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回溯14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在英国作家作品中不断被颠覆的接受历程，并探究其形成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对立的“中国印象”的原因：这不仅是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吸纳与民族文化自身的保守性、排它性交互作用、相互冲撞的结果，更是由于大英帝国商业利益和自身的文化需求。
关键词 英国作家 中国形象 接受历程 形成原因

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接受，发轫于14世纪中叶，它是欧洲文学中中国赞歌的首唱者，开启了十七八世纪欧洲文学“中国印象”和“中国崇拜”的先河。但在以后的五个多世纪中，英国作家心目中形成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并不断地相互颠覆，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文学主潮中的“中国形象”是负面的，这与法、德等国文学有着明显的差异。下面简要回溯14世纪以来中国形象在英国作家作品中不断被颠覆的接受历程，并探究其形成原因：

一、17世纪末以前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想象

17世纪末以前英国作家对中国的描述，多缘自于一批早期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的书信和笔记，或是出于自己热情的主观想象，作者本人并没有到过中国。这批传教士书简和笔记，或是为了满足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或是为了亲近中国以传播基督文明的需要，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描述往往过度理想化，从政治制度到文化生活似乎都是西方世界的楷模。在文学史上，它是欧洲文学中中国赞歌的发轫者，开启了十七八世纪欧洲文学“中国印象”和“中国崇拜”的先河。

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东方的游记是1357年面世的《曼德维尔游记》，又称《东方闻见录》，它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著作，游记中的曼德维尔实际上是英国散文始祖约翰（John the Beard）的化名。全书八万余言，其中第63－79章写中国。游记中关于蒙古和契丹的材料，部分来自中世纪鄂多立克的游记，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想象。作者笔下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礼仪，欧洲各国皆无可比拟。此书问世后被辗转传抄、家喻户晓的程度堪比马可·波罗的《游记》，后又被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各种文本，风靡欧洲。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题为“游记”，实际完全出于想象，并非是真正受到中国文化实际影响的产物。

1599年，英国年轻的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编译的《英吉利民族重大的航海、航行、交通和发现》（简称《航海全书》）出版。书中摘译了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拉丁文著作《关于日本使者朝觐罗马教廷的对话》，哈克卢特没有标出该书作者，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范礼安等。哈克卢特感到它是“一种我认为迄今为止发现的记载那些国家最准确的书”。书中介绍了中国的疆域、税收、北部边防人口、政区、政府机构、官员考核和农业情况。尤其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并首次介绍了中国的儒学、道教和佛教，并特别指出：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因为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因此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书”；另外，官员的升迁也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和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这可以说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学和科举制度第一次发表品评，也是17世纪以前欧洲人“中国印象”的一个总体缩影。哈克卢特的《航海全书》摘译了其中主要内容，共30页，以三人对话的形式介绍中国。这可能是英国作家依据实际的中国材料（包括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认识）写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著作问世后，哈克卢特摘译的部分被誉为“一篇出色的关于中华帝国及其社会阶层和政府的论文”。《航海全书》也被称为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

在此之后，有勃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的《忧郁的解剖》（1621），这本书在30年间再版了四次。它并不是一本医学书籍，因为在勃顿看来，世上所有的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问题都可以概括成一种病，那就是“忧郁”，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和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治疗这种政治忧郁症的灵丹妙药。书中关于中国的有限知识完全来自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17世纪英国还有一位对中国极感兴趣的作家叫托马斯·布朗（Sis Thomas Browne, 1605—1682），他在其读书笔记、《瓮葬》和《对几个民族未来的预言》等著作中都一再提到中国。在读书笔记中，他提到在他全部读完的书中就有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1585－1658）的《大中国志》、平托（1510—1583）的游记以及英国牧师珀切斯（1577—1626）的游记。在《瓮葬》中，布朗根据穆拉修的《航海记》对中国的丧葬风俗进行描绘和评论，并以科学理性精神澄清西方人在中国瓷器制作方面流传的各种谬误。他在《对几个民族未来的预言》中假借一个人送给他的一首诗歌中预言鞑靼人将席卷中国，他在注释中引用了中国人筑长城的故事，并引用了一个“旧的预言”：将来的某个时候，中国的旅客会来往通行无阻。

威廉·坦普尔（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是英国辉格党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散文大师，他的文章“被当作练习与写作的范文”。坦普尔没有到过中国，他的中国印象最早来自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mando Mendez Pinto, 1509—1583）。平托从1537年起到东方游历，到过东南亚、中国和印度等地，1558年返国，前后达21年。他撰述的《游记》在1614年出版，其中对中国文明有详细的介绍，但多半被理想化了。坦普尔1680年起，他的三卷本文集陆续出版，其中多篇涉及中国，如《讨论古今学术》、《论伊壁鸠鲁花园》、《论英雄的美德》等。在《论英雄的美德》中，他认为中国最大的英雄是伏羲和孔子，特别是孔子，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孔子著述的唯一目标，就是教人能过一种好的生活”。① 他还赞扬中国的历史政治制度，称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拥有比任何别的国家更优良的政治体制的国家。1671年，坦普尔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在谈到政府起源时，他不同意当时一些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起源于“父权”，是家庭组织的扩大，这简直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庭国家观的英国版。

利用中国题材编写剧本在17世纪后期也开始进行。在英国舞台上，第一个采用中国题材的戏剧是埃尔卡纳·塞特尔（Sir Elkanah Settle, 1648—1724）于1674年编写的《中国之征服》。剧本讲述的是清兵入关后的一段故事，在史实上参考了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以及门多萨、纽霍夫等汉学家的著作。剧本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复仇，写清顺治皇帝的父亲被汉人杀害，死后几次显灵诉说真相，使我们很容易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另一条是顺治与一个汉族女子恋爱的故事，是将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中秦良玉抗清的故事与清人笔记中的董小宛故事凑在一起，并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这出戏在当时的伦敦并不叫座，剧中崇祯皇帝以刀刺指写血书以及手刃嫔妃等场面，只能让英国观众既惊讶又新奇。在此之后，有位叫霍华德（Sir Robert Howard）的爵士也写了一部戏剧叫《鞑靼人征服中国》，说的也是清兵入关征服中原的故事，并请著名作家约翰·德莱顿替他修改。②

二、18世纪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转变与否定

从18世纪开始，英国作家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再是完美的代表，它破碎成截然不同的两块。一块对中国形象是批评和否定性的。这种声音在18世纪初还是出于大英帝国的商业扩张和少数人的文化偏见，但到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这种否定性的批评则已成为英国作家群中的主流。其中179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造成了英国作家对中国形象的改变：一是这一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提倡民主、平等以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这对英国思想界自然会产生很大影响；另一件是在这一年，马戛尔尼率领一个400多人庞大的使团，携带大批礼物来华，结果却被封闭又自大的清政府拒之门外，在贸易与政治上一无所获。马戛尔尼回国后的报告以及使团成员写的相关书籍，使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传教士书简中那个如此美好的“理想国”原来如此。随着种族优越论愈煽愈炙，贬抑中国之风也越演越烈，狄更斯就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说：“中国人怎么可能有哲学呢？”桂冠诗人丁尼生也在诗中宣称：“在欧洲住50年强似在中国住一世。”在英国作家队伍中，这种声音的代表人物有威廉·厄立克斯（William Nichols, 1655—1716）、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威廉·诺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2）、弗朗西斯·洛基尔（Francis Lockier, 1667—1740）、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理查德·沃而特（Richard Walter, 1716—1785）等。

威廉·诺顿在1695年出版的《关于古今学术的感想》中，对中国文化全面的否定，在他看来，孔子的学说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说来说去就是一些普通的道德问题，凡是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都能够说出来。③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欧洲享有盛誉，完全是卫匡国、金尼格等传教士宣传和夸大的结果。诺顿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征引事实或通过实际考察，而是运用一种简单的推理。譬如，他认为既然满人入关，几年内便通晓中国的典章制度，可见中国的典章制度非常简单。一个国家的典章制度居然如此简单，其文化方面自然也非常幼稚了。又如，既然欧洲传教士可以靠粗浅的医理和算学在中国朝廷身居要职，被称为渊博之人，“那么外间所传的中国人何等博学的那些说法，就永远不可相信了。”④ 四年之后，威廉·厄立克斯写了一本《与有神论者的谈话》。为了攻击中国的宗教与文化，他虚构了一个神话故事来证明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是多么荒诞不经，那些宣称中国历史悠久、民智开启很早的说法何等不符事实。作者的结论是：“在所有立法家和哲学家之间，只有摩西一人才给我们一个明智而又合理的开天辟地故事。”在这股否定中国文化和道德文明的批评声浪中，声誉最大、影响最大的是贝克莱和笛福。贝克莱是柏克利红衣大主教，也是“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的提出者。他在1732年出版的《阿尔希佛朗，或渺小的哲学家》中，通过一个虚构人物奥佛拉诺对阿尔希佛朗的批判来批评中国文化。奥佛拉诺驳斥盛赞中国文明的阿尔希佛朗说，不论中国人所处的环境或他们的政治原则提供了怎样有利的条件，似乎他们的博学和精明还不足以在科学上赶上欧洲人，因为在他们的编年史中居然记载天上有十个太阳以及黄金雨竟然下了三日之类荒诞不经的东西。奥佛拉诺认为中国人“对于许多无聊琐事的好奇心很强，易轻信，热衷于寻求点金术和长生不老药，热衷于占星术、占卜和各种预感。他们对于自然界和数学的无知，可以从耶稣会士利用这些知识在他们中间取得巨大成功这一点上可以看出”。⑤ 笛福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主要反映在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凝想录》和《魔鬼的政治史》等论著之中。由于他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这些言论产生的影响更大。在《续编》中，笛福驳斥耶稣会士宣扬的中国文明和富庶：“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建筑和皇家的宫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商业活动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的城市同我们的城市在财富、实力、服饰的艳丽、家具的富丽堂皇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无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我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无知又肮脏的人，而且又组织得不好”，“同他们的实际国力和豪华排场一样，他们在航海、贸易和农业等方面与欧洲相比，也是很不健全的。再说，在知识上、学术上和科学技术上，他们也相当落后”。⑥《凝想录》又名《月球世界活动记录》，出版于1705年，是一部幻想讽刺小说，矛头指向英国和欧洲政治。小说借英国人请中国人制造登月的飞车来批判英国国会轻信和不负责任行为，对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也十分厌恶。《魔鬼的政治史》把中国称之为“中国魔鬼”，把那些称赞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称之为魔鬼的同伙。笛福之后继续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的是乔治·安森。他在1748年出版的畅销书《环球旅行记》中记叙了其航海经历，也把对中国的偏见纳入其中。乔治·安森是一位西方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文以人传，他的作品在英国有很大的市场和影响力。在欧洲各大图书馆里，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在论述中国时，几乎都要引述这部游记。安森曾率领船队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可是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物品不是腐烂变质就是缺斤短两、残缺不全，比如“动物的胃都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在安森看来，中国人的这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环球旅行记》中认为关于中国人不诚实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他说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国人的不诚实行为，他也担保中国的官员同样是不诚实的。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包括礼节和习俗）是混乱不堪的；中国的文字是一种蒙骗，他在与中国人谈话后，发现很多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言文字。据此，他批评那些赞美中国物质和文化的传教士说：“然而有些传教士却告诉我们说，尽管中国人在科学技能上的确比欧洲人落后许多，但他们教育人民并以之实施的道德和司法却极堪仿效。根据某几位好心教士的描述，我们应该被劝诱而相信，整个中华帝国是一个治理完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在那儿唯一的争执只是该由谁来展示最大的博爱和仁慈。但我们所见到的广州官员、商人以及手工艺人的行为，足以反驳那些耶稣会士们的杜撰。”⑦ 安森的部下对中国也有类似的记录和见解，其中以理查德·沃而特的记载流传较广。在记叙中，他描述了澳门官员的拖拉作风，“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对商船队和随行人员进行敲诈和欺骗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他举例说：一次我们从中国入手中买了许多鸡鸭，但没过多久就死了大半。我们开始还以为是中毒，但检查的结果却是为了增加重量而在肚内填满砂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是中国屠夫宰杀时注进去的。商船队离开时许多中国船跟在后面，捡拾起船队扔下的许多动物尸体以便再次发财，因为“中国人从不反对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动物食品”。他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是“感觉迟钝”或“麻木不仁”。作者认为，中国人性格中的怯懦、虚伪和不诚实可能是由于该帝国普遍盛行的镇定自若和外在的体面造成的。

批评和攻击中国文化礼仪和国民道德，成为18世纪的英国作家群尤其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主潮。但也还有一批作家根据耶稣会教士带回的中国资料和他们的中国印象，正面肯定中国文化或在创作实践中采用中国素材。欧洲大陆渐渐兴起的罗珂珂风格，更掀起一股中国园林和中国瓷器、中国茶的热潮，这在英国文学创作中也多有表现。

18世纪前期，对中国文化推崇的作家是艾狄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他俩都是18世纪前期英国文坛重要作家，特别是艾狄生，由于他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坛被称为“艾狄生时代”。他俩都醉心于阅读各种关于中国的记载和报道，特别是17世纪末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ouis- Danie Le Comte, 1655—1728）的《中国近况新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主要见于斯蒂尔主办的《闲谈者》和两人合办的《旁观者》两份报纸上，⑧ 涉及中国故事、中国政治制度、孝道、中国长城、瓷器、茶和中国园林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斯蒂尔所讲的中国故事，少数出于传教士的记载或中国神话故事，但大多是虚构的游戏之作，如《旁观者》第584、585期刊载他写的《一篇洪水以前的故事》，其素材并非取自《山海经》或《淮南子·天文训》之类中国历史神话，完全是自己编造的关于家族、财富和婚姻的荒诞而又诙谐的故事。刊于第545期的《中国故事》更是与中国神话、传说沾不上边。他说的是中国皇帝写给罗马教皇克莱蒙十一世一封信，建议中国与教会建立联盟。斯蒂尔的目的自然是用来攻击英国政体，但建议特意用中国皇帝诏书的文体，雅致而幽默，阅读之中，也会激起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斯蒂尔的中国故事虽多是虚构的游戏之作，但在英国文学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文学中流行一种虚构的书信文学，真真幻幻、诙谐之中夹以讽刺，被称为“伪信体”，始作俑者应该就是这位仰慕中国文化的斯蒂尔。艾狄生对中国文化的赞扬主要集中在孝道、园林、瓷器和茶饮等方面。他在《旁观者》和《冒险杂志》上讲述几个故事，都是中国瓷器在英国让人入迷到发疯的地步：一位妇女重价购得两件中国瓷器，准备运送到一个中国式小庙内收藏，但在运送的过程中却被车夫打碎了，这位妇女为此而发疯，医生只得让她住在一个摆满中国瓷器的房子间之中。⑨ 在园林美学方面，艾狄生深受李明中国报道的影响，提倡师法自然，反对人工造作，被称为“摆脱园林艺术中人工化最有影响的初期倡导者”。他认为中国园林和欧洲园林最大的不同在于：“欧洲人的种植园在设计和布置上循规蹈矩，因为他们说任何人都会把花木摆成一样的行列和相同的图案。中国人宁愿在大自然的作品上展现才华，从而永远把他们指导自己生活的艺术隐藏起来。”⑩ 艾狄生也十分欣赏中国的孝道，他引用李明在《中国近况新志》中所举的一个例子：中国官员惩处忤逆案子，不但逆子本人要受到惩处，而且他的家庭、邻里乃至整个村庄都要受到惩处，因为“他们说，这一族或这一村一定风俗败坏，才会产生这种逆子”。由此看来，艾狄生欣赏中国的孝道，是意在提倡一种更为广泛的道德风尚，为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提供一种可资参照的道德准则。英国作家中醉心于中国园林的还有蒲伯（A. Pope, 1688—1744）、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和芳妮·伯尼（Fanny Burney, 1752—1840）等人。蒲伯在1713年9月29日《监护者》杂志第173号上发表文章，称赞中国园林崇尚自然不加修饰的纯朴之美，挖苦刻意将花木修剪成亚当、夏娃、通天塔等形状的英国园林，他还身体力行，营造了一个体现中国园林美学趣味的别墅花园，园内有一个天然岩洞，蒲伯为此骄傲：“请君前来观看，这里是伟大的自然。”(11) 哥尔斯密也认为：“在园林艺术方面，英国人尚未达到中国人那种尽善尽美的水平，不过近年来已开始仿效他们的做法。人们现在比以往更加忠心耿耿地顺从自然景观。”(12) 约翰·斯科特在其诗作中写道：“你也许正在寻幽访胜，在如茵的草野、蜿蜒的羊肠小径：中国的垂柳正拖着妩媚的长条，而宝河的白杨的高枝又正在风中飘荡。”(13) 芳妮在她给一位牧师的信中也谈到她游园时的感想，说她不喜欢园内笔直的英国式道路，向往自然弯曲的中国小径。

当然，蒲伯和哥尔斯密等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仰慕，不仅在于园林。蒲伯在《名人祠》中还赞扬孔子及其学说。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是18世纪“中国印象”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它实际上是由作者刊登在《公簿》上的《中国人信札》汇集而成，共119封。(14) 之所以命名为《中国人信札》，明显是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影响，其材料来源主要是李明的《中国近世新志》和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他还参考了西人的《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伏尔泰的《风俗论》等，可以说是综合了当时西方开明人士对中西方关系的总体看法。例如在第10、第41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宗教，指出中国虽多为佛教徒，但他们的宗教大体上是宽容的、容忍的；第23、71、79、120封信谈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指出中国人的政府是家长专制政治，中国皇帝喜欢庄严的称号，他们的权力来自强力和恐惧，以此来稳定政府。又指出中国虽是君主制，但皇帝的法律是开明而仁慈的，不仅惩罚罪恶，而且奖励美德；第107封和第104封信分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中国人很少到国外旅行，而且也不允许这么做。由于处于一种文化孤立状态，他们的发明才能渐渐地被忽视和扼杀。这部虚构的书信集还嘲弄了英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一知半解，但很多印象都来自道听途说。(15)

18世纪中叶，被视为“文人英雄”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肯定性评价。约翰逊不仅是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文坛领袖人物，而且在以后的两百多年间在英语世界一直享有崇高地位。他深谙饮茶之道，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制度既有肯定又有反对。1738年，约翰逊以一个读者的名义给《君子杂志》编辑写信，称赞中国的古代文明，认为中国人的宽宏、权威、智慧以及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无疑问值得西方学习。(16) 约翰逊的中国印象来自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那些传教士书简，《全志》上对中国的监察御史制度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约翰逊读后认为：中国政府虽然形式上是君主制，但君权却受谏官的制约，因而在精神上可以说体现的是民主共和。约翰逊认为这一点尤其值得英国人注意。但是约翰逊对中国文化的赞扬还是极有分寸的，他在1757年为钱伯斯《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写的“序”中说：“我完全不希望被说成是中国人优越性的夸大者。我说中国人是伟大的或聪明的，那只是把他们同周围各国人民比较而言；我不想拿他们同我们这里的古人或今人相比。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一个突出和独特的民族。”他也曾批评中国的文字简陋，给学术研究带来困难，是落后的表现，甚至把东印度人和中国人都视为“野蛮人”。要知道，约翰逊对法国人、美国人、苏格兰人都表示过鄙夷，能对中国人做出上述评价，已足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了。

18世纪中叶，英国文坛还发生了一件在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带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哈切特（W. Hatchett）将元代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改编成剧本《中国孤儿》，由伦敦查尔斯科贝特出版社于1741年出版。剧本的标题很长：“中国孤儿：历史悲剧，是根据杜赫德《中国通志》中一个中国悲剧改编的，剧中按照中国样式，插了歌曲。”哈切特的这个改编本是为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献给他敬爱的阿盖尔公爵以反对他的政敌。剧中人物有大段的政治性独自，原剧复仇的主题完全被忽略。剧中的人名也都是从杜哈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所载的其它故事中借用的。哈切特在其剧本《中国孤儿·历史悲剧》的卷首献词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杜哈德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悲剧是很粗糙，很不完善的。可是我觉得这里有些合情合理的东西，连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赶不上。中国人是一个聪明的富有洞察力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这本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戏里揭露了一系列的行政腐败的案件，而中国那位作家又把它描写为使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当然，中国人的描写也未免过分，他把一个人描写的不像人而像个魔鬼。不过，这也许是中国诗人的习惯，有意把首相写成魔鬼，免得老实人受骗。”(17)

18世纪下半叶，阿瑟·谋飞（Arthur Murphy）也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他在改编时采纳了批评家赫德对原著的批评意见，强调了动作的同一性及情节紧凑性，使剧情更加热闹，演出形式更加完美，成为一出扣人心弦的情节剧，但仍是服务于当时的英国现实：此时英法战争已进行三年，英国连连失利，英王乔治二世也在第四年头去世，时局动荡不安，接任的乔治三世是个孤儿，但他面对内忧外患却有一番振兴复仇的决心，让英国民众看到了希望。谋飞改编的《中国孤儿》突出点正是民族矛盾和爱国精神：忠心爱国的臧蒂夫妇慷慨赴义，前朝遗孤奋发图强报了国仇家恨，征服者铁木真也得到应有的下场。所以此剧一出就倍受欢迎，接连演了九场，谋飞本人也被尊为爱国主义大师。谋飞改编剧的主旨，也成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戏剧的主导倾向。

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8年一战结束前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接踵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使得大清帝国封闭自大之梦破灭。中国门户向西方洞开，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得以成批涌入并深入中国。随着这批人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延伸，对中国文化和认识的增多，特别是在深入中国腹地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和诸多人文景观，使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这个时段对中国印象持肯定态度的有19世纪文坛领袖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古典作家兰陀（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等。

兰陀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古典作家。与大多数浪漫作家对中国的贬斥不同，他对中国制度和文化的态度是欣赏和赞扬，并以此来嘲讽和批判英国和欧洲文明的弊端，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皇帝与庆蒂的对话》这篇散文之中。这篇散文收在兰陀主要的散文集《想象的对话》里，顾名思义，这是篇虚构的作品，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的钦差庆蒂之间的谈话，来批判英国社会的混乱和不协调。兰陀首先选择中国的封赏制度来与英国的赏罚不明相对照，借以批评英国的贵族世袭制度和封赏制度，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和监察晋升制度；然后把中国皇帝和英王的文学修养作一比较：英王“睡觉很沉，从来不叫任何人读诗”，“也没有人在他进餐时为他背诗”，中国皇帝对此觉得惊奇和不可理解，因为中国皇帝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兰陀的资料仍是来自李明、卫匡国等传教士的中国书简，是一种理想化的中国印象，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普遍敌视中国的情势下重提这种中国印象和启蒙精神，则是一种可贵的反潮流精神。

卡莱尔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宗师。这位文坛领袖同兰陀一样，仰慕中国文化，赞扬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中国皇帝同样是他心目中的伟人。他谴责当时的英国政府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竟然向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开战，反对戈登的洋枪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英国军人帮助李鸿章训练海军，也被他斥为海盗行为。因此，他被称为“东方圣人”、“中国文化的西方知音”，他的传记作者威尔逊将他比之为孔子。卡莱尔在他的早年著作《旧衣新裁》之中就提到中国，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哲理作品，卡莱尔一生的主要思想均见诸于其中。书中提到中国的长城、国子监、商店和白莲教起义，说中国的店铺多挂着“童叟无欺”的招牌，把白莲教起义与意大利的秘密革命团体卡波纳里相提并论。在他的眼中，中国皇帝既是劳力者又是劳心者，他认为，这才是一个尽职的统治者，是真正的伟人。(18) 1841年，卡莱尔在他出版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为了挽救道德教育在近代政治中的委顿，他倡议建立一个“有机文士阶级”。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他用中国的教育与官员选拔的成功经验作为印证，并说：“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政府、宪法、社会机构能像中国这样，对一个人的求知能给予如此的希望。”(19)

王尔德是杰出的唯美主义作家，也是中国物质文化的崇拜者。中国瓷器的晶莹剔透征服了王尔德，以至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摆在房间中的两个中国花瓶的清雅。在王尔德的眼中，中国人的生活无不散发出清雅的气息，他甚至这样来描述旧金山的中国劳工：“在那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吃饭的中国餐馆内，我发现他们用玫瑰花瓣一样纤巧的瓷杯喝茶，而那些俗丽的宾馆给我用的陶杯足有一英寸厚。中国人的菜单拿上来时是写在宣纸上的，账目是用墨汁写出来的，漂亮得就像艺术家在扇面上画的小鸟一样”。(20) 作为一位美学家和唯美主义作家，中国文化给他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庄子哲学。他在读过翟理思翻译的《庄子》后，以《一位中国哲人》为题，在《言者》杂志第1卷第6期（1890）上发表书评，对博大精深的庄子哲学表达赞赏和敬佩，并与庄子的“无为”产生强烈共鸣。他认为庄子集中了从赫拉克里特到黑格尔几乎所有欧洲玄学或神秘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发现在博学的庄子文章中，包含着一段时期以来我阅读过的对现代生活最尖锐的批评”。王尔德还把“无为”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标准，他在那篇重要的批评文章《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1890）中指出：“无为而无不为才是世界上最艰难也是最聪明的事。对热爱智慧的柏拉图而言，这是最高贵的事业形式；对热爱知识的亚里士多德而言，这也是最高贵的事业形式”；(21)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这篇评论文章中，他提出文学创作要遵守“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最适合艺术家的统治形式就是根本没有统治。不仅作家如此，反对各种法律限制的批评家也应该标举无为精神。(22)

另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变成西方世界眼中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当然谈不上仰慕和向往了，曾兴盛一时的“中国热”迅速冷却，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近80年间，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提及中国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肆意贬斥。一批带着种族偏见，宣扬中国人“阴险可怕”的作品，如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 1883—1959）的13部傅满洲系列小说，盖依·布思、威廉·卡尔顿道和玛丽·冈特等人的中国题材创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德·昆西是位鸦片吸食者，开始是由于治疗牙痛和神经痛而上瘾，“在我服用鸦片的10年间，在我允许自己享用这种奢侈品的那一天之后的一整天，我总是精神焕发，精神舒畅”。(23) 他的代表作《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很多就是出自自己的吸食经验。当然，这不光是在诉说个人的感受，也是在为大英帝国对中国输入鸦片做辩解。在他眼中，中国人非常低能，甚至就是原始的野蛮人。对他来说，东方中国就是一场噩梦，他说如果让他离开英国住到中国，生活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中，他准会发疯。(24)

萨克斯·罗默原名阿瑟·沃德，早年酷爱埃及学，后又对东方学和神秘主义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攻击集中体现在傅满洲小说系列中。傅满洲是他虚构的一个聪明又狡诈的中国恶棍。他面目狰狞、阴险狡诈、鸦片成瘾但又智力超人、法力无边，他将东方所有的智慧和邪恶集于一身。傅满洲小说系列共有13部，第一部发表于1913年，题为《狡诈的傅满洲博士》，在以后的45年中又陆续发表了《傅满洲归来》、《傅满洲面具》、《傅满洲新娘》等12部；另外还有中篇《傅满洲的暴怒》，三个短篇故事：《傅满洲的词语》、《傅满洲的头脑》和《傅满洲的眼睛》，使傅满洲这个中国恶棍成为英伦三岛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精心虚构的形象实际上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排华之风的形象体现，也是“黄祸论”的一幅具体形象。作者对此也直言不讳：“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不声不响，行动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额头、撒旦式的面孔，秃脑袋，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东方人所有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其充分地发挥。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形象。”(25)

四、一战以后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也粉碎了欧洲文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的神话，它给西方世界带来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也对欧洲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产生致命的打击。一些对西方文明抱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又一次把疗救的希望转向东方，尤其希望从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寻找医治西方痼疾的药方。从20世纪20年代起，相当一批英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纷纷踏上中国土地，像他们300年前的前辈耶稣会士那样去感受中国文化，寻觅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印象，其代表人物有迪金森（Lqwes Dickinson, 1862—1932）、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瑞恰慈（L. A. Richards, 1893—1980）、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依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1986）、哈罗德·阿克顿（Sir Harold Acton, 1904—1994）、叶芝、卡内蒂（Elias Canetti）、乔伊斯·希尔顿（James Hilton, 1900—1954）等人。在他们笔下，18世纪的中国文化批判又一次被颠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当年的一幕似乎又重现，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海外流播史上的常态。

迪金森仰慕中国文化，他甚至对他的学生说自己上辈子就是中国人。他很早就通过翟理思的《中国文学瑰宝》和西蒙的《中国的城市》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他的那本《约翰中国佬的来信》（1901）就是受《中国城市》的启发和激励写出来的。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信集由8封虚构的中国人来信组成。信中大张旗鼓赞颂中国文明，并为“义和团”辩护，抗议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事务的粗暴干涉，这在19世纪末西方一片“黄祸”声中显得特别醒目。当它在《星期六评论》上初次刊登时就引起关注，读者急切等着下一封信的发表，结集出版后反响更为强烈，曾被辜鸿铭称为用欧洲文字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最佳著作。1913年，迪金森终于有机会亲自踏上仰慕已久的中国国土，从香港、广东到了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后又去北京，后又登上泰山欣赏中国日出的壮观，去曲阜拜望孔子的后裔。他游历中国的感受，收集在1914年出版的《外观》这本旅行日记之中。在这本旅行日记中，他不断谈到对中国的美好印象，迪金森还认为，是现代人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扼杀了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感受力，而中国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人对大地的亲切的依存关系，因此中国文学能传达出与大地声息相通的纯朴体验，这几乎是靠先天获得的创作素养。他非常欣赏中国人安时处顺、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民族里不会存在疯狂的竞争，没有主人，也没有仆人，有的只是平等，不折不扣的平等规范，维系着他们的日常交往。健康的劳作，充足的闲暇，坦诚的友善，一种与生俱来、不为不实际的空想所折磨的满足感，一种造物主所赋予的审美感在无法以艺术形式表达时，代之以优雅、庄重的礼仪。”(26) 只要是对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晚清社会的政治和生活现实，迪金森笔下的中国，与其说是游历所见，还不如说是对乐天知命、以德化民的儒家理想的西方阐释。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艺术史家、作家和诗人，同英国很多仰慕中国文化的作家一样，他最早是通过汉学家们的译著来了解中国的。他曾阅读过理雅格翻译的儒学经典，翟理思翻译的《庄子》和阿瑟·韦利关于白居易的译著。1932年，他来中国游历，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在北京住了七年，结识了梁宗岱、袁家骅、朱光潜等一大批中国学者。七年的中国生活，使他“说话像中国人，走路像中国人，眼角也开始向上飘”，思想也开始中国化。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仰慕，除了表现在《桃花扇》的翻译和《中国现代诗选》的编译上外，主要通过小说《牡丹和马驹》表现出来。《牡丹和马驹》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为背景，写一位西方学者菲利普·费劳尔试图用中国文化救治一战以后西方的“精神现代病”，在中国精神探索的历程。在菲利普·费劳尔身上，既有作者的思想探索，也有作者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小说一开头就写出主人公菲利普对北京的眷恋之情：“他发现自己竞那样强烈地想念着北京，就像宠物依恋着它的主人……他在古都北京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气息，任何事物都让他沉浸在超自然的、泛神论的幻想与惊喜之中”。(27)这位西方学者努力钻研中国传统文化，欲以此来拯救西方的病症：“他像做苦力一样，拼命阅读中国的经典著作，有时把冷毛巾敷在头上，好让自己头脑清醒，一读就是读到深夜”。(28) 他热爱中国古典诗歌和京剧，先是苦读儒家经典，然后成为道家思想的追随者，最后成为佛教信徒。菲利普的精神探寻几乎遍及中国整个思想仓库，也几乎浓缩了整个西方学者对东方哲学的探寻历程。

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之中，哪里会有可以寄寓的精神家园。在北京生活了七个年头的阿克顿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寻求的目光移向古代、寄托于传统文化之中。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一旦走出古典中国的包裹，现实便立刻将他的理想化为泡影，所以，菲利普宁可生活在古典的幻境之中，他拒绝把北京称呼为当时改称的北平，不相信中国人的抗日信心，甚至希望满清复辟，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它也说明所谓“东方救助”只是西方精神危机下的一种主观诉求，它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色彩，它的意义在于世界文化的融会、互补和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一种反思和批判，这种精神价值超出它的实际行动意义。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毛姆与阿克顿有所不同：阿克顿是宁可生活在古典的幻境之中而回避现实，毛姆则是批判当代中国现状，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和阿克顿一样向往而仰慕。1919年，毛姆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到中国，先是沿长江上溯1500多英里，然后改走陆路来到上海，前后四个多月，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从1922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涉及中国和远东的作品，包括戏剧《苏伊士之东》（1922）、散文集《在中国画屏上》（1922）、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1925）、中篇小说《信》（1926）、短篇小说集《阿金》（1921933）等，其中《在中国画屏上》是反映毛姆中国印象的代表之作。毛姆来中国时正值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开展之时，毛姆对这场运动持否定态度，认为是一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留学生在毁灭他所仰慕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接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着，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代替”。(29)《在中国画屏上》中的江南：“一群苦力带着大草帽向你走来，雨把他们的衣服打湿沾在身上，削瘦而褴褛。路上铺的破了的石块使人容易滑倒，你必须带着劳累挑拣着泥泞的路”。这就是毛姆的中国印象。

通过以上接受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印象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是有两类人。一类是亲历者，如17世纪以前的传教士，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批涌入中国的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中国游历寻找济世良方的英国学者和作家。随着这批人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延伸，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的增多，特别是在深入中国腹地的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和诸多人文景观，在考察游历中记录、搜集了大批中国典籍和风俗文化资料，使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逐渐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逐渐由为布道增加亲和力或为商业征服铺平道路转为发自内心的仰慕和爱好；逐渐由学习汉语言和收集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转为对这些风俗文化典籍资料自身的探求和膺服。另一类是并无亲历经验，但深受传教士书简和汉学家译注的影响，阅读或研究过中国典籍，从而仰慕中国文化，如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散文著作《东方闻见录》，散文大师威廉·坦普尔的《游记》、《论英雄的美德》，英国文学宗师卡莱尔的《旧衣新裁》，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一位中国哲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等皆是如此。就其动机，也有三类：一类是以传教士书简为代表，满足西方世界的猎奇心理和亲近中国以传播基督文明的需要；另一类是借称赞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来抨击欧洲的蒙昧主义，进行启蒙教育，如勃顿的《忧郁的解剖》，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兰陀的《想象的对话》皆是如此；第三类是对欧洲文明的幻灭，在正视和反省自身文明缺陷的同时，又一次把疗救的希望转向东方，尤其希望从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寻找医治西方痼疾的药方，如哈罗德·阿克顿的小说《牡丹和马驹》，毛姆的散文集《在中国画屏上》、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等。但不管是哪一类人和那一种原因，他们称赞的皆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则或是视而不见、刻意回避，或是带有极强的理想成分。至于没有到过中国的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更多的是想象成分。

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的英国作家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征服中国的亲历者，如《环球旅行记》的作者乔治·安森和他的部下理查德·沃而特。他们记录的中国官员和中国商人的欺诈行为和饮食不卫生可能是真实的，但明显是以一位征服者的眼光和心理来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所以本身就带有民族偏见，更不用说以偏概全。安森曾率领英国战舰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强行驶入广州湾，被英国人视为英雄而家喻户晓，他的作品又是以亲历为名义，所以在英国包括整个欧洲很有影响力，影响了很大一部分人的“中国印象”。另一类就是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主张者，如笛福，他的《鲁滨逊漂流记》表现的就是资本主义开拓期的自信心和征服力，在其续编《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和《魔鬼的政治史》中，则进一步演化为欧洲中心论的民族偏见。至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小说系列，更是一种刻意丑化中国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言论在文学中的表现。就其动机，或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和政治扩张需要，或是由民族文化的保守性和排它性进一步恶性发展为种族优越意识和欧洲中心论。对英国作家来说，触发其对中国文化接受历程发生逆转的契机有三：一是1793年随着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通过批判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进行思想启蒙，以及这一年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的来华使团被清政府拒之门外；二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接着的一系列战败，使西方列强识破了老大帝国外强中干的表象，中国渐渐变成西方世界眼中一个落后的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西方种族优越感取代了对东方文化的仰慕；三是19世纪后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以拜伦、雪莱、司各特等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他们反对英国专制主义制度，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自然是映射英国政体的最好借口，因此，尽管有部分浪漫派诗人如蒲伯、芳妮·伯尼等对中国文化持仰慕态度，但作为浪漫主义文学主潮和领军人物的中国印象则是完全否定的。

注释：
① 威廉·坦普尔：《威廉·坦普尔文集》第三卷，J.Rivington, 1814，第333－334页。
② 方重：《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页。
③④ William Wottonm Reflections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 London, 1745.p.146，146.
⑤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⑥ 笛福：《鲁滨逊历险记》，黄杲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⑦ 转引自史景迁《文化类同和文化利用》，廖世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6页。
⑧ 《闲谈者》报1709年4月创刊，斯蒂尔创办，艾狄生为作者之一，该报1711年1月2日停刊，共出271期。《闲谈者》报停刊后，斯蒂尔和艾狄生于1711年3月1日合作创办《旁观者》报。
⑨ 转引自方重《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与中国》，《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0页。
⑩ The Spectator. Volume Three, edited by Gregory Smith. New York: J.. M. Dent & sons Ltd., 1979, p.286.
(11)(16)(17) 转引自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第62－63页，第121页。　 (12)(13) 转引自陈受颐《十八世纪欧洲之中国园林》，《岭南学报》2卷1期（1831年7月）。
(14) 哥尔斯密在出版时又增加了4封，共123封信。
(15) The Miscellaneous Works of Oliuer Goldsmith, Vol Ⅲ, London: S. & R: Bentley, 1820, p. 44－46.
(18) 转引自柳御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5页。
(19)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何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20) 《美国印象》，《王尔德全集》第四卷“随笔评论集”，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21) 《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见《王尔德全集》第四卷“随笔评论集”，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22)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见《王尔德全集》第四卷“随笔评论集”，杨东霞、杨烈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441页。
(23) 马丁·布思：《鸦片史》，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24)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25) 转引自周宁《“义和团”和“傅满洲”：二十世纪西方的黄祸恐慌》，《书屋》2003年4期。
(26) 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299页。
(27)(28) Harold Acton, Peonies and Pon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p.1－2,79。
(29)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On a Chinese Screen(《内阁部长》), London: Heinemann, 1922, p.14.

原载：《华文文学》20082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4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