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

    尽管国民党谒力想控制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在多方的压力下,国民党终于同意了外国记者的延安之行,但它采取而把代表《伦敦每日电讯报》和加拿大一些出版单位的邱茉莉(作者的妻子—本刊注)排除在外。实际上,他们是出于政治动机。国民党派的采访团团长谢保樵起初向我们保证,他将尽一切努力把邱茉莉包括进来。但在我们背后,他却在对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的小理查德·瓦茨吹牛时吐露了真情。瓦茨把他的话转告了邱茉莉。他说:爱泼斯坦真是个傻瓜,他还想有人会帮助他妻子去延安。我们一百年也不会让她去的,因为我们怀疑爱泼斯坦想留在边区,这就是他要让他妻子跟他一同去的原因。

    这纯粹是瞎胡扯。因为我们所要做的—也是国民党所害怕的—是我们把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外国媒体上披露,而不是想把自己同外界隔绝。

    在重庆新成立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对不把邱茉莉这位正式任命的记者包括在记者团中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拿大驻华大使维克托·奥德伦将军向邱茉莉讲述了他是如何向董显光大发脾气的。他对董说:“这真是一个荒谬的规定,竟然不让一个代表整个加拿大报界的记者参加这次采访活动。”他还说,“现在的女性很坚强,是不怕任何艰苦的。”

    邱茉莉还为此事找了国民党元老孙科,但也未能使她的名字列入记者团的名单中。她听见孙科亲自打电话给宣传部长梁寒操(据说,梁寒操是他的人),生气地要他取消这个禁令。看来,在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比这些官员地位更高的人。

    我们采访团启程以后,才知道邱茉莉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被突然排除出采访团的。因为沿途在国民党地区内许多地方都有人问:那个女记者在哪儿?他们已为她安排她住处了。由此可见,不让她去的最后决定必然是突然下达的,所以来不及通知呛们。而且这样的决定一定来自非常高的领导。

    国民党认为,如果邱茉莉参加,外国记者团的力量对比就左倾得太厉害了。此外,不让女性参加的政治禁令还把两个有影响的中国女记者也排除在外。她们是《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她们两人都主张国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日。是谁不顾大家的抗议,断然否定原先的安排呢?种种迹象表明,作出这个决定的是蒋介石本人。他习惯于过问最具体的细节。

    国民党也对去延安采访的逻辑性外国记者名单作了“调整”。他们鼓励国民党宣传部的雇员莫里斯·沃陶取得了《巴尔的摩邮报》特派记者的资格。激烈反共的科马克·沙纳汉祖父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评论》周刊的委派。但是,他们两人并没有像国民党所希望的那样对延安及其领导的地区加以谴责。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保守观点,但他们也被亲眼看到的情况所感动。

    参加采访团的中国记者是国民党精心挑选出来的。但就是在他们中间,国民党也无法“一统天下”。重庆《新民报》的赵超构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赞扬延安的报道。代表最反共的国民党军方报纸《扫荡报》的谢爽秋实际上中共地下党员,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开了身份。

    尽管国民党竭力想控制延安之行,但它在公共关系方面还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这“二战”最后一年中的中国局势已事先决定了这一点。甚至在国民党挑选的报人中间,它也找不到一个起作用的支持者。

    继重庆之后,我们行程的第二个起点是西安。从西安,我给《纽约时报》发了第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西安——封锁的堡垒

    我们外国记者团在前往中区地区的途中,在西安已经停留三天。这是我们五年来第一次访问中共地区。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对盟国将要在亚洲大陆对日本进行的反攻来说,西安都是很重要的。由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公路即将开通,西安便显得更加重要。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中国迫切需要内部团结。在重庆,有共产党的一位全权代表正等待着是否有可能进行谈判。虽然重大决定都是来自重庆,但这并没有减少西安的重要性。西安是政府自1937年以来为“解决共党问题”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巨大的政治、军事堡垒。不管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和解,还是强硬,执行的关键在西安。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堡垒,西安给人的印象和感觉都是如此。个人的行动不是个人的私事。一切都要检查、跟踪、再检查。相比之下,重庆可以说是极端放任自由的了。访问者离开长江沿岸潮湿闷热的天气,来到阳光强烈的陕西高原。开始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很快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仿佛是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行动要严格遵守规则,一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对外国记者团的欢迎是盛大的。我们像来访的大人物一样,每天都参加宴会。不过,既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参加社交活动,我们还是利用宴会之间的间隙去采访重要人物和重要地方。

    在西安掌握军政大权的胡宗南将军不在这里。在日军完成对平汉线的占领之后,他带领一部分军队开赴前线,以阻止日军向陕西方向前进。这是他们第一次实际参战。他的参谋长罗子凯(译音)少将断然宣称,共产党“并没有打仗”。他向我们保证,他是代表胡宗南讲这番话的。

    西安是一个警察城市,这个特点随处可见。当我们这些外国记者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据说是公开的和合法的)在西安的办事处时,我们发现,它所在的那条街道空地一人。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处不在,每一个敢于在那条自首上行走的人都可能被怀疑同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我们是乘坐人力车去那里的,后而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尾随着我们。他们伪装得很可笑,原先没有戴帽子,由于我们经常往后瞧,他们戴上了宽沿帽。

    尽管控制很很严,实际上仍然有空子可钻。国民党作出种种努力来孤立和隔绝八路军办事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我们在这个城市活动的情况竟然了如指掌。“你们昨天去传教士大厦,谈了些什么?”“听说你们向省长提出了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等等。

    西安这个反共堡垒看来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我们参加了专为我们安排的反共青年集会以后,那个措辞最激烈的主要发言人来到我们住处的房间,悄悄对我们说:“今天你们听到我们说的那些话,全是胡说八道。”他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如果被人告密,会遭到严刑拷打,甚至还会掉脑袋。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名叫陈忠经,他是地下党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公开了身份,成为著名人物。在西安,他是胡宗南(他统帅的军队封锁着共产党地区)办公室的人。当时20来岁的熊向辉也是地下党员。他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许多要职,例如,新中国的驻英代办,后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同基辛格的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导致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美中关系解冻。

    在西安,国民党特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反共见证人,他是延安地区八路军的一个逃兵。这显然是真的,但他太老实了,以至对他的展示者没有什么用处。他说,他曾经三次试图逃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次被抓回去,只有第三次成功了。为什么他如此急于逃走呢?作为一个士兵,他希望打仗,但是,却让他劳动。他指的是,延安地区的军队垦荒种地,以满足部队、干部和学生的需要。他被抓回去后,关禁闭没有?挨打没有?他说没有。他抱怨说:“但我受批评了!”他并没有证实国民党关于中国红军如何残酷野蛮的说法。

    国民党在宣传上的另一个失败,就是安排我们参加“劳动营”。据说,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在这里接受温和的教育,以便改过自新。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十来岁或20来岁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在去延安的途中被抓的。他们的住处刚被粉刷一新。他们的回答显然是经过授意的。如果谁敢于发表不同的说法,那就要遭殃了。但是,有一个年轻人仍然设法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幕后的情况。我们问他,在劳动通常待几年?他提供了标准的回答:“两年。”但是,当我问他,他自己在这里待了几年时,他小声说:“四年。”

    甚至在外国记者中间,包括保守的沃陶,对此也留下了痛苦的印象。在这里所产生的怀疑后来在延安得到了证实。

    沿着重庆当局安排的路线,我们还要在国民党的地区盘桓几天,才能最后进入延安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继续向我们灌输一些他们的看法。

    在陕南的大荔,欢迎我们的代表团据说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照例一致赞扬当地的形势,并谴责共产党。一个穿着贵重的丝绸马褂的“农民”代表引起了我们怀疑。他为了消除我们的怀疑,用他的手杖演示,他在田地里是如何锄头的。

    随后,为了说明国民党是怎样挡住日军的,我们被带到黄河边的潼关,对岸就是日本侵略军,双方有时近距离互相打炮。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著名的将领胡宗南。他日常的主要工作是对延安实施封锁。他个子不高,显得有点瘦削,神经质,似乎在模仿拿破仑孤形象。他只谈到潼关是抗日前线。

    在当地他的总部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蒋纬国(蒋介石的小儿子)为我们敬酒。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件国民党为了维护形象的趣事。老蒋提倡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下令他的军官不准喝酒。因此,当我们的报道送交重庆的新闻检查官审查时,不允许提到老蒋的儿子喝酒事一事。重庆的检查官同邱茉莉争来争去,最后建议改动一下措辞,才算通过。改动以后的文字是:“在司令官的指示下,蒋副官敬酒。”这样,国民党就算保全了面子。

    (摘自《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定价:48.00。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邮编:100037)

    稿件来源: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