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考察昭和时期日本知识人中国观的时候，作家武田泰淳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案例。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经历的与中国相关的刻骨铭心的人生履历，战后对战争因果的深刻反思，使武田和不少具有与武田类似经历的日本知识人群体时时在关注、探讨中日之间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诸问题，以中国为一坐标轴或参照系来思考日本的命运和未来。

　　【关 键 词】武田泰淳；日本知识人；中国认识

　　【作者简介】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一、日本知识人群体的中国情结

　　昭和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武力扩张、侵华战争、战后冷战以及邦交正常化等波澜起伏的年代。每一个有思想的日本知识人，在思考这一时期日本和东亚的命运时，中国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元素。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实际上也关系着日本本身以及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本文选取作家武田泰淳与中国相关的史实作为案例，来考察昭和时期日本知识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

　　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文坛上崛起的新作家群，或者称之为“战后派”的作家中，无论从其个人经历还是其作品中所关注的对象，武田泰淳(1912～1979)恐怕是最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人，或者说在战后崭露头角并有着卓越成就的作家中，像武田泰淳那样与中国有着密切因缘、对中国怀有深刻情结的人是十分鲜见的。

　　就经历了战争前后的作家而言，武田泰淳的中国情结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那一代的知识人(包括作家在内的评论家、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等)中，他并不只是一个突兀孤立的存在。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经历的与中国相关的刻骨铭心的人生履历，战后对战争因果的深刻反思，使得很多的日本知识人时时在关注、探讨中日之间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诸问题，以中国为坐标轴或参照系来思考日本的命运和未来。以竹内好(1910～1977)为内核的形成于战前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内外围成员，就是其代表性的群体之一。

　　因此，本文的展开，固然充分注意到武田泰淳的作家身份，但本文将不会是一篇纯粹的作家论，对其作品，也并不重在文学性的分析，本文更关注的是战前、战时、战后这样的一个日本知识人群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中日关系的思考。武田泰淳是这样一个主题的个案之一。①就武田泰淳而言，来自于文物和文献的知识信息在他的头脑中构筑起了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中国意象，而战争时期和战后他又以各种形式实际接触到了中国的实像(或部分实像、或是实像与意象交织的混合体)，这是他的中国思考和中国叙说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

　　二、武田泰淳的中国因缘

　　武田泰淳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东京本乡东片町的潮泉寺(属净土宗)，幼名觉。父亲是寺院的住持，名大岛泰信。武田的姓氏，乃自其父亲的师僧武田芳淳承袭而来。

　　他与中国的因缘起于何时，尚难以确定。不过，在寺院的环境中，他应该读过一些佛经。佛教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用的一直是汉译佛经，在如此气氛的熏陶下，武田已培养起了阅读汉文的能力。这一点与他同时代的人颇不相同。在江户末年至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文人，大都具有汉诗文的造诣，但大正年间成长的日本人，一般已难以阅读汉诗文，即便后来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的竹内好(1910～1977)，也并不具备汉诗文阅读能力。②1928年，武田进入浦和高等学校文科甲类。他经常钻在图书馆里阅读“国译汉文大成”本的《红楼梦》及鲁迅、胡适的作品，并试作了20篇汉诗。③不详武田此时所读的鲁迅等作品是中文原作还是日文译作，因1928年时鲁迅等的作品还只有极少量的日文翻译。1930年他18岁时，还前往住所附近的一所私立外语学校学习现代汉语。从他日后的行为来看，这一时期，应该已对中国文学或中国真正产生了兴趣。

　　翌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文学科。同级的同学中有竹内好，高一级的有冈崎俊夫(1909～1959)，他们三人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从浦和高等学校开始，武田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左翼。进大学后，依然参加左翼组织的活动，曾先后三次遭到拘押，也很少去学校听课，第二年开始不再交纳学费，由此中断了学业。不过，这一时期，他开始与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了交往，此时他经常去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翻阅或购买中国图书，结识了几名中国留学生，后来圈子逐渐扩大，互相教授中文和日文，这是他与中国人交往的开始。

　　在武田早年的中国因缘中，最具有意义的恐怕是参与发起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以后在研究会中的活动。④这一组织的缘起，主要是出于对当时东京帝大等的汉学教学和研究现状的不满。武田在1943年回忆说：“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研究支那应该还有其他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组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⑤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则”将这一组织定位为“以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日支文化的愉快交流为目的的研究团体”⑥。

　　研究会于1934年8月4日借由研究会举行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徐祖正欢迎酒会的场合，对外正式宣布成立。翌年3月，开始发行机关杂志《中国文学月报》。作为主要同人的武田，从第2号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稿，内容兼及中国古典和新文坛两个方面。至其被应征入伍前往中国的1937年10月止，共发表了《今年度的中国文化》、《关于唐代佛教文学的民众化》、《昭和十一年中国文坛的展望》、《袁中郎论》、《抗日作家及其作品》等16篇。此前，在1934年1月还在《斯文》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有关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关于幽默杂志〈论语〉》。由此大抵可知他早期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所在以及有关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

　　1935年前后，武田与流亡至千叶市川的郭沫若和以《从军日记》闻名、两度来日本留学的谢冰莹有相当的交往，并因后者的牵连而被日本警方关押了一个半月。⑦

　　在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的1937年10月，武田突然接到当局的征召，被编入辎重输送队派往华中地区。在此之前，对于有志于中国研究的武田自然是期望有朝一日能踏上中国的土地，却不料竟然是以这样的形式，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

　　战后，他自己反省这一段经历时说：“那时，我内心是反对战争的。”⑧他觉得当时自己的身份是“侵略者”。⑨那年10月，他在吴淞口登陆，到达上海南市的中山医院，被分配在卫生材料厂做后勤事务。四处横陈的中国百姓的尸体，使他大为惊骇。后来，他又或坐卡车或坐小船辗转嘉兴、湖州、杭州，再自南京渡过长江北上徐州，一路途经安徽，目睹了“如小孩一般的中国士兵，懵里懵懂地被抓了俘虏，砍了头[FS:Page]”⑩的惨景，又沿着长江抵达了九江、南昌和武汉，一路可谓戎马倥偬，却也因此而踏勘了中国中部的许多地区。1939年10月，武田退役返回日本。

　　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武田而言无疑是刻骨铭心的。他后来在谈到这一战争体验时说：“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可耻、痛苦和令人厌恶的。”(11)竹内好后来评论说：“那一时段的体验和在中国的思考，可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日后的人生。”“武田的精神的转换——也可称之为生的自觉，是由出征这一体验所带来的。两年的兵营生活，让他变了一个人。”(12)

　　回国后，武田陆续将他在中国草拟的笔记整理成《庐州风景》等发表在《中国文学月报》上，并与小田岳夫合著了《扬子江文学风土记》。作为研究会的主干，他继续向日本读者介绍了臧克家和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曹禺等中国新文坛的作家。这一时期，武田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题材撰写了数篇小说。不过，除了《E女士的杨柳》之外，大部分都在战后才得以付梓。1941年10月起，武田进入“日本出版文化协会(后改为日本出版会)文化局海外课支那班”供职。

　　在战前武田与中国的因缘中，最重要的作品应该要推1943年4月由日本评论社出版的《司马迁》。他在1942年12月为该书所写的序文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开始思考《史记》，始于昭和十二年，即出征以后。在严酷的战地生活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经过了漫长岁月后依然留存至今日的古典的强大生命力。汉代历史的世界，仿佛如同今日一样。当我们在思考历史的严峻、世界的严峻也就是现实的严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史记》中获得某种依靠的力量。在有限的闲暇我耽读于此书时，我越来越为司马迁的世界构想的广度和深度所震惊。……我将《史记》的世界置于我的眼前，我想以那世界的喧嚣，来锤炼我自己的精神。”(13)

　　1944年3月间，日本的败局基本已定，国内政治愈益黑暗，经济状况愈益窘迫，武田很想脱离日本而去海外求得喘息。于是，研究会的同人小野忍(1906～1980)试图将其介绍至上海的“中日文化协会”(14)供职，该机构也表示愿意接受。但因武田过去参加左翼活动而屡遭拘押的“前科”，东京目黑警察署不同意他前往海外。后经在大东亚省供职的研究会同人增田涉(1903～1977)向警察当局的请求和交涉，终于从警视厅外事课获得允准，经长崎坐船于6月9日抵达上海。

　　武田具体的供职机构是“中日文化协会”下属的东方文化编译馆(15)，但实际上两者合为一体，地点即为今上海延安路上的马勒别墅。武田选择来上海，固然有其逃脱国内压迫和兵役的意图，但其中国情结恐怕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战败之前，武田活动的范围，主要是法租界一带，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夜间则往往在犹太人开的酒吧内买醉。其间，与先后来到上海的小说家石上玄太郎(1910～)和日后成为小说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交往颇多，尤其与后者，成了终生的挚友。与上一次的出征经历不同，至1946年2月回国的一年半岁月内，武田除了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而短暂去过一次南京外，一直待在上海市内，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战后一个时期他在日本文坛上发表的重要作品，几乎皆以上海的生活为素材。

　　1945年8月，武田在上海迎来了日本战败。8月底，根据接收上海的国民政府的要求，武田随着其他日侨集中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带的地区，也因此对虹口一带的情形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此时，武田开始认真阅读《圣经》。1946年2月11日，他乘坐“高砂丸”轮船离开上海回日本。

　　1947年，武田出版了生平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才子佳人》，里面收集了他在战争时期就开始陆续撰写、但大都无缘问世的有关中国的小说，并从这一年开始，他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了以上海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审判》、《蝮蛇的后裔》、《月光都市》和《F花园19号》等。在这些作品中除了对上海这座华洋杂处的大都市的细腻描写之外，更多地关注了战争结束前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中国人、日本人乃至西洋人的命运，倾注了作者更为宏观的思考。1952年，武田开始在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风媒花》。这部以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战后活动为经纬、探讨战后初期中日关系的作品，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被新潮出版社印行了三十几次。这些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战后派重要作家的地位。当然，武田战后作品的题材并不只限于中国。

　　1961年11月，受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他与堀田等随团到中国访问了一个月，足迹遍及南北各地。虽然其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但阔别15年之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还是使武田感到很兴奋，从日后发表的《菊花、河、大地——中国之旅》中可看出，新中国给他的印象基本上是光明的。1964年3月再度访华，这次的感觉更为正面。1967年4月，正当中国的“文革”处于高潮期的时候，武田随团又一次来到中国，虽然一路的所见所闻，多少让他有些困惑，但他对“文革”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这一年，他开始在杂志上连载长篇《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女士传》。他之所以撰写这样一部传记，主要在于“她是一位曾在日本留过学，与鲁迅、孙中山、廖仲恺等相关联，与中国革命的源流休戚与共的人物”(16)。这是一部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具有纪实文学笔法的细腻而冷静的作品，与其说是秋瑾个人的传记，不如说是对辛亥革命前夜中国的深刻剖析。

　　战后，武田继续撰写了许多评介中国新文学的文章，并对中日间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发表了诸多见解，《黄河入海流》、《扬子江畔》等是这些文章的结集。他内心比较崇拜毛泽东，对于“文革”，也有诸多正面的描述，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左翼情结(他对于苏东的社会主义阵营始终没有很大的关切)，这里其实蕴涵了一个日本知识人对于东亚区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所表现出的兴奋和迷茫，也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他自《司马迁》以来的对人类历史的认识。1976年2月，武田开始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以1944～1946年间在上海的体验为素材的自传体小说《上海的萤火虫》，可惜尚未完成就突然去世了。《上海的萤火虫》是一部了解这一代日本知识人心路历程的重要文本，2008年出版了由大桥毅彦等详加注释的研究版本。

　　纵观武田一生与中国的因缘，他应该是自浦和高等学校时代正式对中国产生兴趣和关注，上大学以后的中国情结日趋深切。战争时期在中国的两年“出征”岁月，尽管充满了痛楚和彷徨，却使他对中国的认识突破了由纸面获得的意象。在上海经历的战败岁月，使他对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和两国的命运有了更深的审视和思考。总体来说，他一生对于中国的认识，大抵并无质的改变，却有着相当大的度的深化。

　　三、武田泰淳的中国叙说

　　在考察武田泰淳的中国叙说[FS:Page]的时候，笔者认为他如下的三个视角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1)历史上几乎在所有的领域内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解关系的日本人的视角；(2)生长在两国关系充满了纠葛争斗的近代的日本知识人的视角；(3)与中国因缘深刻、有着左翼倾向却以侵略军一员等的身份在战时的中国生活了将近四年、以文物文献和实际体验两个途径对中国有着深切感受的日本作家的视角。

　　(一)对中国思想的叙说

　　这里的中国思想，主要指的是汉民族(当然汉民族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融合体)的思想。一个民族的思想，应该可以理解为该民族对于宇宙(中国人的概念主要是天和地)、人类社会、人生以及彼此之间诸种关系的认识，简而言之也就是世界观和人生观，一种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对于中国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内在核心的把握。

　　中国本土思想的基轴，一般认为是以孔孟为主体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主体的道家，所谓儒家主“入世”，道家主“出世”。但武田认为：“在追求人的生存方式这一点上，老庄和孔子并无二致。以日常生动亲切的语言向其弟子讲述具有社会意义的做人学问的孔子的《论语》，与用天马行空式的空想和比喻将有些悲惨的人的社会日常伦理以哲学的意味进行嘲讽的庄子，看上去似乎是大相径庭、互不相容的，但实际上都是力图彻底探究人的质与量的厚重性、人的功能的重要产物，只是一是采用平面行走的方式，一是采用数次跳跃的方式，其终极目标则是一致的。”(17)

　　在武田看来，老庄的思想看似虚无缥缈、横空出世，但它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结点都在于人本身，这一点它与孔孟并无质的差异。因长期固化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中国思想的主流逐渐呈现出了僵硬的一面，但武田认为：“其发生之时，它在理知性、人间性、革命性、鲜活性诸方面，绝不劣于任何西洋哲学，这一点不可忘却。”(18)

　　武田觉得，以经史子集为形式的中国古典中，史尤其是司马迁的《史记》非常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本身是世界的主体，这与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中强调神的至高无上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西洋思想强调的是神或上帝的主宰力，日本原始思想强调的是神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但《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既是早期中国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反映，也奠定了后世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武田认为，肯定、突出现世的人而轻视(并非否定)神怪和虚妄的来世，并力图消解人的神秘性和极端性，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基点(19)。

　　在武田看来，中国思想的另一基本点是对于均衡、秩序和规则的追求，这也关联到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近代以前中国的城邑，“采用了四方的城墙相围的体制，也就自然地决定了其生活的环境。于是形成了左右对称、两边均衡的审美意识和价值观。中国人很不喜欢不均衡和不对称，因为这样会显得不稳定不适宜。与此相比，日本人不大喜欢定型的东西，而比较欢迎有点变形的、破格的、富有流动性的东西。”(20)

　　(二)对中国文学的叙说

　　武田的文学生涯，是从中国文学评论家的基石起步的。在他出征去中国之前，已经凭借了良好的语言能力阅读了无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将近四年的实际体验，又对中国文学的特质和表现方式有了切身的认识。基于对中国思想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它的“人间性”，二十四史中的“列传”以及无数的小说戏曲，试图表现或热衷于表现的就是这一多姿多彩、复杂鲜活的人间性。

　　武田举出了《拍案惊奇》、《水浒传》和《红楼梦》以及《儿女英雄传》、《白蛇传》等，“这些中国优秀的小说兼具了历年储存的陈酒的隽永芳香和大地新鲜蔬果的鲜嫩滋味，确实是一副效能明显的人间良药”(21)。

　　由以上的分析，武田认为，与别国的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中激越和优美互相融为一体。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激越的要素非常丰富，而优美的世界也并不与此乖离。纤细柔弱的优美，并没有结晶为(日本式的)物哀，却加上了坚烈的钢筋铁骨，文学的形态变得如古鼎一般的安稳，或如金属一般的坚固。虽然也不时会流于咏叹，随感情漂移，柔和地顺应着时节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充满了批判的精神，回归到理知，在空间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比起流动的美来，它也许更是一种沉着的美”(22)。

　　关于“五四”前后出现的中国新文学，武田写过相当不少的介绍和评论文章。他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拯救民族危亡的新元素，但人间性依然是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既有鲁迅那样的犀利沉痛冷彻的风格，也有冰心、许地山那样怀有温情、编织梦想的作家，而“萧军、艾芜、沈从文、欧阳山那样的稍稍新一代的作家，则对现实中的人，在山岳、森林、河川和小巷中稍稍像动物般地生活着的人们，也就是带有人类本性的人们怀着较大的兴趣。……所谓人学，是有关人的生活态度的学识，也是有关人的生存方法的学识，也因此才成为有关人的本质的学识”(23)。人性或者人间性，是武田读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三)对中国风物的叙说

　　这里的风物，主要指留下了中国历史的印痕、具有中国文化印迹的物象。这部分的叙说，实际上也透现出了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武田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切身感受和认识，是他体肤所触及的中国实像和心目中的中国意象的交织。

　　他初次踏上的中国土地是上海，但他为战争的惨状所惊骇，当时几乎没有留下描述的文字。辗转到了杭州，他开始触摸到了中国的风物：

　　“尤其美丽的是西湖。春天仿佛是从围绕着湖水四周的所有的自然中生发出来的。”(24)

　　1939年的冬天和夏天，他曾随军队两度来到了武昌：

　　“对这座城市我一开始就感到了一种亲切的感觉。与令人感到不安的繁华的犹如外国一般的汉口完全不同。武昌的街巷具有了一种吸引我的独特的风格。”(25)因为它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中屡毁屡建，屡建屡毁，“我见到的是用红砖瓦建造起来的近代风格的楼房而已”。尽管如此，武田还是由此联想到了唐代崔颢和李白等吟咏黄鹤楼的诗作，想到了辛亥年武昌革命的风起云涌。“伫立在俯瞰着汉口和汉阳、矗立在江上的黄鹤楼的一侧，我不禁感到了揭竿而起的男子们(指参加武昌起义的勇士——引者注)的豪迈气概，心头不禁涌起了即便不能驾鹤飞去、也可乘着时代的风云大干一番的豪情壮志。哪怕像我这样的异国男子也有这样的感觉。”(26)

　　1944年6月起，武田在上海居住了将近两年，对西区的法租界尤其熟识，这是一个存在于中国国土上的异样的世界：“从霞飞路的电车道向左折入，是一条两边是优雅的洋楼的街道，秋风飒飒。街上行人很少，不时可见像是夫妇模样的西洋人挽着胳膊迈着有韵律的脚步在街边走过。街边法国梧桐树的树叶，向着朱红色的屋顶[FS:Page]、奶白色的墙垣、灰色的门，还有杳无人迹的庭院和运动场投射出了明亮而寂寥的色彩。二楼三楼对着街面的打开着的形状各异的窗户，花费了各种心思设计出来的有趣的大门，还有自大门到房屋门口的石子和水泥的道路铺设，荡漾在楼房与楼房之间的静逸和洁净，每每在都打动了他的心。”而相隔不远处，就是一个充满了中国人气息的世界：“随着暮色越来越浓，两人在耳边满是周边居民喧嚣的声音中走到了环龙路，走进了一家酒馆。这家酒馆的店堂内总是散发着潮湿阴暗的酒瓮的气味。在长长的木板凳上坐下，嘴里啜饮着老酒，投眼向店外望去，对面是一家家摆满了商品的、色彩华丽的糖果店和肉食店，仿佛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27)西洋和东方的叠合，正是近代上海的一个缩影。

　　四、日本知识人中国情结的缘由与立场

　　最后，笔者想讨论如下两个问题。

　　(一)昭和时代日本知识人中国情结形成的缘由

　　昭和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等的扩张和侵略已经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国长期的政局动荡和经济衰败也越来越显出日本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历史积淀起来的中国憧憬已经在日本人(包括日本文人)心目中渐趋消解。1921年的中国游历，使自幼浸淫在中国古典中的芥川龙之介开始用冷眼来审视现实的中国；20年代～30年代曾屡屡踏上中国土地、写出了大量源自中国古典的故事传奇的佐藤春夫，最后不惜以影射攻击郁达夫、郭沫若的方式来坚定地支持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曾经狂热地喜欢上了中国、并大叫“支那是我的恋人”(28)的村松梢风，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其立场就转向了日本当局一边。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以武田泰淳等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群体，何以会酿成深刻的中国情结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可以考虑。

　　第一是青年时期萌芽的左翼思想，并因参加左翼活动遭到当局拘押而产生的对于当局的愤懑和反抗意识。自黑暗的30年代初期起，武田在静谧的寺院中阅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后来回忆说：“《资本论》无论从其厚重浩大的结构还是生动准确的表现方式。都充分具备了足以让人陶醉的魔力。”(29)由左翼文献的阅读和因左翼活动遭受的压迫产生的对于当局的对抗意识，使得他们对日本的体制和内外政策萌发了怀疑和批判。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他们内心一直感到十分的苦恼，以至于当后来当局试图强行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纳入“文学报国会”的体系以配合当局的战争政策时，研究会不得已于1943年将组织解散并停刊了机关刊物《中国文学》，以示反抗。笔者认为，由左翼思想而引发的与当局的内外政策相拮抗的态度，是武田等中国情结生发的一个重要缘由。

　　第二个原因也许更重要，这就是早年对于中国文学的耽读、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以及在中国战场上的实际体验(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培植并加深了武田等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情结。当然，对中国文献的阅读，并不能直接导致中国情结的产生。明治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少年时读过《论语》、《孟子》、《诗经》、《书经》、《世说》等，尤其是《左传》，曾经通读过11次，有趣的段落都可背诵(30)，但他后来却成了一个对以儒学为首的中国思想的激烈批判者和“脱亚论”的倡导者。不过，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无疑是武田等最初的中国意象的酿造源。就像鲁迅当年对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抱有极大的关切一样，身处于主流之外的武田们对于时风所贬斥的处于弱势的中国反而容易激起共鸣，更何况两千余年来中国文化曾一直是日本文化的培养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本身蕴涵着无穷的魅力。与中国留学生的实际交往，又使得武田们增加了对中国的亲近感。当1937年秋天武田被送往中国战场时，现场遍布的民众的尸体让他感到惊骇和痛楚，而一路的山川风物、古迹废墟，也催发出了他对此的凭吊追怀的感伤。上述诸元素的叠合沉积，使得武田们内心的中国情结愈加凝重深厚。

　　(二)昭和时代日本知识人的中国情结与日本人立场(身份)的关系

　　中国情结，是表示武田泰淳等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群体因中国文献文物和个人的体验所酿成的对中国的情感。这些情感在本文所引述的“中国叙说”中已可窥其一斑。日本人立场或日本人身份，则是武田泰淳等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群体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者尤其应该受到重视。

　　作为一个具有左翼倾向并因此而受到压迫的知识人，他们对于当局一直心存芥蒂和隔阂(他在战后对日本政府颁发的“文艺选奖”的拒绝，依然可看做是一种对当局的拒斥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日本人的立场或日本人的身份。堀田善卫在他去世十年后被公开出来的当年的上海日记中，非常真实地记述了武田泰淳等人代表的日本知识人群体获悉日本战败的消息时内心表露出来的失落和苦涩：

　　“随着电车渐渐从静安寺驶近南京路，从车窗向外看，商店几乎都关上了门，不时地从里面一个个挂出了青天白日旗。尽管南京路的商店全都打了烊，但满街都是人。……人们带着异样兴奋的表情在行走。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天黑了，我和武田一起回家。回去的路上，两人一时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武田慢慢地说道，日本民族也许会消灭，倘若今后自己留在支那的话，就会告诉中国人，以前东方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我们自己来告诉别人。”(31)

　　从上海回日本后不久，他发表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这些人虽然与中国文艺多有接触，但稍微静下来想一下，还是觉得日本的文艺更亲切。中国文艺犹如他山之石，憧憬的彼岸，异国之花，怎么也无法成为自己的东西。(夏目漱石、森鸥外、川端康成等这些作家)让人感受到一种血缘之亲。与此相比，中国的作品还是有一种隔阂之感。”(32)

　　这些话是真实的内心独白，因为这已是在言论自由的战后，他没有必要去迎合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中国也已经切切实实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明白无误地将过去的对华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对曾经是侵略者一员的自己深加自责。战后他一直在呼吁日本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以后，他甚至主张中日合为一体：“我想，中国、朝鲜、日本，不久将合为一体吧。……欧共体若能成立的话，从历史的必然性而言，日本和大陆什么时候也会统一的吧。虽然并不抱有实际的期望，但从一个梦想来说，我想中日联合是可能的。”(33)

　　也许，他最终的梦想，是中国情结与日本人立场自然地融为一体。

　　1967年他在《扬子江畔》的后记中写道：

　　“说起来，若加上战争中的两次经历的话，如今我已经五度伫立在扬子江畔了。对我而言，‘扬子江畔’就意味着‘中国大地’。但我只是一直伫立在中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