复收录于作品集。但是这点目前有资料限制，无法证明；3. 译者趣味的原因。就其他原因，比如政治运动的资料、中文课本等目的暂且不谈，我们现在进一步思考第三个原因：译者的趣味。

    首次翻译介绍《过去》的大内隆雄说：“对我来说，在郁达夫的作品里，最难忘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过去》。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翻译了这些作品，同时我自己也觉得是杰作。”（注：[日]大内隆雄：《中国文学杂记——关于郁达夫的作品》（《中国文学杂记——郁达夫の作品に就ぃて》），《书香》第26号，1931年5月。中文拙译，下同。）如果可以说在3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译介中国现代小说的选定标准在不少程度上被译者的个人趣味所左右，那么笔者认为这里有译者内外的双重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政府的检查控制了对当局不利的作品的发表，因而影响了翻译出版的自由。但同时笔者认为，对于日本人来说，实际上被选出的作品不一定是次要的，而是十分符合他们的文学审美观念的。

    日本作家小田岳夫编选的《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所收录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译者喜好的倾向。这部译文集除了他自己翻译的《过去》以外还收录：鲁迅的《孤独者》（佐藤春夫译）、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武田泰淳译）、落华生的《春桃》（松枝茂夫译）、沈从文的《灯》（松枝茂夫译）等。可见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他还在后记里向中国新文学初学者极力推荐这些作品（注：[日]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春阳堂，东京，1941年7月。）。

    冈崎俊夫曾说过，他所读过的郁达夫的代表作品中，最喜欢的是《春风沉醉的晚上》，原因并不在于作品的社会因素，而是在于十分个人化的感受。他说：“我对那主人公，在上海一个陋巷的卖垃圾的二层，被蜡烛照着呆呆看书的神经脆弱的他，喜欢得不得了。”（注：[日]冈崎俊夫：《粗陶器上的郁达夫》（《乐烧の郁达夫》）载《中国文学月报》第4号，东京，1935年6月，第45页。）这里有冈崎俊夫对贫困潦倒的主人公本身的喜爱，而不是怜悯或同情，他的感受为我们思考日本人对文学的要求这一问题给予一定的启发。

　　（二）评论和研究的开端

    在此期间的文论中，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贡献是突出的。竹内好、增田涉、冈崎俊夫等人极力介绍郁达夫其人其作，其中竹内好的《郁达夫研究》（注：[日]竹内好：《郁达夫研究》，写于1933年12月。收录于《竹内好文集》第17卷，筑摩书房，东京，1982年9月。）体现他对中国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清醒的视角。这是他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论文，也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郁达夫研究。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还没有自己的特性，文学史上的价值判断等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国方面的评价，《郁达夫研究》也不例外。它基本论点依据钱杏＠③的《达夫代表作·后序》，再加上自己的观点。论文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郁达夫生平的考证研究，第二部分是对前期郁达夫及其文学的历时性分析。因为是同步研究，研究对象限于郁达夫离开创造社以前的文学活动。

    竹内好把初期的郁达夫形容为“苦闷的诗人”，把他在文学上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日本留学期间的“人间苦的时代”、回国以后到1926年的“社会苦的时代”、1927年以后的“时代苦的时代”。这一分期法和论文基本论点可以说是根据钱杏＠③的《达夫代表作·后序》的，而与钱杏＠③不同的是，竹内好把这三个阶段认定为郁达夫从“诗人”到“作家”的发展过程。竹内好指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通过三个阶段逐渐摆脱了主观抒情性，在客观描写上呈现成熟。竹内好在此意义上对《过去》给予好评。他说：“在《过去》，郁达夫正确描写相互对立的两个女性。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喊叫和说明性描写，而客观的性格描写获得成功。作为苦闷诗人的他消失了，重新诞生了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从这点来讲，以《过去》为转折点，此后到现在的他的作品可以跟《过去》以前相区别。”

    还值得注目的是，竹内好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的非理性倾向，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 社会意识；2. 集体意识；3. 革命意识。据竹内好的主张，郁达夫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方式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分别表现为《茑萝行》等小说的社会观和离开创造社这一行为以及农民文学的主张。在这些言行里，郁达夫对社会的认识方式不是富有逻辑性的理性思维，而是十分抒情化了的感性把握。对于郁达夫来讲，“社会”不过是在他的脑子里模糊地存在的“使他痛苦的东西”；“民众”不过是处于跟他一样处境的社会弱者的名称，而不是理论化了的概念；“革命”是在他的头脑里描绘出来的理想，而不是深刻认识历史的结果。

    同时，竹内好反对钱杏＠③的观点，主张郁达夫的苦闷与世纪末思潮有根本性的差异。他说，世纪末思潮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成熟和颓废的产物，而中国的现代还没有完全处理好封建时代的遗留。郁达夫在这样的时代以《沉沦》大胆地反抗封建社会，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在这点上可以说郁达夫小说具有不少自然主义的因素。竹内还提到郁达夫小说和日本现代文学的关系，指出了田山花袋的《棉被》与郁达夫小说具有在主题、方法、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相似。

    可见，竹内好的观点几乎涵盖了后来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但这篇论文于1982年才公开发表，尽管1937年的《郁达夫备忘录》（注：[日]竹内好：《郁达夫备忘录》（《郁达夫觉书》）载《中国文学月报》第2卷第22号，1937年。）大致描述论文梗概，但我们在思考该论文对后来学者的影响时，还不得不考虑它的发表时间。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对竹内论文可以举出两种相反的意义：日本学界对中国方面研究的依赖性和自立性。从外国文学研究的立场来看，出现这两种倾向是自然的。这些特点被后来的学者继承，而两者的平衡却逐渐发生变化。

　　　　二、1946年—80年代

　　（一）接受方式和对象的转移

    战争期间暂时中断的中日信息交流，随着战争的结束逐渐得到恢复。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介绍郁达夫被杀害的消息。在当时郁达夫之死的真相仍然模糊的情况下，部分学者和媒介发表文章表示哀悼。其中日本诗人金子光晴的随笔《关于郁先生》表露了友谊之情，令人深思（注：[日]金子光晴：《关于郁先生》（《郁さんのこと》）载《新日本文学》，东京，1950年6月号。）。此后有关郁达夫的文章从感受性的回忆或随笔逐渐转为学术性文章。虽然其中也有一点一般性的消息（比如朝日新闻等媒体对郁达夫恢复名誉的报道），但郁达夫之名基本上从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消失了。到了70年代，部分报刊重新开始介绍有关郁达夫的轶事，同时增加了学术性论文。发生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可以归于社会政治因素。1972年中国和日本恢复了邦交，此后不久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之开放使日本报社关注两国历史，也促使日本的中国研究界恢复活力。

    可以说，郁达夫小说在战后日本的接受从战前的欣赏层面转移到研究层面。同时，接受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郁达夫小说研究与译介情况和艺术价值判断正相反，其主要对象是《沉沦》，而不是《过去》。我们考虑文学研究的目的就能理解这一现象，正如立间祥介坦率表达的那样，《沉沦》“从现在看来很幼稚，在他的小说中不能算是佳作，但它表示郁达夫文学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注：[日]立间祥介：《郁达夫》，收录于井上满、竹内好编《现代世界文学讲座》3《苏联、中国编》（《 ンウェ一ト·中国编》），讲谈社，东京，1956年2月，第171页。）可以说在这点中日学者的价值认识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观察日本学者的论文就能发现，他们的角度还是与中国学者有根本的差异。坂井洋史对《沉沦》指出：“这篇小说对于1921年当时的情况来看被认为是大胆的自白，引起了挑逗情欲般的兴趣。对这篇小说给予褒或贬暂且不谈，我看似乎没有人认为结尾的喊叫无论如何是突然的，从而开始了分析。”（注：[日]坂井洋史：《忏悔与越境：或者是丧失的话语》（《忏悔と越境あゐぃは丧失のティスク一ル》） ，收录于小谷一郎、佐治俊彦、丸山升编《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①形期におけゐ中国の 知识人》），汲古书院，东京，1999年，第554页。）

    其实，《沉沦》结尾的主人公的喊叫一直是日本人难以了解的问题。桑岛道夫说：“与《沉沦》中的性苦闷接触，我们日本读者首先感到困惑的是，有些浅薄的描写也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就是它归结为对祖国的诅咒。（中略）性的苦闷这种极为个体化的事情直接与国家联系起来，日本作家不太会有这样的事例。在考虑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之际，这可以说是颇有意义的问题。”（注：[日]桑岛道夫：《郁达夫：其“告白”的形式——以〈沉沦〉〈茑萝行〉为中心》引自《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文版，第5页。[日]铃木正夫：《スマトヲの郁达夫》，东方书店，东京，1995年。中文版有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另外，[日]新岛淳良：《郁达夫》，收录于《亚洲历史事典》（《ァジァ历史事典》）第1卷， 平凡社，东京，1959年9月，[日]平井博：《郁达夫——他在文学上的探索》[日]平井博：《郁达夫——その文学的模索》上下，载《无名》第3号，1983年1月；第5号，1985年12月等文章也对《沉沦》的主题和结尾表示诧异。）

    性的苦闷这一极为个人化的烦闷和爱国情绪的直接结合，可以说是《沉沦》一直在吸引战后日本学者的关键因素。在此期间的论文主要讨论这一问题，包括主人公忧郁病的原因和自杀的动因，对此给予各自不同的解释。

    入谷仙介把《沉沦》主人公的自杀认定为作者的自我放弃，从中看出作者在追求解决方法上的局限。他说，主人公不能适应社会的原因是病态的自我肥大。在小说的结尾让主人公自杀，对郁达夫后来的实际创作留下了祸根。也就是说，郁达夫对主人公的末路有所焦虑，放弃了追求他的命运的努力，于是自己打断了自我发展的端绪（注：[日]入谷仙介：《郁达夫的“沉沦”》（《郁达夫の“沈沦”》），载《大安》第4号，1961年。）。

    坂井东洋男的《郁达夫〈沉沦〉论》冷静分析主人公的心理及其意义，剖析郁达夫小说所表现的作家自我的形态。他的论文之所以新颖，原因在于批判的彻底。他指出《沉沦》采用了循环结构，主人公在人际关系上的不安和绝望与在自然世界里的满足和幸福之间不断循环。他对《沉沦》主人公的苦闷的性质提出彻底的怀疑，指出主人公对女性、日本人和祖国的种种怨恨和呼喊是由于他缺乏接受现实人际关系的矛盾和痛苦的能力而发出的。从《茑萝行》可以看出的“责任转嫁”的逻辑，以“抒情”作为媒介，已经存在于《沉沦》。也就是说，《沉沦》的主人公把个人的苦闷发展为向祖国的呼喊，这实际上等于避免面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的苦闷，把自己的视角转向外面，由此填补内在的空虚（注：[日]坂井东洋男：《郁达夫〈沉沦〉论》（《郁达夫〈沈沦〉论》），载《飚风》第2号，1972年。）。

    这些评论对于现代自我刚开始萌芽的知识分子来讲，或许是过于严酷的，尽管他们准确地指出了郁达夫小说的某些特点。但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对郁达夫及其小说的一种冷静的眼光的确标志着郁达夫小说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它意味着学术界逐渐失去了伊藤虎丸所说的竹内好那一时代的“作为同时代人的眼光”，他们已经不会像以往那样以亲密的距离对待作家，并且他们与对象的一种距离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越扩大。

    同时可以说，日本学者的问题意识主要是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某种对峙关系来出发的，而不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为前提的。当我们思考郁达夫小说的现代意义时，日本学者的问题意识或许可以提供别样的视角。

　　（二）伊藤虎丸的突破性研究

    竹内好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较长时间没有发表郁达夫研究。在断断续续出现的回忆录和随笔性文章当中，只有一点较短的学术随笔而已。伊藤虎丸的研究突破了这一沉默，大力推动了日本的郁达夫研究的发展。

    伊藤虎丸从50年代末开始发表郁达夫研究（注：主要论文有如下三篇：（1）《关于郁达夫的处女作——关于它的主题与方法的比较研究》（《郁达夫 の处女作につぃて——その主题と方法をめぐゐ二、三の比较的考察》），《汉文学会会报》第18号，1959年6 月；（2）《〈沉沦〉论——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沈沦〉论——日本文学との关 系ょり见たゐ郁达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ぃて—（1）》），《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1961年4月；[同上（2）]第 3号，1964年12月。其中《日本自然主义的继承》部分已被翻成中文，收录于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 资料》下册，花城出版社，1985年8月；（3）《郁达夫眼里的女性——关于George Moore ' A Waitress' 的翻 译》（《郁达夫にぉけゐ女性——ジョ一ジ·厶一ァ作' A Waitress' の翻＠②をめぐつて》），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近代中国の思想と文学》），1967年7月。其 中1和2补充修改后题为《郁达夫与大正文学——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收录于《现代文 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日]佐治俊彦：《藤枝丈夫与大高严》（《藤枝丈夫と大高岩につぃて》），收录于[日]伊藤虎丸、祖父江 昭二、丸山升编：《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近代文学にぉける中国と日 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史》），汲古书院，东京，1986年。）。通过这些研究，伊藤大致描绘了郁达夫的气质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及日本现代文学和郁达夫小说的关系。他的成就一直到现在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藤主张，郁达夫的现代性自我在不少程度上保留传统性，他的现代自我和封建文人的自我主义没有明显的区别。这点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影响。伊藤说，郁达夫虽然接受了英国世纪末作家和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影响，但是与后者在颓废的后面有欣赏颓废的审美心理相比，支撑郁达夫的颓废是传统的“感伤悲哀”的审美观念。同时，《沉沦》的自我暴露并不是郁达夫的内在思想斗争的结果，对于郁达夫来讲，反抗社会和颓废告白是反过来的自我主张。在这里“颓废的告白”反而成为对于“让本来高洁的自己陷于颓废处境的外在压力”的抗议。这也就是《沉沦》的“颓废”直接联系到对社会和祖国的控诉的原因（注：《〈沉沦〉论——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沈沦〉论——日本文学との关 系ょり见たゐ郁达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ぃて—（1）》），《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1961年4月；[同上（2）]第 3号，1964年12月。其中《日本自然主义的继承》部分已被翻成中文，收录于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 资料》下册，花城出版社，1985年8月。）。

    伊藤还指出，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典型性也充分说明他的传统性。郁达夫的女性观始终没有超越自虐性和加害性这两种形象所象征的感官认识。这种女性观也在说明郁达夫的世界观停留在传统的阶段，对旧文学不能成为彻底的“异端”。从这点来看，郁达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塑造没有做出积极的贡献（注：《郁达夫眼里的女性——关于George Moore ' A Waitress' 的翻 译》（《郁达夫にぉけゐ女性——ジョ一ジ·厶一ァ作' A Waitress' の翻＠②をめぐつて》），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学》（《近代中国の思想と文学》），1967年7月。其 中1和2补充修改后题为《郁达夫与大正文学——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收录于《现代文 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日]佐治俊彦：《藤枝丈夫与大高严》（《藤枝丈夫と大高岩につぃて》），收录于[日]伊藤虎丸、祖父江 昭二、丸山升编：《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交流史》（《近代文学にぉける中国と日 本——共同研究·日中文学关系史》），汲古书院，东京，1986年。）。

    伊藤主张，在这些传统自我的基础上，郁达夫感性地理解并接受了西方世纪末思潮和日本私小说的方法。《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以对西方式“现代”的感官认识和日本私小说的文学方法的结合。也就是说，在这里郁达夫把自己作为弱国子民的悲哀和对“现代”（对郁达夫来说这是世纪末的颓废）的憧憬连接起来，采用把作家自己同化为所崇拜的小说主人公这一初期私小说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主题。这篇小说之所以失败了，除了技巧上的幼稚以外，这种方法的局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法还决定了他后来的创作倾向：一方面被评为“赤裸裸的暴露”，而另一方面被评为“伪恶”。1927年以后的作风转变，可以说是从这种方法蜕变的努力，表示他深切感到这种方法无法描写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注：（1）《关于郁达夫的处女作——关于它的主题与方法的比较研究》（《郁达夫 の处女作につぃて——その主题と方法をめぐゐ二、三の比较的考察》），《汉文学会会报》第18号，1959年6 月。）。同时，私小说的方法给郁达夫的小说带来了主题和方法之间的矛盾。私小说的写实主义方法是在扬弃作家思想的具象化这一基础上成立的，郁达夫运用这种只有丧失社会性才能成立的文学方法来表现社会性的题材，在这点上存在着文学的方法和题材之间的矛盾，也是后来他的创作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郁达夫在后期愿意描写社会性题材，但是他在没有充分理解虚构的作用和描写他者的意义的情况下，后期小说只好失去了深刻的文学性，尽管它摆脱了自传性。伊藤还在承认郁达夫小说从《沉沦》到《过去》的成熟过程的基础上，依然强调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就在于《沉沦》一篇。因为其贡献不仅在于自然主义方法对中国的引进，而且把文学视为关系到作家内在真实的东西，对此加以“内面化”，以实际作品证实了从外国引进的“文学的自律性”这一概念（注：《〈沉沦〉论——从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看郁达夫的思想=方法》（《〈沈沦〉论——日本文学との关 系ょり见たゐ郁达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ぃて—（1）》），《中国文学研究》第1号，1961年4月；[同上（2）]第 3号，1964年12月。其中《日本自然主义的继承》部分已被翻成中文，收录于陈子善、王自立编：《郁达夫研究 资料》下册，花城出版社，1985年8月。）。

    可见，伊藤虎丸的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比较的方法，而且他在于以严密科学的眼光对待对象，挖掘郁达夫的创作思想及其文学上的表现，明确揭示了郁达夫小说的文学本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最近日本文学研究界对初期私小说的“演技”说有了新的观点（注：比如[日]铃木登美：《讲述的自我——日本现代的私小说话语》（《语られた自己——日本近代の私小 说言说》），大内和子、云和子译，岩波书店，东京，2000年（原版：Tomi Suzuki： NARRATING THE SELF：　Fictions of， Japanese Modemity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tsity ， 1996）。），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伊藤所采用的理论的有效性。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成果是在日本学界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科学性的郁达夫研究的开端。

　　（三）实证研究和作家研究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学术活动陷于停顿状态，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重新开始发表史料。日本学界也受其影响，几乎不能收集有关郁达夫的评论和资料。但通过仔细研究原有的资料，日本学界却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最大的表现是1969年《郁达夫资料》的出版。这是由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三位学者共同编著的资料集，收录郁达夫著作目录、著作发表报刊目录、各国的参考文献等，为此后的郁达夫研究提供了巨大的贡献。该书的另一个价值是郁达夫留日时期的作品以及作者对前日本宪兵进行的有关郁达夫之死的访谈记录。

    《郁达夫资料》刊行以后编者补充了新史料，包括陈子善、王自立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以及郁达夫亲戚家属所提供的资料，于1973年、1974年分别发刊了《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两册（注：[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补篇》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 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73、1974年。），再于1989年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下两册（注：[日]伊藤虎丸、稻叶昭二、铃木正夫编：《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上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刊行委员会，东京，1989、1990年。）。这是在目前日本最完整的郁达夫研究的工具书。

    《资料》的编者稻叶昭二和铃木正夫是日本郁达夫研究界的代表学者，他们对学界的贡献集中在严密的实证研究。除了一些论文以外，两位研究的主要成就基本上收录于他们的专著。稻叶昭二的《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注：[日]稻叶昭二：《郁达夫その青春と诗》，东方书店，东京，1982年。中文版收录于《郁达夫传记两种 》，李平、阎振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收录了留日时期的旧体诗，以及仔细考据郁达夫的生平、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和跟日本文人的交流。附录部分还收录日本诗人富长觉梦的回忆录和郁达夫高中时代的同学的书信，详细论述郁达夫和日本诗人服部担风的交流以及郁达夫的留学生活。稻叶昭二还研究郁达夫长兄郁曼陀的旧体诗，仔细分析考证郁达夫的家庭生活环境。

    “文革”结束以后不久的1980年，董易、温儒敏等人开始发表论文，揭开了新时期郁达夫研究的一页。日本的学界随之重新开始了作家作品研究。平井博的《郁达夫——他在文学上的探索》（注：[日]平井博：《郁达夫——その文学的模索》上下，载《无名》第3号，1983年1月；第5号，1985年12 月。）除了分析郁达夫的小说以外，还分析他的散文、杂文、政治论文、文学理论等其他资料，详细探索郁达夫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的本质和变化。论文强调郁达夫在追求自己文学的真实性过程中的摸索和挣扎，刻画郁达夫作为作家的全体形象。平井博从作家创作意图的角度对后期小说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说，《过去》不仅有技巧上的成熟，而且深化了创作思想，作家首次在作品里表现了自己的内向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蜃楼》可以说是继承《过去》的作品。以往的评论对从《迷羊》到《她是一个弱女子》到《出奔》的一系列作品视为创作上的失败，但平井论文把这段进程认定为郁达夫在创作上的摸索的表现，力图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对这些作品给予了重要的评价。

    平井论文把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眼光对作家作品研究富有启发意义。但在80年代的论文仍然以实证研究为主。《郁达夫资料综目录附年谱》以及铃木正夫的两本专著的出版更完善了郁达夫研究的史料背景。铃木正夫的《郁达夫：悲剧的时代作家》（注：[日]铃木正夫：《郁达夫——悲剧の时代作家—》，东京，研文出版，1994年。）运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考证了郁达夫离开创造社以后的文学活动。铃木正夫的另一部著作《苏门答腊的郁达夫》（注：[日]铃木正夫：《スマトヲの郁达夫》，东方书店，东京，1995年。中文版有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 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严密考据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逃难生活。该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查明郁达夫之死的真相。铃木正夫向战争时期在苏门答腊岛的日本人一一访谈，听取有关郁达夫最后的消息，彻底追究郁达夫失踪的真相。他在前言中写出：“作为一个日本人，一个私淑郁达夫作品的读者，怀着安抚和告慰怨魂的心念，我打算写下这一切。”（注：引自《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文版，第5页。[日]铃木正夫：《スマトヲの郁达夫》，东方书店，东京，1995年。中文版有李振声译：《苏门答腊的 郁达夫》，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正如这句话所代表的那样，铃木正夫忠实于真实，严密剖析事实。

　　　　三、1990年以后

    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国内的郁达夫研究百花齐放，日本方面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其特点可以说是方法论的多样化和研究态度的更加学术化。学界不再出现篇幅大的论文，他们研究的视角更加缩小并严密，重视建设性的同时还追求独创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桑岛道夫、坂井洋史、井上薰、大东和重等人的论文。

    桑岛道夫是在目前日本学界最多发表郁达夫研究论文的学者之一（注：目前已经发表的论文有：（1）《郁达夫的社会与艺术——以留日时期和回国前后的文艺观中的“反抗 ”为中心》（《郁达夫にぉけゐ社会と芸术——滞日期、归国前后の文芸观に见られゐ〈反抗〉の考察を中心 として—》），载《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28号，1995年；（2）《对“艺术王国”的梦想——郁达夫〈沉沦〉 论》（《“芸术の王国”への梦想——郁达夫〈沈沦〉论》），载《藤原尚教授广岛大学退休纪念中国学论集 》（《藤原尚教授岛大学定年祝贺记念中国学论集》），溪水社，1997年；（3）《郁达夫：其“告白”的形 式——以〈沉沦〉〈茑萝行〉为中心》（《郁达夫·その告白のかたち—〈沈沦〉〈茑萝行〉を中心として— ），载《人文论集》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社会学科·言语文学科研究报告，第50号-2，1999年；（4）《葛西善藏 与郁达夫——以〈悲哀的父亲〉〈带着孩子〉和〈茑萝行〉的比较为中心》（《葛西善藏と郁达夫——〈哀し き父〉〈子をつれて〉と〈茑萝行〉の比较を中心として—》），载《亚洲留学》（《ァジァ游学》）第13号 ，勉诚出版，东京，2000年。）。他以“艺术家”、“天才”等作家意识为线索，主要根据郁达夫的文艺理论等资料，通过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日本私小说家的比较来把握他的艺术观及其表现。

    桑岛指出，郁达夫前期小说反映他对“艺术王国”的向往和对自己艺术性的欣赏心理。但同时郁达夫在不少程度上已认识到自己缺乏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共同的“自然风景”，因此小说主人公往往在现实社会和艺术世界之间苦恼。《沉沦》主人公的自尽表现出郁达夫的“灭亡的审美意识”以及作为诗人完成末路的“零余者的觉悟”，同时也反映作家的艺术家意识和对艺术世界的留恋（注：（1）《郁达夫的社会与艺术——以留日时期和回国前后的文艺观中的“反抗 ”为中心》（《郁达夫にぉけゐ社会と芸术——滞日期、归国前后の文芸观に见られゐ〈反抗〉の考察を中心 として—》），载《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28号，1995年；（2）《对“艺术王国”的梦想——郁达夫〈沉沦〉 论》（《“芸术の王国”への梦想——郁达夫〈沈沦〉论》），载《藤原尚教授广岛大学退休纪念中国学论集 》（《藤原尚教授岛大学定年祝贺记念中国学论集》），溪水社，1997年。）。

    桑岛道夫还对以往的郁达夫小说和私小说的比较研究表示不满。他指出，以往的研究往往从郁达夫和佐藤春夫的关系来讨论郁达夫小说的私小说特征，提及两者在“方法”上的相同，同时强调主题和背景的差异。但是这些论文并没有明确说明缺乏社会性的方法和富有社会性的主题之间的矛盾，只指出表面现象而已。桑岛同时指出，《沉沦》和《田园的忧郁》的主题来源本来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即使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也难以把握《沉沦》的私小说性。他从这点出发，对葛西善藏的《悲哀的父亲》、《带着孩子》和郁达夫的《茑萝行》进行比较研究，考察两位作家表现在“零余者”、“告白”等的主题和方法的创作心理，进而探索郁达夫和私小说的关系。他指出，《茑萝行》的“告白”在缺乏社会性的意义上无疑代表私小说的典型性格，同时《茑萝集·序》所体现的作者对主人公的同情，即作者的观念性演技和自我陶醉也在呈现初期私小说的典型性特点。同时桑岛比较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坛情况后指出，日本私小说家可以离开现实社会独立地追求自己的艺术，与此相反，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文坛背景，《茑萝行》作为私小说的艺术手法及其艺术至上主义无法得到发展。《茑萝行》反映这种情况，充分具有私小说萌芽时期的“悲叹”，而没有葛西善藏那样的苦闷中的“飘逸”（注：（4）《葛西善藏 与郁达夫——以〈悲哀的父亲〉〈带着孩子〉和〈茑萝行〉的比较为中心》（《葛西善藏と郁达夫——〈哀しき父〉〈子をつれて〉と〈茑萝行〉の比较を中心として—》），载《亚洲留学》（《ァジァ游学》）第13号，勉诚出版，东京，2000年。）。笔者认为，桑岛道夫准确指出了目前郁达夫小说的比较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他的方法论突破了这一局限，为揭开郁达夫小说的私小说特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坂井洋史的论文分析中国知识分子进入现代以来的个性发达的问题，其中部分内容提及郁达夫小说（注：[日]坂井洋史：《忏悔与越境：或者是丧失的话语》（《忏悔と越境あゐぃは丧失のティスク一ル》） ，收录于小谷一郎、佐治俊彦、丸山升编《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①形期におけゐ中国の 知识人》），汲古书院，东京，1999年，第554页。）。坂井指出，《沉沦》主人公在伦理和行为之间的分裂正是他患忧郁病的根本原因。如何把自己从传统性的道德解放到更加自由的观念，这一问题无疑跟“性”这一个体性的基本因素有关。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个性解放这一“巨大的故事”，还要客观把握传统话语。为了使这种行为具有思想运动的强大力量，必须得自觉把握自己所属并束缚自己的共同体的存在，从里面对它加以相对化。但是，《沉沦》的主人公喊叫：只有富强中国的出现才能使自己从性的烦闷解放出来。这等于在把“天下”和“国家”的等级制度颠倒过来，抛弃伦理问题的情况下，把虚构委以自己。坂井推测，中国现代以后的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外面的虚构权威化，期望由此一举解决内面的问题。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许形成他们在本世纪后半时期甘心受难的主要原因。

    坂井洋史的观点似乎得到学界的认同。阪口直树后来把它推广为整个五四新文学，说：“个人层次的苦闷直接联系于民族和国家层次的问题这一强烈指向是五四时期小说的重要特点。”（注：[日]阪口直树：《“救国”和“通俗”的相克》（《“救国”と“通俗”の相克》），收录于[日]宇野 木洋、松浦恒雄编：《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学习者》（《中国20世纪文学を学ぶ人のたぁに》），世界思想 社，京都，2003年。）可以说这是从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一直关注《沉沦》结尾的一个总结。

    井上薰的《郁达夫作品的“性（sexuality）”的话语—其“告白”的仪式》（注：[日]井上薰：《郁达夫作品に见ゐ〈性（sexuality）〉の言说——その〈告白〉とぃう仪式》，载《 野草》，第69号，大阪，2000年。）是日本学者郁达夫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

    井上将《沉沦》、《过去》、《迷羊》、《迟桂花》等作品的“性的告白”的方式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告白”仪式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篇论文在桑岛道夫对郁达夫小说的“告白”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福柯的理论，深入探讨“告白”的机制及其后面的作家意识。井上指出，《沉沦》主人公的“性”在接受基督教和儒教文化影响的同时，也接受道教和性科学等多种观念的影响，这些因素既是浑然一体地，又是相乘地让他对自慰行为产生“犯罪意识”。但郁达夫并没有信仰基督教，他的“告白”是在没有存在“上帝”的情况下进行并获得救赎的。郁达夫的告白的特殊性在于在禁止公开谈论“性”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引进了正由于“谈论=告白”这一行为而自动得到救赎的“性”。同时，郁达夫的告白在没有裁判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救赎，也就是说，当初开始告白的“客体”，通过仪式以后瞬间转换为“主体”。可以说郁达夫的告白仪式以弱小的形式显示主体化的要求。

    大东和重最近发表的两篇论文分别从作家自我意识和当时时代社会背景下的自我表现等角度谈论《沉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注：《“自我意识”的肖像——田山花袋〈棉被〉——与郁达夫〈沉沦〉》（《〈自意识〉の肖像——田山 花袋〈蒲田〉と郁达夫〈沈沦〉—》），《比较文学》第45卷，2002年；《“自我表现”的时代——郁达夫〈 沉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学空间的重构—）（《〈自己表现〉の时代——郁达夫〈沈沦〉と五四新文化运 动后文学空间の再构成—》），《现代中国》第77号，2003年。）。他根据最近学界对田山花袋《棉被》的新的看法，即非私小说论，主张《沉沦》存在批判主人公的叙述者的客观视角，规定《沉沦》是作家的“自我批判”。同时他沿用接受美学理论强调，《沉沦》的革命性力量在于：1. 它提出了自我表现的文学；2. 它使读者发现作品中的自我形象。这些力量重新建构围绕文学的语境，不仅是文学领域，而且也跟现代主体的形成发生密切的关系。

    可见90年代以后的郁达夫小说研究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其最大的差异在于视角的变化。他们的视角不只限于作家作品的表面现象，而通过文学表现更多地思考作为转折时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及其时代社会背景。从一面来讲，这一视角的变化可以说是竹内好等世代的“同一时代人的眼光”的消失，但笔者认为，跟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他者的角度把握对象，是现在日本学者的优势。他们的批判性眼光为整体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和意义可以提供别样的理论和方法论。

　　　　结语

    综观日本的郁达夫小说接受，战争以后有一次重大的变化，即从欣赏到研究、从一般到专业的转移。这种转移在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接受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笔者认为，日本对中国文学的借鉴更多倾向于古代，因此“中国文学”一词让不少日本人联想古代文学（比如唐诗宋词、三国演义等等）及其浪漫性。同时，在日本文学缺乏社会性也已经成为定说的情况下，《沉沦》结尾所代表的明显的社会性和直截了当的政治性促使一般日本读者对中国现代文学敬而远之。从这点来讲，从一般到专业的接受变迁可以说是自然的趋势。我们通过观察这一变化，或许可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也可以说日本文学的）特殊性。笔者希望，我们的接受研究不仅介绍日本方面的先行研究，而且也能具有思考两国文学性的参照系意义。

    以上介绍的日本的郁达夫研究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其他不少研究的成果也在支撑上述研究。笔者相信，日本学者的建设性和坚持性将能为今后郁达夫小说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车的繁体右云
＠②原字左言右尺
＠③原字左顿去页右阝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05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