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不稳定
自然，上述一结果与近年来中日两国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内在的关联。实际上，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本的知识阶层在诠释中国社会的变化时，在观点的形成上也是颇有起伏的。
最近在日本刚刚上市的《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1972》（马场公彦著，新曜社2010年12月版）一书对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形成和变迁的脉络做了系统的梳理。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尤其以具体的考证见长，作者就战后以《世界》、《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和《现代》等日本24种综合杂志发表的有关中国的2554篇文献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中国观形成的机制和变迁的过程。
所谓综合杂志是日本对杂志的一种独特的分类方法，指以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进行评述为主要内容的杂志。综合杂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治时期。如森有礼编辑的《明六杂志》、福泽谕吉编辑的《民间杂志》和柳川春三编辑的《西洋杂志》都是综合性杂志的前身。
作者在书中对日本综合杂志的考察别有一番新意。日本媒体在战后经过产业化重组，在一定意义上开始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成为独立运营的企业组织。从1945年开始，日本迎来了综合杂志的创刊热，其社会背景是因为当时人们拥有一定的政治热情和对社会变革问题的关心。此后，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综合杂志作为公共论坛在舆论的形成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因为日本存在综合杂志这种民间的商业媒体，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平台，从而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政府的对外决策。如《世界》杂志作为舆论平台为促进中日邦交的早日达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杂志是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社会呼声的信息发源地之一。
由作者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后日本的中国观总是和日本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战败”和中国的“战胜”的社会现实曾直接影响到了战后日本中国观的形成。一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学者试图通过“中国论”来建构日本社会的发展蓝图。中国也曾是战后日本人“想象的异邦”，他们意念中的中国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方法而已。也就是说，在战后初期日本知识分子有一种通过对中国研究来表明自己的理想、社会变革的方向的特征。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多是出于对于日本的近代的批判，而且他们认为中国代表的是新的社会的变革方向。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本书的作者认为，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在战后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来把握。“本书不只是有关中国研究的专业书籍，也涉及战后日本的思想史（尤其是精神史）、国际关系史（以中日关系为中心）、外交史和文化史（特别是传媒史）”。
《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1972》一书所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首先，从事中国研究、具有发言权的是哪些人或者群体？其次，中国的哪些事象成为被研究对象、并被设定为论题？再次，中国观是如何形成和转变的？
作者指出，就1945年到1950年的日本中国学界来说，活跃在学界的中国学研究者多是亲日共的现代中国研究者。这一时期的中国观带有理论化和理想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以往研究中日关系的手段是多采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之类的方法，但本书重视非国家的因素、着眼于民间商业媒体的存在和作用，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作者希望本书能就中日两国间的相互认知的框架和相互认知进行具有启示性的考察。
日本社会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仍缺乏认同感
如果说在20世纪中期前后，不少学者在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受到中国社会变革的冲击，并进而影响到中国观的形成的话，但必须看到的是，如今发生在当代中国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革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去年，中国的GDP已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这对中国模式的社会变革模式国际社会都是一个冲击。显然，如何在学理上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也是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学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面对中国社会变革所再次带来的冲击，当今日本社会上的反映值得关注。抛开中国威胁论不说，与战后一个时期内日本出现过的“毛泽东选集学习热”和“熊猫热”截然不同的是，如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仍缺乏相应的认同感。日本书店的书架中虽陈列着不少有关中国的图书，但在内容上大都是负面的，正面的内容比较少。这种中国认识的形成涉及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阅读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对更深层的原因仍需做具体的分析；如果说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日本的社会舆论和国民情绪曾影响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的话，那现在的这种社会现实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研究。在这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一书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