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瑞典]彼得·奥斯贝克著，倪文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19.00元

    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A Voyage to China and the East Indies）的中译本得以出版，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该书最早的版本是1757年的瑞典语原本，不久后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这是第一份公开出版的瑞典访问者在中国的旅行报告。

    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的学生，彼得·奥斯贝克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卡尔亲王号”（Prins Carl）来到中国。这艘船于1750年11月18日从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发，并于次年8月22日抵达广州，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年的1月4日。

    在中国停留的这四个半月期间，奥斯贝克搜集了相当多有关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他也将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观察记录了下来。他的观察不但真实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锐，有时还能滤除从书本上读到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成见。

    林奈希望能够搜集到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本素材，在他的《自然系统》（Systemanaturae）中对所有自然物进行规模宏大的分类，因而他周游各地，尤其是在瑞典境内游历，并留下了一些有关其所到之处的宝贵记录，这些记录文笔优美而有见地，而他的一些学生足迹也曾到达世界上其他遥远的地方。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使得他的一些门徒有机会到亚洲游览，因此林奈非常希望彼得·奥斯贝克——他的得意门生之一——能够造访中国，因为他相信奥斯贝克能将这一任务完成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出色。当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果然向林奈展示了数百种的新植物种类。林奈非常高兴，他试图说服奥斯贝克再度游历中国，他说：“毫无疑问，在一次航行中，你所能做到的比其他一百人加起来的还要多。”然而，奥斯贝克始终没有能实现他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彼得·奥斯贝克是第一个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公开出版的瑞典人，但他却并非第一个撰述有关这一方面内容的人，早在17世纪末，乌普萨拉大学就出现过两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一篇描写长城，写于1694年；另一篇介绍“大中华帝国”，写于1697年。

    在整个18世纪中，“中国观”在瑞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对于中国的兴趣，则要归功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与华贸易的展开。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品带到瑞典，同时公司又在瑞典经济史上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其存在的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内（1731～1806），至少有130个航次来往于哥德堡和广州之间，这一贸易往来使瑞典获取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新信息。

    18世纪中叶，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且有影响力的人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从法国带到了瑞典：中国是一个由哲学家统治的国度，是值得竭力仿效的典范。1753年，也就是奥斯贝克回到瑞典后的第二年，皇后洛维萨·乌尔里卡（Lovisa Ulrika）收到了一份庆祝她33岁生日的礼物：一座中国宫。

    彼得·奥斯贝克对于中国的文化有一些正面的评价，例如，他说，“由于历史悠久，他们有关天地和历史的知识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的道德信条被视为经典，法律和行为准则被认为是最好的生命箴言。医学和博物学都建立在长期的经验上，他们农业水平的完善让人羡慕”，但他同时却指出，“由于缺乏对上帝真知的了解，他们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因之黯然失色”。一方面他承认中国人“谈吐文明，举止文雅，勤于社会生活，做生意特别有天赋”，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们“顽固，骄傲，并且多疑”。

    奥斯贝克的旅行见闻中对于中国文化这些正面和负面的评价，就如同钟摆在天使和魔鬼之间摆动，向今人很好地展现了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摆动在天使和魔鬼之间的钟摆，其极端往往是隐蔽的意识形态情感的表达，而并非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描述。我们需要多些真实的描写，少些意识形态的喷发。从总体上看，尤其是在其悉心搜集的植物学资料这方面，彼得·奥斯贝克的记述确实非常写实，并且对于1751年的广州情况也有非同一般的洞察。

    翻译彼得·奥斯贝克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对于倪文君小姐能在我的好朋友周振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这项工作，将一位18世纪瑞典学者的作品译成漂亮的中文，作为一个瑞典人，我感到十分鼓舞。

 罗多弼（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