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末期由朝鲜人崔溥写成的《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富有史料和学术价值。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遂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 艰险，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运河北上。一路上过驿过闸，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回国后，立即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七天后向成宗进呈。此日记是谓《漂海录》（收入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又可参见葛振家点注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崔溥行经运河，事地人物，皆属新鲜，因此对所见的一切似乎皆有兴趣，在在留意，细心观察，甚至进行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崔溥所记运河一线，各种地名多达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桥梁60余座。值得注意的是，很可能是由策彦这类贡使编写并对后世经商路程书有着明显影响的嘉靖十四年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所载运河交通情形差可比肩《漂海录》，但完全没有铺的记录。至于明后期中国商人为经商方便专门编写的路程书，只为有裨日用。隆庆四年（1570年）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和天启六年（1626年）徽商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关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其余事项很少。可以说，无论是在崔溥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时人有关运河沿线交通情形的记载，还从未见有如崔溥的《漂海录》那样详细具体者。

　　崔溥一行由运河北上，沿着驿站行止食宿，将这些驿站名称一一记录下来，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明代中期运河全线的交通状况。

　　明朝在洪武元年（1368年）即在全国各地置水马站、急递铺，洪武九年改水马站为水马驿。崔溥记其所见道：“水有红船，陆有铺马。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旱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崔溥所说，与明廷有关水马驿的定制是符合的。

　　崔溥记录了设在运河线上的急递铺。由明代的各家运河水程所记可知，除了崔溥，行经运河者都没有记录沿岸的铺，这一点，成为《漂海录》迥异于其他水程类记录的明显特色。崔溥详细记录了运河沿线调节水量以利漕运的船闸；见到并记录了运河沿线的递运所，这基本上是同类书籍所缺载的；见到并记录了运河沿线掌管地方治安的巡缉机构巡检司，这些巡检司，不见于崔溥以前的行经运河记录，直到嘉靖年间的同类记载才较多；记录了在浅滩处为挽舟设立的交通设施浅铺；记录了吕梁大、小二洪的气势和过洪的惊险经历，栩栩如生；对运河上的堤坝堰闸等交通工程设施也作了总体性记述。这些描述，将明代运河交通情形描摹得相当具体到位。

　　崔溥在总述了行经运河驿站等名称后，又进一步介绍道：“盖扬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驿，且闽、浙以南皆路经此府以达皇都，故驿路甚大。陆驿相距或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水驿则自武林至吴山三十里，自潞河至会同馆四十里，皆水路中之陆路，故相距近，其它则或六七十里、八九十里，或过百里，相距甚远。铺之相距或十里，或二三十里。自扬州后，水边又设浅，或六七里，或十余里以记里。”这是目前所知关于明代运河全线交通设施的最早而又较为系统全面的记载。

　　崔溥在其《漂海录》中，留心观察运河交通，记录了未曾为前人所注意或因习以为常而未曾记载的有关驿站、急递铺、浅铺、递运所、巡检司以及堤闸堰坝桥渡塘等大量运河交通设施的内容，有些交通设施，既不见于前人记载，也不见于后人记载，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依据这些内容，结合相关文献特别是地方文献的记载，对照崔溥前后的同类记载，我们不但可以了解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交通的基本情形，而且可以观察到明代交通特别是运河交通设施的完善或废坏程度。

　　明中后期的运河沿岸城镇特别是江南运河沿岸城镇，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运河的经济文化往来也是最为繁忙频盛的。崔溥一行经过运河，留下了对运河经济文化交流和运河沿岸城镇面貌的系统而又完整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崔溥《漂海录》以前乃至以后相当长时期的同类记载所不备，因而弥足珍贵，颇具价值。

　　崔溥记杭州，“接屋连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绿之景，真所谓别作天地也”，是关于杭州最早的总体描述。记吴江县城，“屋伟壮丽，下铺础砌”，是极为难得的资料。崔溥所记镇江城北江边的西津渡，丰富了西津渡的具体内容。崔溥所记高邮州州城，是非常难得的反映高邮面貌的一条记载。所记济宁，“水皆从济宁中分，城之东畔y河，西畔济河，二河萦抱，合流于城南底”，运笔简洁。所记华北最大的商品转输中心临清，“楼台之密，货财之富，船舶之集，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不独及时地记录下明中期临清之兴盛，南来北往商贩之活跃，兼且对临清作出了符合实际发展程度的定位，在城市史特别是明代运河城市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崔溥等亲见盗贼劫夺船筏，相与搏击，简直就是当时运河社会治安的实录。

　　崔溥并不满足于对运河线上各地城镇的单个描述，而是对运河南北风情继续发表总体性的看法，说大江以南，“闾阎扑地，市肆夹路，楼台相望，舳舻接缆”，珠玉金银之产，农副产品之富，“甲于天下”，而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临清为盛也。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则亦间有富盛繁伙者，若镇、若寨、若驿、若铺、若里、若集、若嘴、若厂、若湾、若坞、若坝、若闸、若迁之间，人烟不甚繁盛，里闬萧条”，对运河城镇的定位相当准确。崔溥的记述，清晰形象地展示了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沿岸的市井风情。可以说，在综合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上，崔溥的《漂海录》不但时代最早，而且在明代的同类记载中也是惟一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9-02-24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