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杨联陞先生的后人，我代表家人感谢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赶来听我谈杨联陞先生。杨先生对“汉学”和“杂家”这两个概念有一个解释。汉学是从英文单词转过来的一个概念，它所包括的内容一定有中国的历史，有中国的语言，有中国的艺术史、宗教史，甚至还有哲学史、思想史。
 
汉学与杂家
 
    关于杨先生作为汉学家的“定义”，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余英时先生50年代中期到哈佛成为访问学人的时候。当时的余英时是香港新亚书院的硕士毕业生，钱穆先生的大弟子。去了哈佛之后与董同龢一起到杨联陞家里。“他们天南地北聊了很多，我也插不上话，聊完天出来之后，也不知道杨联陞的学问到底在哪儿？是干什么的？”他后来给钱穆先生写信，其中说到这个事。没过几天，他去参加费正清先生主持的下午茶会。他后来回忆说，费先生介绍杨联陞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他直接问道：“杨先生，您在汉学领域专门研究哪一门学问的？”杨联陞当时很宽容地笑笑，答道：在美国教的学生来自方方面面，希望学到的东西也是方方面面，作为老师不得不顺着学生的路子，方方面面都要尽量有所掌握。所谓十八般武艺。说来简单，实际上这十八般武艺在身上，在脑子里，在关键时刻能够冒出来，能够不掉链子，能够起到作用其实很难。
    杨联陞的兴趣和爱好相对偏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他的兴趣、爱好广泛，诗书画还不够，还有两个特别喜欢的门类——戏和棋。杨联陞对京剧的兴趣形成于在北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那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有6个要好的同学结拜成了六兄弟，老大就是杨联陞，老六叫赵荣琛，他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程派表演艺术家。放学之后，这六个人互相串来串去，一起唱戏。这六个人里面有人专门拉胡琴的，有人专门唱老生的，有人专门唱旦角的。师大附中参加师范大学校庆的一个节目，就是杨联陞六个把兄弟的节目。
那时候，杨联陞住在东城区的遂安伯胡同。抗战爆发时，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清华学报》主编浦薛凤先生在遂安伯胡同租房子，恰好是杨联陞家的对门。杨联陞非常喜欢下围棋，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已经在跟老师一起下棋。浦薛凤在回忆录里说，他租到遂安伯胡同房子的时候，“对门杨君联陞，经济系新毕业。越日辄来对弈”。就是说，隔不了一两天就一块儿下棋来了。
    美国芝加哥大学退休的著名教授何炳棣先生也是与杨联陞先生关系很近、很重要的一位。他们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何炳棣比杨联陞晚一年。黄仁宇有一篇写他母亲的长篇散文，结尾讲1965年的事情，说与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一起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晚饭后唱起了京剧，何炳棣和杨联陞唱的是《四郎探母》。我从何炳棣的回忆录和杨联陞的日记中看到，那天相聚的内容很丰富，不光是唱《四郎探母》，他们还想起了恩师陈寅恪先生（有诗为证）。
    杨联陞当面对何炳棣说过：“你是专门家，我是开杂货铺的，不一样。”何先生说：“连我这样自认为很专的人在你这样的杂家面前也不免要表示我的敬佩。”何炳棣在60年代做研究时，杨联陞帮助他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日本学人的研究成果。何先生说，“有了杨联陞的提醒，至少使我在这个课题研究起步的时候能够不至于走偏路，或者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路。”
 
清华岁月得名师真传
 
    话说回来，清华大学里的教育经历是影响他成为杂家的起始阶段。他在一篇小传里说到了在清华学的课程。经济系必修的课程他几乎没说，选修的课程他说的是大量的文史课。国文课是朱自清先生教的，中国通史课是雷海宗先生，秦汉史、通史都是雷先生，隋唐史是陈寅恪先生，中国经济史是陶希圣先生，中国诗词当中的词是俞平伯先生，楚辞闻一多先生，学术史张荫麟，说文解字是杨树达，古文字学是唐兰，中国音韵学是王力，中西交通史是张星烺。他在一些文章中提到教他学习日文的钱稻孙教授，学英文跟的是叶公超教授，他在上课之余还去北京大学旁听钱穆先生和孟森先生的课。他与这些教授不止限于听课与授课的被动关系，而是很快就能与喜欢的老师相处很近。比如，晚上到清华大学教授宿舍去看叶公超先生。他想去求叶先生一幅画，哪想到叶先生说“我听说你会画画，先画一幅来给我看看”。他想跟叶先生求画没求到，自己回家老老实实地画了一幅“山水中堂”给叶先生。多年以后，他才得到一幅叶公超的书法——岳飞的《满江红》。再比如，在杨联陞读清华大学的时候，萧公权先生已经是教授清华政治思想史的老师，后来他们在美国交往比较密切。杨联陞崇拜萧公权主要原因就是他古诗词写得好，工整当中又能见出时下的感觉。在学校的时候，杨联陞没有听过萧先生的课，但是就在1937年杨联陞清华毕业时，他在北京城里找到萧先生的家，带着自己当时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去求教，萧先生也把自己新写的词拿给他看。
 
   我要说的杨联陞的“杂”，在清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他在1977年回国的时候写他在1937年之前，就是40年前上大学时候的老师，他们讲授的内容都对这个兴趣比较宽泛的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青少年的头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华对杨联陞的影响，不光是“杂”，而且是一生的影响。所以他对清华的回报也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台湾的《清华学报》创刊时，编委会成员都在美国。因为在美国能看到这样一本中英文并于一书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报，杨联陞当时很替中国人自豪。杨联陞做了若干年的编委，做了十年的学报主编。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文章大概是13篇或14篇，其中有论文、书评，中英文的都有。
 
求学哈佛  转益多师
 
    经过周一良先生的介绍，杨联陞认识了当时到中国来的访问学者贾德纳。贾德纳从中国走后，杨联陞去了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半工半读，跟着贾德纳先生工作。
    到美国之后，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胡适先生，以及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这两位语言学家、语言大师。杨联陞在哈佛求学，后来也在哈佛教书，中间有短暂的时间到耶鲁教书，有些工作与这两个语言大师一起做，包括编辑英汉字典。杨联陞在哈佛也教中国语文，经常到两位先生家里去请教。有一年去赵元任先生家，在赵先生家的签名册上留下的签名不下100次，大概3天就得去一次。言传身教是非常难得的幸运：在李方桂先生家，也是关系近到能够帮着李太太一起包饺子，陪李先生下棋，同时请教一些语言方面的问题，得益匪浅。杨联陞不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但是写过两篇重要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