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研究——一个正在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朱政惠   
 
海外中国学史，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分支方向，目前正在推进和发展。

这一分支方向的出现，是基于这一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要究明中国史学前行的历程，离不开它与海外史学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的考察。中国史学所以能和西方史学并坐天下，不仅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史学传统的国家，而且整个东亚史学传统都受中国史学编纂系统的影响。近代以后，虽然中国传统史学编纂系统的对外影响力减弱，但中外史学的交流一刻没有止息。中国人没有停止对西方史学影响的考察，西方学者也没有放松过对中国这个史学大国及其浩瀚遗产的研究。对中国史学的全面研究，应该是对这种史学互动状态的研究，忽视这种史学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文史哲学科之间在发展中互动。６０、７０年代，德国的一些文学家提出接受美学研究的命题，很快影响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文学工作者从接受美学谈到接受文学、比较文学，一个很新的方向在文学界出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样的思潮变化中受到启发。根据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对史学史的研究也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对史学研究主体的研究，一个是对史学接受客体的研究，还有就是对两者间的中介的研究。就是说，对一本传世史著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作者如何撰写和完成它，还要研究它在国内的流传和海外的影响，以及在传播过程中，中介和媒体的作用。

对史学史研究新分支方向的考虑。我们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程中，首先就碰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出现以后，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他们怎样评价当前中国的这一主要史学流派？我们发现，美国、前苏联、德国等许多国家对这一问题相当重视。他们想从对它的研究中看到中国的政治变化，更从中探讨人类史学发展的共有思维特点及其若干规律问题。在此基础上，又带出很多新的问题，如海外对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海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海外对中国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研究等等。

８０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中国也加强了对这些研究的反研究。多年的闭关和不开放，使人们对这样的反观察产生浓厚兴趣，海外中国学热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正和这样的学术新潮不谋而合。尽管我们一直想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对历史学的考察上，但外面的热闹已使我们不得不介入这样的研究热中。同时我们又小心翼翼地处理好自己的学术推进问题。
海外中国学涵盖很广，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朝里面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法学、伦理学、教育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能穷尽。但还是可以区分为现实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大类。政府决策部门、外交部门会更多关注海外对华智库及其重要智库专家的研究，这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学术部门则会侧重关心海外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了解他们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一般状况和基本趋势，从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方法，至少搞清楚他们曾经说过什么，思潮特点。这在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重要。

我们目前的研究更偏向后者。大批的资料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美国中国学手册》、《欧洲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中国学手册》以及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都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奠下可贵的资料建设的基础。

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探讨，已经在我校、北大、北外等几所高校进行。上海社科院也在推进海外上海学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摸索，一个大体的共识也在形成，就是基本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论为基础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强调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着重探索中国文化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以及进入对象国后存在、变异状态。而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为基本学科背景，以史学史、思想史的学科方法规范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目的，对海外中国学做科学的探索。我们所开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新分支方向，也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两者有区别、有联系，目的是一致的。

近二十年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工作比较扎实的，还是从国别和专题切入的研究。北大严绍璗教授对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中国社科院耿昇教授对法国中国学史的研究，北外张西平教授对西方传教士的研究，都有突破性成果。我们根据自身队伍的情况和优势，重点放在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侧重的主线是历史学——研究美国中国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其研究成果的理论、方法、流派及基本走向。我们的研究成员中，不少有留美、访美经历，有的专家还查看了美国重要汉学家的完整档案。教研室还有一支相当强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队伍。这为我们深入开展美国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我们还在推进一个工作，就是对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大凡对中国有研究的国家，都同时关注和开展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有的还相当突出。仅《史记》的海外译本，就有法文、英文、俄文、日文等多种版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必须包括这些海外同行的探讨，否则就是跛脚。这样的摸索过程中，我们也很快发现和接触了海外同行，这种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对学科的促进作用尤其重要。

我校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已经十年，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在此基础上形成。培养出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硕士生和博士生有的现在也成为学科带头人。中心和团队组织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评论》，我们自己的学术专著如《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等也已出版问世。有关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如“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相继召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专门博士点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已经设立。

作为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我们期待更多各学科专家共事。我校的文科在全国地位可观，文科的综合实力也很强；每一学科也都有自己海外研究的一块，如果这些学科的海外研究都动起来，这方面的突破会更有声有色。

 (文章原载《华东师范大学校报》2006-5-26)
来源：http://www.zisi.net/htm/xzwj/zzhwj/2006-06-30-3515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