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查尔斯·F·诺伯搭乘英国商船到达广州(1747-1748)至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1794)前的半个世纪里,虽然每年均有大量英国船只到达中国,而且与年俱增(见马士《东印度公司中国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册的“海运表”),但这期间留下来的涉及中国的游记并不多。据笔者的统计,仅有四部,而且关于中国的部分篇幅均不大。20世纪的一位英国旅行者曾说:来中国后你最不易做到的一件事是你不写本关于中国的书。看来,这话对于18世纪的英国人并不适用。

    按作者到达中国的先后,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威廉·希基(William Hickey)的《威廉·希基回忆录》(Memoirs of William Hickey)。他在中国的时间是1769年,但本书在1919年才首次由艾尔弗雷德·斯宾塞(Alfred Spencer)整理出版。

    我们在英国权威的《国家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里找不到威廉·希基,好在本书1962年的美国版(加了个正书名:《浪荡子》)由英国文学评论家彼得·奎奈尔(Peter Quennell,其本人曾在1931年来中国,著有《从东京到北京走马观花》)撰写的“前言”及“回忆录”本身均向我们提供较为详细的作者生平材料。

    威廉·希基出生于一个殷实、体面的伦敦律师家庭。父亲是爱尔兰人的后代,希望儿子能子承父业,因此威廉17岁中学毕业后就在律师事务所做学徒。但是,由于结交了些浪荡子,他不久就开始酗酒、赌博、逛妓院、做交际花的情人,结果挥霍无度,大量举债,还偷了父亲律师事务所的钱,伤透了望子成龙的父亲的心。在他19岁时,父亲完全失去了管教好儿子的信心,便通过关系,把他弄到海外去自谋生路,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

    威廉·希基一生中曾有四次海外旅行,其中三次目的地是印度,并在东印度各地及远东地区游历。他的中国之行发生在其首次东方之旅,先后到达澳门、广州,居留时间1767年下半年,共四个多月。

    威廉·希基与其他早期来中国的英国旅行者不同的是,他的中国之行纯属偶然。他在印度的麦都斯(Madras)呆了不到一年,遇到些不顺心的事,决定回国。他来时所乘坐船只的船长沃德尔听说此事,即邀请他照样搭乘自己的船回去,但必须先去中国再回欧洲。希基没有找到直接回国的合适的船只,只好退而求其次,跟随他们先看一眼中国了。

    当然,回忆录里首次提到中国要早于此。他刚到麦都斯时,被安排在一位英国人的花园里住下。过惯优裕生活的这位“花花公子”在这个“家徒四壁、一片昏暗、唯一的家具是一张三人沙发”的房间简直叫他今夜无法入眠。他特别提到沙发上的“一只龌龊蹩脚硬如地板的中国枕头”。虽然中国的生产技术与工艺从17世纪开始已开始落后于英国,而且进入18世纪后差距越拉越大,但在马戛尔尼访华前的18世纪英国游记里,还少有对中国生活器具的舒适度进行批评的。当然,自18世纪末开始,直至19、20世纪,中国的生活、交通等日常器具的拙劣甚至“侮辱人格”,乃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大常见话题。

    总体而言,希基对中国及中国人并没有好印象。他这样描写自己亲历中国的第一个地点-澳门:

    “我……在这个惨不忍睹的地方上了岸,这里有一个属于葡萄牙人建筑蹩脚、破败不堪的要塞,我看到里面有几个面黄肌瘦、半裸着身、显然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生灵。他们穿着又旧又破本来应该是蓝色的衣服……不仅是这些人,周围的一切都表明这里的贫困和惨况均已登峰造极。”看到这种情景,希基转身就向海滨走去,即使看到一个打着“高雅娱乐、舒适居室”的所谓“不列颠宾馆”也不为所动。他的同伴也像他那样对澳门厌恶至极,急于返回他们自己的“普拉塞号船上真正舒适的套房”。

    17、18世纪,老牌海上霸主葡萄牙已是风光不再,而英国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后来的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头号海上强国。但是,葡萄牙由于其在中国是惟一的一个有居留地的西方国家这样的特殊地位,在广东地方政府及大清宫廷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已引起英国商人的嫉恨。因此,18世纪中后期的希基厌恶澳门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这也正是早期英国旅行者的普遍态度。那么,他对广州城内外又有何评价呢?

    当时的外国船只必须在黄埔停靠,外国商人改乘小船进入广州。与澳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者用了“赏心悦目”和“令人快乐”两个词来形容黄浦地理环境及“飘”来的音响。对广州的描写又进了一步:

    “这个城市的景象,当你靠近它时,显得惊人的雄伟和秀丽。其建筑的宏大和新颖肯定会让初游者惊奇。河道上的繁忙程度决不亚于伦敦桥以下的泰晤士河……”

    其实,这里描写的是允许外国人居住、经商的广州外城,内城即是另一番天地了:

    “我们迈出界外,即发现那些住户均来到门边,盯着我们看,小孩们跟在后面起哄,大呼‘番鬼’等侮辱性的诨号,有些还向我们扔砖块、石块。”英国人尚未真正进入城里,就有意外的‘见面礼’。其实,就整个18世纪的英国游记来看,这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早在20多年前,就有“百总号”船长安逊和后来成为著名英国建筑师的钱伯斯充分地领教过,并在他们的游记或有关著述里同样充分地给予描述。

    在他们强行进入内城后,作者失望道:“步行穿越了整个内城,竟没有看到任何一件东西,能够抵消我们所遭受的无礼。……因此,任何初游者都不要寄希望于在这座城里能看到漂亮的建筑,或其他美好的东西。如同我们,除了侮辱和失望外,别指望好奇心能得到丝毫满足。”

    看来,“外城”已不太“中国”,这里能让英国人享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相对自由,所以在他们眼里还差强人意甚至还有赞美的余地;而“内城”却在咫尺之间形成鲜明反差,评价也就随之走向反面了。

    除了对城市进行评价外,希基还对上至海关官员下至普通百姓,甚至扒手、妓女给予关注。当然,他对这些“贪官”极端蔑视;从珠江上航行的中国船只的设计和装饰他看出中国民众迷信、保守、停滞不前;还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佳扒手”。作为伦敦社会的一个曾经的花花公子,希基当然对广东一带的娼妓现象格外敏感,在关于中国部分仅二十多页的篇幅里两处给予较为详细和具体的记录:如暗娼出没的地点、联系的方式、“小姐”的人数和概况、海员染上性病、以及当地官员受贿后的视而不见等等。当然,英国游记里反映中国娼妓希基远非第一人,但他作为整个过程的亲历者或实践者,材料最丰富,也最可信。他的描写似乎在颠覆一个形象:即中国人都像孔夫子那样克己复礼,讲道德操守;同时也在重言另一个形象:即中国人贪财,官员尤甚!如果我们把早期的英国关于中国的游记按形象分类,那么《威廉·希基回忆录》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排斥中国者”中应该随安逊的《环球航海记》和诺伯尔的《东印度各地航海记:1747到1748年》后排行老三。

    在希基“路经”广东19年后,英国人托马斯·吉尔伯特率商船夏洛特号又到达这里,并于次年出版其《1788年从新南威尔士到广州,附新发现岛屿的情景图》。本书篇幅较小,前言10页、正文部分85页(16开)。据作者称,他们从东方经印度洋回到欧洲开辟了一条新的航道,而且途中还发现了一些未知岛屿,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航海细节告知未来在这条航线上的海员,因此,本书的形式为航海日志,内容以诸如经纬度、水深、暗礁岛屿及天气状况等航海技术方面的记录为主,虽然作者也多处提到广州或中国,但一般仅一笔带过,始终坚持多谈技术而少谈文化的原则。

    关于作者吉尔伯特,我们未能查到其生平资料。他指挥的夏洛特号由东印度公司承租,此次前往广州的目的,前言交代是“为东印度公司运回一船茶叶”。

    关于中国,吉尔伯特除了牢记自己的商业使命外,似乎并没有多少好奇心。相对来说,他对于澳门和虎门以里广州城外的描写用了更多的笔墨,而且不限于提供航海数据。他说澳门“位于珠江口的一个岛上,属于葡萄牙人。从前澳门要富裕得多,人口也多得多,而且不受中国人管制;但今天它已失去了大部分从前的荣光;虽然现在居民大多还是葡萄牙人,而且受葡萄牙国王委任的总督统治,但已完全由中国人摆布,他们可以随时让葡萄牙人饿死或倾家荡产”。

    但这已完全不像根据第一手材料撰写的游记,而像参考书里关于一个地方的知识性介绍。即使他本人上了岸,交代的也只是他呈交了东印度公司的订购指示,完全没有其本人对脚下城市感觉或评价。对于虎门、黄埔及附近珠江两岸的景色,作者的笔法倒略有不同:

    “虎门是珠江口的一个狭窄的通道,……其两边均有要塞,……其中一个藏在树丛之中,看起来非常悦目和烂漫。”

    “溯珠江而上,两边景色宜人。首先进入你视野的,是一马平川的稻田;再往里看,田野变成了山冈,朝江两边均被辟为梯田,种上甘蔗……许多高耸的塔使这片乡村的景色活泼了起来,视野之内还有一批规模不小的城镇。”

    以上两段的叙事模式又回到了我们所希望的游记文体了。但作者登上中国本土后却说:

    “我在中国停留期间并没有任何值得记述的东西,我只是想在结束时说明一句,如同东印度公司有些年头的职员那样,我同样快速地受命载着一船的茶叶和瓷器驶往英格兰。”该航海记还多次提及安逊,但作者仅对比安逊笔下南太平洋上人间天堂的蒂尼娜岛(Islan d o f T in i-an)以及26年后他目睹此地乃荒岛的巨大反差,完全不像伏尔泰、孟德斯鸠、德昆西等欧洲思想家、文学家那样特别关注安逊游记在欧洲也许是最先全面抨击中国的论述。

    由此可见,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兴趣和态度。早期来中国旅行的英国人大多是吉尔伯特之辈,他们的中国观与以传教为主要目的、来自欧陆(尤其是法国)的天主教士们有很大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94)之前,英国至少还有约翰·米勒斯(John Meares,1788,1789)和海军上尉乔治·莫蒂默(George Mortimer,1790)来过中国并出版了各自的航海记。莫蒂默的航海记正文部分才71页,但从其标题看游历地却达9个太平洋岛屿,最后到达广州。由于该书暂缺,先存而不谈。但据笔者猜测,该书可能也像吉尔伯特的航海记一样,以航海的技术层面记述为主,关于中国部分可能也是点到为止。

    米勒斯的《1788、1789年自中国至美洲西北海岸航海记》篇幅巨大,但其中关于中国部分并不太多。较集中之处是相对独立于该航海记的“美洲西北海岸与中国等地贸易记事”一节,其他均为零星描述,散落各个章节之中。

    此篇“记事”旨在说明与中国的贸易对大英帝国强盛的重要性,并提出,为了扭转英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用美洲西北海岸的皮毛、人参及英国本土的纺织品、锡等打开中国市场的可行性和紧迫性。

    米勒斯像其他英国商人一样,猛烈抨击中国政府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认为“十三行”的代理制彻底扼杀了公平贸易,政府官员的腐败又使他们遭受重大损失。由于英国对中国贸易在所有西方国家中占最大份额,因此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也就最高。但作者对整个中国的估计并不以广州一地为准,他提醒说:

    “如果我们以住在珠江两岸中国人的性格来看待整个中国人,那就对他们太不公了。在一个贸易海港,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海关官员、经纪人、低级商人,这不足以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来判断其整个民族;然而,只要看看那些曾经深入到中国内地的人的记述,我们就会相信中国人是个自由、开通、讲礼仪的民族,而且他们自己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因此,如果我国派出一个具有以上所有素质的外交使节,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不会受到应有的礼遇。”

    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还没有一位英国人曾经深入到中国内地并留下记载的(约翰·贝尔于1720年曾跟随俄国使团从西伯利亚进入北京除外)。因此,米勒斯对于中国人性格较公允的认识大致是根据此前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著作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米勒斯之前的游历中国的英国人,如安逊、诺伯尔等,均认为广州足以代表整个中国,因此,他们就对中国极尽抨击之能事了。同样的著作在不同人当中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影响,可见形象的塑造与前人的影响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米勒斯还提出英国说服中国开放北方港口,并在中国本土附近寻找永久居留地等等,这些都预示着1793年英国首次访华使团的全权大使马戛尔尼勋爵向大清政府提出的六条要求。无疑,随着英国人日益加深对中国的认识,英国最终撩开这个神秘东方大国面纱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中华读书报 200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