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红军从中国南方向遥远的西北进行万里“长征”时，它在福建、江西和安徽留下了一些部队。这些部队人数太少，不足以继续控制以前苏区任何重要的地盘。它们的任务是建立新的运动中心，并保持人民的革命传统。这些坚强的战士分成许多小股游击队，以几省边界一带人迹罕到的山区为根据地，使中华苏维埃的旗帜继续飘扬在中国东南和中部各省许多分散的据点上。

    卢沟桥事变使中日两国公开宣战。在反对入侵敌人的斗争中，共产党被正式承认为国民党的盟友。一向主张联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的中国红军置身于全国军事力量总司令的指挥之下，改编为中央政府第八路国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南部和湖北北部的红色游击队得到命令，他们也要编入统一的中国军事系统中。于是，他们从各自的据点下来，集结在各处进行改编和训练。

    把分成小组，战斗在长江两岸山区的15000名游击队集中起来，是很困难的。许多地方，人迹罕至。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消息和政府的命令传到那里，是需要时日的。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下山接受改编时，反而遭到省军事当局的袭击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因为他们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了。有些游击队长期同外界隔绝，不理解党的新路线。一直到了1月份，这些游击队才最后完全集中起来。

    根据中华民国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改编为新四军。

    叶挺将军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他是1925—1927年国民革命中著名的“铁军”的卓越将领之一。虽然他参加的起义最后导致红军的建立，但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10年中，他过着隐居生活。而担任副军长的项英，工人出身，早在1923年平汉铁路大罢工时就参加了党的活动。他曾当过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当红军开始向西北长征时，他是留在华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领导人。

    1938年1月，我在汉口采访了叶挺将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司令部设在以前日本人的住所里，地上铺着日本式稻草垫，炭火盆抵挡不了长江冬季寒气的侵袭。这位身材魁梧的广东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以勇敢过人而闻名。他在房间踱来踱去，讲述了这支新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及其重要性。

    “我们的人都是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生活。面对武器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去这些年，他们常常挨饿，有时不得不吃草充饥。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秘密。

    “新四军的建立是作为一支在长江两岸进行游击战的流动部队。战士们正集中在这里进行训练和调整，然后开赴前线。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新四军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这两支军队都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当然，我们的许多指挥员和战士由于是共产党员而同八路军有联系。”

    早春季节，偶尔可以看到这支新军的小股部队行进在汉口街头。这些战士久经风吹雨打，赤脚露膝。他们行动敏捷，象全世界的山林英雄一样迈着大步。他们穿着灰色土布军服，没带任何符号。他们边走，边喊口号或唱歌。

    5月初，当日军围攻亳州的时候，新四军奉命在皖东的长江两岸作战。它被限制在这个地区。这是顾祝同将军管辖的第3战区，即皖东南的一小部分。长江以北的地区多山，适宜于进行游击战，而长江以南的皖南是一个大平原，水道纵横，湖泊杂陈，实在不是游击战士的用武之地。这里没有天然屏障可以隐身。平坦的地形使日军的汽艇和机械化陆上运输工具实际上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日军的飞机可以发现并摧毁游击队任何明显的集结，可以侦察到他们的根据地，进行不停的骚扰。新四军70%的兵力就是集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地区。它的主要基地、训练学校和医院全都建立在这里。过去一年间，它在这里每天至少同敌人交战一次。这种经常不断的战斗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不远的地方。

    八路军拥有数十万兵力，主要是在它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地盘活动。新四军则不同，它的活动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盘内，要受在它来之前早已建立的军政当局的管辖。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八路军和自己组织起来的游击队是单独作战的。新四军则是东战区诸种军事力量中的一种。它必须接受战区司令部的命令，仰赖它的财政和给养。在兵源的补充方面，它没有华北游击队那种自由。在争取群众支持方面，它不能像边区政府那样，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或下命令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新四军只能通过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向人民表明日军是可以打败的，它教给人民提高生产和增加收成，并为他们免费医疗。当租金和利息过份高，而地主和高利贷者又拒绝减少时，新四军鼓励农民救国会进行抗租抗税斗争，理由是，战争的负担本应由各个阶层平均承担，但富人并没有承担自己应有的份额。

    访问过新四军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新四军通过这些活动，赢得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但这里的民主改革、群众组织、战时教育和群众参加抗日等工作，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赶不上晋察冀边区，后者在真正贯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方面堪称模范。

    由于东战区限制民主抗日群众组织的发展，结果这里土匪猖獗，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这个问题，北方早已成功地解决了。在主要战场西移后，长江下游一带留下了大批半匪半兵的“游击团伙”。他们往往受雇于日本人，虽然偶尔也打一下日军，但必然是危害人民群众。新四军认为，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必须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它采取行动的头几个月，对土匪和日军同时发动了一些进攻。像北方的八路军一样，它也开始采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争取其下层投向人民。但是新四军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主要原因是群众组织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其次一个原因是，长江下游一带的土匪团伙并不象北方那样是一大批散兵游勇，而是由大城市敲诈勒索的流氓领导的人数不多、组织严密的匪群。新四军在它活动的区域内迅速地镇压了或赶走了这些匪群。但在东战区的其他地区，土匪仍然猖獗。

    在新四军内部，也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最大的成功之处，”我首次采访叶将军一年后又见到他时，他对我说，“是我们把许多小股游击队融合成一支统一的军队。我们的战士多年来小股活动，分散作战，什么事都是大家说了算。人人都互相熟悉，计划是一块儿讨论的，实际上没有什么正式的纪律。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大部分战士是农民，大规模组织的概念对他们是陌生的。在老战士中，有许多人反对这种‘侵犯民主’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全军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政治宣传和教育运动。政工人员向每个战士解释，从内战时期那种小规模游击战术过渡到组成大规模抗日流动部队，在我国革命中是一个进步。每个战士的革命职责是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方法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纪律不是机械式的，不是独断专行的，而是建立在我们战士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之上的、自觉自愿遵守的。”

    “不过，”他说，“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克服了过去打游击时的那种习气。我们仍然存在问题。”

    当我要求他更详细地谈谈这些问题以及准备如何解决时，叶挺望着我笑了。

    “你看过《夏伯阳》这部影片吗？”他说。“我们就是那么做的。”

    新四军连以上的所有单位都设有政委或政治部。他们的这个制度同北方八路军和游击队是一样的。政委是他所在部队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他的责任是，保证这个部队成为有觉悟的、战斗的机体。他不仅有权监督战士，也有权监督司令员。作战方案都是在他参加之下作出的。他既有很大的权力，也有重大的责任。一旦定出作战方案，军事指挥员就下命令。

    政委对它的执行负有责任，必须带头贯彻。

    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杰克·贝登对新四军一次典型的进攻作了这样的描写：“连长大声发出命令。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于是他全速冲在前头，战士们紧随其后……”政委为什么要参加军事决策？项英本人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工人和工会组织者。他对贝登作了解释：“革命者在其工作中学习的策略战略类似于军事行动中采用的战术战略。因此，一个出色的政治战略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军事战略家。而技术专家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略家。而搞政治的人可以很快地学会军事战略，不过，他必须向专家请教如何使用步兵和炮兵。

    “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感到责任重大，急切地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能干。他们是按照作战方案行事的，成败关键在于作战方案，而不在于他们自己。”

    据叶挺说，政府其他军队的军官90%出身于富裕的、有知识的家庭，而新四国的军官和政委70%是工农出身。这就是为什么新四军的官兵可以毫无困难地过同样生活的主要原因。新四军的军饷每月为1.50元至5.00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标准都是一角钱。每月可领5元军饷的，除最高级别的干部外，还有一部分在新四军宣传部门工作的日军战俘。

    新四军从政府得到的财政补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得到同别的军队同等的待遇，”叶挺说，“我们就会获得两倍于或三倍于目前的津贴。只是由于我们的军队来自劳动人民，我们才能勉强过日。政府的拨款仅够伙食费和部分装备费。政治工作、战地医院和后方医院、教育等方面的预算由我们自筹。新四军同当地行政当局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不能从其税收中得到一分钱。它的一些特殊用款必须依靠本军士兵和中外同情者的自愿捐献。这方面的捐款数目是有限的。

    新四军不征兵，来这里的都是志愿兵。有些申请者被拒绝了，其原因有三：他们来自别的军队；他们来自中央政府未授权新四军接受兵源的地区；新四军认为他们当兵不是出自抗日的真诚愿望，而是别有图谋。新兵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后，才能入伍。如果有人被发现身体不合格，则根据他们的健康情况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可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

    贝登把新四军战士守则译成了英文。他根据自己的亲眼观察，他们的确是身体力行的。在3条基本守则中，第1条是：“抗战到底，绝不投降，绝不妥协。”第2条是：服从命令。第3条是：新四军的所有战士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人民，尊重他们的利益和风俗习惯。

    6项规定要求战士必须保管好自己的武器，爱护住户的家具和瓷器，守秩序、有礼貌、勤快、干净。

    新四军的10项守则，象八路军的守则一样，是从红军继承过来的。它规范了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10项守则如下：“1.离开老乡家时，把用作铺板的门放回原地，收拾好各种东西，把垫铺的草捆好，送还原主。

    2.把地打扫干净。

    3.说话和气，不要大喊大叫。

    4.买东西，照价付钱，不讨价还价。

    5.借老乡的东西，要归还。

    6.损坏东西，要赔偿。

    7.大小便，必须去厕所。

    8.洗澡时，回避女人。

    9.部队内外，随时随地进行宣传。

    10.不杀俘虏。”

    最后一点被认为十分重要，违反者要枪决。所有战士都学会几句日语口号，以便向敌人喊话，要他们投降。这些口号的内容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不伤害俘虏。新四军有许多日军俘虏。他们受到良好的待遇；他们的月薪和福利比许多中国军人还要多。其中一些人用日文写宣传品和信件，劝说他们的同胞不要打中国人。

    我们简单地介绍了组建新四军的前后经过、它的任务、困难和训练情况。现在我们谈谈它是如何打仗的以及作为一支活跃的抗日游击力量成立9个月来所取得的成果。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他们抵达南陵。5月16日，他们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这一仗打得很顺利。长江一带的日本驻军已经减少，调了许多兵力去增援徐州周围进行的大战役。日军只占领了较大的城镇，让骑兵和摩托化部队巡逻其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当新四军渗入南京附近时，日军毫无觉察。只是当新四军的便衣人员潜入这个沦陷的首都，往墙上贴标语口号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受到新的严重的威胁。

    从5月16日起，新四军活动频繁，同敌人天天发生小规模战斗，不断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南京和芜湖一带遭到了难以描述的破坏，日军无恶不作，生灵涂炭；土匪横行乡里，像恶狼一般，抢劫百姓。老乡们只求安稳过日子。一见穿军服的人，不管来自何方，只会使他们遭殃。新四军花了很多时日，才使老百姓相信，它的确与众不同，它真的是来为他们而战，并教会他们起来自卫。它不是用美丽的空话，而是用实际的行动使他们信服的。当它的部队到村里时，它不是吵吵嚷嚷，挥舞着武器，要食品，要住房，要劳役。它避免了军民之间经常发生的摩擦：中国士兵打仗打得筋疲力尽，进村时饥肠辘辘，而老百姓则对他们关上大门，因为群众的粮食也没多少了，不是士兵挨饿，就是他们自己饿死。新四军进村，却不一样。它先派一个不带武器的代表去同群众代表商谈，说明它要的东西是会付钱的，而且果然言而有信。当群众给指挥官送来猪、鸡等慰劳品时，竟被谢绝，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军队吃的东西，是出钱买的。而且部队首长还请农民吃饭，请他们给队部的行为提提意见。现在，老百姓是主人，新四军是对他们负责的，而且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新四军起初是零星地同日军交火，后来转而有计划地袭击敌人的运输线和摧毁敌人的装备。从5月份到10月份，它给自己确定的特殊任务是：阻挠敌人对徐州的大举进攻。在我写这篇报道时，我面前摆着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一幅游击队员的黑白画。这是新四军司令部发表的关于这几个月的正式报告。在第一页有一张统计表，介绍了新四军从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的军事活动情况。这些数字是根据各个部队的报告统计出来的。

    这个统计表，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新四军不断地、无情地骚扰了敌人。叶挺对我说，新四军实际上每天都在打仗。统计数字证实了他的话。在统计的130天中，同敌人交火108次。

    第二点是，由于战斗局限在运输线一带的小冲突，所以双方伤亡不大。新四军采取了伏击和突袭的战术，它的伤亡比日军更少。据统计，4个月中，日军死892人，伤583人。

    游击队的伤亡仅为日军伤亡的1#10略多。

    鉴于外国军事观察家认为华北游击战的伤亡比例就是如此，那就更没有理由怀疑采取同样战术的新四军取得相同的战果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敌人物质损失的数字。这些数字令人信服地表明，对一支现代化、机械化的军事力量采用游击战术，不仅可以造成它的人员伤亡，尤其可以摧毁敌人的贵重装备，使它无法利用其优越的机械化力量，使这支打正规战屡屡获胜的军队无法在其占领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统治。从1938年5月份至9月份，新四军破坏了敌人的两列军用火车、120辆卡车和运兵车以及6门发射装置。它炸坏了64座桥梁，扒掉了5英里多长的铁轨，破坏了50英里的公路。它缴获了1，281枝步枪、47，000发子弹，大批钞票、许多卡车的军用物资，俘虏了590名日军和伪军。到12月份，贝登报道说，新四军司令部军官称，单单是长江以北就破坏了150辆卡车，而我在1月份采访叶挺时，他说缴获了3，000枝步枪。

    各个部队的战果是辉煌的。例如，“团结师”7月11日至16日在南京附近破坏了9座公路桥梁。7月30日，他们在高资击溃了一队日军雇用的警察，并缴获了他们的武器；炸毁了京沪铁路的一段，以致镇江和丹阳之间的交通中断了3天。

    8月12日，该师直接袭击日军的堡垒时，曾经进入句容这个离南京不远的镇子。8月24日，他们到了南京以南3英里的金陵门。直到敌人派了20辆担克来迎战，他们才撤退。次日，他们炸坏了一段公路，当日军派少数工程兵来修路时，他们又袭击，予以消灭。这个师后来不间断地打这里攻那里。新四军在5月份到10月份打了108次小战役，“团结师”占了48次。

    8月份，“前进师”使敌人的一列军车出轨，炸沉了一些汽艇，迫使2，000名日军讨伐队退回基地，未能完成其惩罚任务。在它活动的地区，日军在铁路视线所及的范围内砍倒了所有的庄稼，烧毁了所有的房屋，以消除游击队袭击铁路线的一切可能性。在采取这些“感化”措施时，他们枪杀了数以千计的农民，强奸了他们的妻子。“前进师”帮助这些被激怒了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以便反击敌人。访问过新四军的外国人说，农民们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些情况：“以前两三个日本兵就可以来村里要女人。现在他们不敢来了，除非大批人马带着机关枪来。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好好收拾他们一顿。现在他们来的次数少多了。当小股日军来时，农民自卫队动用全部力量，包围他们。当日军来的人很多时，农民游击队便分成小组活动，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村里的群众有时间安全转移，运走所有的食品和个人的财物。”

    “抵抗师”的一部分在长江北岸活动。9月15日，它在安庆—合肥公路上炸毁了许多日本坦克。第二天，它又截住了一大队运输补给品的卡车，毁坏了其中的40辆。由于新四军破坏了安庆—合肥、合肥—黄梅的公路运输线，进攻汉口的日军不得不把其右翼的攻势推迟好几个星期。新四军后勤部门的一位高级军官最近访问香港时，对新四军在长江下游一带9个月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结：“首先，有了一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军队，随时准备打击日军防务薄弱的环节，从而迫使侵略者不得不在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部署大量兵力，否则，这些兵力本来会沿浙赣铁路西进的。其次，随着我军活动的扩大，当地村镇居民被加以训练，组成自卫队，采取调查户口等措施，使敌特汉奸无法来这些地区进行侦察。此外，由于当地人民全力支持抗日斗争，日军尽管占领了一些地方，却越来越难以在那里组织伪政权，理由很简单：如果乡绅和财主上敌人的圈套，他们就会失去对当地的领导权。由此可见，虽然这个地区被日军占领，但在政治上，它并不巩固。第三，新四军还担负起领导群众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的任务。各师的政治部保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建立学校、扫除文盲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大大超过往年。新四军医疗系统不仅为伤病员建立医院，还促进群众保健事业的发展。

    “如果群众愚昧无知，消极被动，在这样的地区，游击队是无法有效地开展活动的。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就是加强战斗力，这样最后胜利才有依靠。最后，我们的战士勇敢无畏地坚持斗争，不顾长期的生活贫困和艰难险阻，不断打击侵略者，取得胜利，这深深赢得了附近地区友军的钦佩。

    我们缔造了一支模范的军队，使其他军队可以得到鼓舞，从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战斗力。这种‘竞赛’和对比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新四军确实是一支统一战线的军队。它的富有战斗精神的队伍主要是由以前红军游击队员组成的。它的辅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效力，使之能够改造它所活动的整个地区，它们成为新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辅助事业中，有四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第一是军队建立的小工业群，这是上海工人和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他们不辞辛苦，跋涉到内地，而不愿呆在上海向民族敌人出卖自己的技术。第二是军队的培训学校，他们培养了许多指挥员、政委、军工人员和其他军事工作者。在这些学校执教的不仅有新四军自己的将领，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教育工作者。第三是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队，它们向群众传播了文化。它们是由男女青年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第四是医疗服务。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创建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医疗服务系统。

    选自爱波斯坦著《人民之战》P250—263，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