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是一个汉学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泥沙俱下与众声喧哗的时代。中国学界不能以后殖民的眼光来拒绝西学的营养，当然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你知道北美汉学研究的“三剑客”么？你知道与《剑桥中国史》齐名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么？你知道伦敦、普林斯顿、台北、北京、上海的“汉学交流圈”么？近日，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汉学的典范转移”整合型研究计划、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联合主办的“新汉学与《剑桥中华文史丛刊》”国际圆桌座谈会在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召开，与会学者就围绕新汉学若干问题展开交流。
　　

    杜希德与《剑桥中华文史论丛》 

　　谈到北美汉学研究的“三剑客”，不能不说到杜希德（DenisC.Twitchett，1925-2006）这个名字,另外两个是费正清与芮沃寿。一般人只知道费正清主持《剑桥中国史》，其实，这套书费氏只是负责一小部分，为第二总主编，而杜氏负责大部分，为第一总主编。只不过，他在那部大书中的名字，叫“崔瑞德”。他自己最喜欢最认可的中文名字，还是“杜希德”。借用西学的话来说，“瑞德”是一个现成的概念，而“希德”却是一个“过程哲学”或“生命境界”，或者，也就是一个终身在朝圣的路上永远修行的香客？

    杜希德确实是一个汉学路上虔敬的修行者。他原任英国剑桥大学第六任讲座教授（首任是英国近代汉学鼻祖、晚清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渡海赴美，转任普林斯顿大学“胡应湘汉学”讲座教授（这是与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齐名的讲座教授），同时带走两个重要的学术名刊，一是与欧洲的《通报》齐名的《泰东》，一是《剑桥中华文史论丛》。他这一走，几乎就是汉学研究中心从古老的欧洲转移到北美的一个重大标志。普林斯顿大学因此而集汉、唐、宋、明史及中国诗与明清小说研究之权威人物（余英时、杜希德、刘子健、牟复礼、高友工、浦安迪）于一校，俨然北美汉学重镇，而杜公也从此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公认的唐史学界和中国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西方之外少为人知的《剑桥中华文史论丛》，是一部有着30年之不懈努力，积50余部专书，不仅在西方学界闻名遐迩，与《剑桥中国史》齐名，而且更培养出当今世界汉学界十分活跃的顶尖学者的一套西方汉学大典。可以随便举出的作者如：毕汉思、杜德桥、侯思孟、康达维、伊沛霞、林霨、麦大维、梅维恒、施吉瑞、艾朗诺等，以及华裔学者黄仁宇、周质平、陈启云、陈荔荔、王汎森、黄进兴、陈弱水等。如今，这套大书透过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作为执行主编的努力，终于来到上海，一场长达30年，经伦敦、普林斯顿、台北、上海的汉学修行之旅，终于回到了东方故土。令人感动的是，当初杜公之所以选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是因为他十分看重王元化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的高格调与大视野，东西方遥遥的相契，不禁令我想起我多年前曾写过一篇先师的学记，题目是引用一位现代哲人的话：“在遥远的天边，一切诚念终当相遇。”如今，在这套大书的讨论会上，杜、王二公，同抱中西学术求会通求真知之诚念，冥冥之中，竟相会于遥远的天边，这是最值得我们告慰于前辈的一件大事。
　　

    汉学典范的转移与问题意识

　　几年前，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政惠教授曾主持召开过另一位北美汉学权威史华慈的研讨会。如果说，史华慈代表的是讲思想、讲义理的宋学传统，那么，杜希德无疑代表的是讲考证、讲史料的汉学传统。他们都是北美最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前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张灏先生曾感叹，他们的“班老师”（本·史华慈）去世之后，讲思想史的学术传统几乎在哈佛快要失坠了。而杜希德几年前将他的《泰东》迁往台北、《丛刊》授权上海，是不是也意味着汉学研究的兴奋点，已经从欧美到亚洲的大转移呢？陈珏教授多次提到汉学研究典范的两次转移，一是从传教士之学到欧洲学院经典之学，一是从欧洲学院经典之学到北美社会人文之学，他预言可能正在发生的第三次转移是汉学研究的语文工具转向汉语，中心转向亚洲。这次研讨会上，上海专家的发言中也谈到，由于问题意识的消失，日本汉学研究日渐衰落；而中国大陆原先视野单一、规范不足、思想僵化、以论代史的中国史研究，则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近十年来中国史研究形势喜人，有大进步，好著作不断涌现，以至于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中国学者自己写的著作，放到《剑桥中华文史论丛》中去，也绝不会输给国外的汉学家！时代已经不同，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尊西学为帝天、仰视汉学家的心态已经大大改变了！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理睬洋人们的研究了？近年来中国汉学界与比较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思潮，即所谓“汉学主义”批判、西方话语权批判。所谓“汉学主义”，是从所谓东方主义那里套用过来的一个概念，即认定西方人看东方，必是或隐或显地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于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将所有的汉学研究，或主要的、最有影响的汉学研究，都视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的产物。即东方是西方的“他者”，中国研究是为了西方人自己的需要而存在的，中国研究的成果，其实背后是西方人的知识中心或逻各斯中心的权力操弄。应该说，这种批判自有其深刻的洞察力，但是用在大部分汉学家身上，却不免刻舟求剑地犯了所谓“错置的谬误”。因为，汉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汉学研究与文化传播或文化挪移不同，无论是早期还是当代，汉学研究是一种具有“知之诚笃”、自足的内在学理、以及严谨的学术纪律与长久而行之有效的规范传统的科学活动，意识形态的权威可以取代奇理斯玛的权威，却不能取代心悦诚服的权威。那些不断得出所谓汉学主义或将一切研究都变成权力话语操作的思潮，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话语权表演而已。
　　
    我很高兴与会专家在这一点上是有充分的共识的。赵昌平总编辑以丛刊中的《唐代佛教》为例，作者能从政治史看佛教与朝廷关系，汉学家的眼光毕竟独特。牟发松教授谈到他读研究生时唐长孺先生如何教他们从杜希德的制度史里发现新的思路与视界，特别以“中国门第制度与印度种姓制度的对比”之例，指出杜希德的研究，带有旧汉学的眼光，同时又能将第二次和第一次典范融为一炉；译者之一的黄宝华教授也认为，剑桥丛刊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中国古代乾嘉学派的翔实的考据传统；例如丛刊中的《唐代官修史籍考》的态度之严谨与资料之充实，令人惊讶。尤其可贵的是，海外汉学家不仅在某些具体的、学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