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中国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他们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儒家的真正价值就很难体现

    ——杜维明

    坐在杜维明先生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办公室,听他讲“在新轴心时代,文化与宗教多元的背景下,儒学如何为人类文明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我突然走神想到了一个题外的情景:独对苍穹,杜先生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呢?星空的浩瀚,时空的无垠,会让他觉得个体的渺小,文明的伟大?还是生命的短暂,文化的绵长?也许他在夜空下站得越久,他对自己的选择会越坚定……

    文化地标

    在以西方建筑语汇构成的哈佛大学的校园里,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口的两个石狮无疑是醒目的,它们是异质的中国文化的符号,而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哈佛的校园里就是中国文化的地标。当然地标的确立不仅是外在的建筑元素,更在于内在的文化含量。馆内所藏中文书籍十分丰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图书馆除了书库和阅览室,底层的右面是办公室和举办各类演讲的公共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右面第一间。在我的眼里哈佛燕京图书馆不仅是查阅资料的书库,更是一座历经岁月的家园,承载着许多学人的思想和情感。

    1962年,22岁的杜维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从台湾来到哈佛校园,六年后他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1968年杜维明离开了哈佛大学,先后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伯克利大学任教,1982年重归哈佛大学东亚系,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从一个接受奖学金的青年学子到这个重要学术机构的掌门人,从一个以儒学为专业方向的哈佛的博士生,到超越学科界限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哈佛燕京学社成了杜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见证。

    2002年的7月,我和一个历史学者来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杜先生的办公室,开始一个追述他学术历程,探问他学术重心和学术视野的访谈。我们的谈话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越。

    文化使命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界,通行的还是西方挑战和中国回应,传统和现代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儒学被边缘化博物馆化了。年轻的杜维明选择《青年王阳明》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钻研和发掘儒学的内在价值,这完全是逆风飞翔,这是不是很需要理论勇气?我们的问题从他最初的选择开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许多主观和客观,意识到和没有意识到的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着杜维明的选择。但总有某些人物和经历对他的精神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对他的影响。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杜维明还拥有一份清晰的记忆地图,标示着他向唐先生请教的时间和地点。“1956年的8月25日是我求学的历程中值得回味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向唐先生请教,此后1966年在伊里诺斯州的向宾,1967年在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1970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受益良多的是在1968年的夏季,唐君毅先生参加第五届“东西哲学家会议”,顺便在夏威夷大学的哲学系暑期班讲授宋明儒学,杜先生聆听了五个星期的课。“若问中国在哪里?就在诸位的生命里。要说认同,要先认同于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生命。”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影响着杜维明的心理情结和文化的价值取向。杜维明以唐君毅先生的话自勉,他在文章中直抒胸臆:在文化生命上做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中国人。

    直面疑问

    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年轻的杜维明以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儒家的精神价值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20世纪的80年代,随着他在学术上的积累,杜维明将自己学术的重心确立为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价值,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使杜维明学术研究的方式和学术活动的范围都更加开放。

    在他回国讲学交流的时候常常会迎面相遇这样的疑问:早在“五四”时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进行过猛烈的批判,而宣扬儒学的无非是一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或是狭隘的旧知识分子,总之儒家文化在20世纪初就是封建思想,落后守旧的代名词,到了20世纪的中后期更是被批得体无完肤,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他为什么要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宣扬儒学的生命力呢?

    长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使杜维明对这样的问题有着深入浅出的回答:“我们讲继承‘五四’精神,不但对封建遗毒要狠批,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源头活水,如儒家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塑造,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魄,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乃至儒家的认识论、美学,都要有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并且由此问题,引出一种对文化传统的方法论。要摆脱封建意识形态,和发展代表文化认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是一个问题的有内在联系的两面。要想根本摆脱封建遗毒,非要发扬文化的认同精神不可;要想发扬文化认同的精神,也必须彻底批判封建遗毒。‘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中国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他们对儒家传统的继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儒家的阴暗面暴露出来,儒家的真正价值就很难体现。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也有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问题等等。实际上,在儒学的传统中,以孔、孟、荀、董仲舒、北宋诸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代表的儒学的真精神,和政治化的儒家一直有着斗争。”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中精华与核心的深入理解和认识,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批判和扬弃呢?用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

    在杜先生的著作中,我们早已领略了他学养的丰厚,而当面听他侃侃而谈现代人类学、分析心理学、宗教学等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显然杜先生是在充分体知西方哲学思潮的基础上,审视、批判、发掘中国儒学的思想内核与价值,并以此回应当今世界关注的问题。

    文明对话

    正如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空间,全球化也并不意味着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使全球化面临着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之间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杜维明就把“文明对话”作为自己专业研究的重点。本世纪初,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文明冲突论”不仅是一种学界讨论的学术命题,而是现实世界一种国际问题的描述的时候,他更加急迫地展开“文明对话”。2001年,他应联合国秘书长之邀,参加“文明对话”顾问委员会,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对全球政治与商业领袖们,宣讲儒家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偏重整体的建构,而是注重挖掘、提炼儒家思想的价值内涵与现代意义,关注人类自身的问题:个人与自然界,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群的关系。进而追踪文化与文化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问题与冲突。几年来杜维明参加享廷顿主持的全球化研讨会,与享廷顿的交流很多,享廷顿教授对他创新儒家学说颇为接受。他能够认同杜先生的观点“如果文明之间确有冲突与危险,对话则由为必要。”

    杜维明先生不单纯是一个在校园里教书,书房里安静地阅读思考笔耕凝道的学者,他讲解传播儒学的课堂,也不仅仅是在哈佛的教室,或者是可以容纳更多听众的哈佛剧院,而是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诸多航线连结而成的城市和地区。他频繁地飞跃太平洋,是一个往来于东西方之间的“儒学飞人”,是一个在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因为杜维明的影响,哈佛大学已经将儒学设立为大学生的核心课程。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的杜维明是以一个中国人文化使命的觉醒而选择了儒学研究,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更加关注“文化中国”、“全球伦理”、“启蒙反思”,不遗余力地开展“文明对话”,是他作为一个成熟而富有远见的学者对当代问题的敏感与认识后,一种更理性,更积极的选择。

    与杜先生交谈,他没有什么惊人之语,然而他在呈现思想,呈现他思维脉络的过程中,你分明会感受到一种思想产生的能量,感受到把自己投入到思考中去的沉迷和快感,你会慢慢地进入一种氛围,被敏捷的思维带领着,沉着地穿越学说的丛林。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在杜先生的办公室交谈了五个小时,没有感到疲惫与冗长,而是兴奋与投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余光中第一次赴美时,在异国的土地上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会里,我仍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如果仿照余光中的诗,杜先生的情形是: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会里,我仍握着一杯儒家文化的茶。四十多年过去了,他手中的文化之茶,茶香四溢,他已经是全球文明对话中儒家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这是一条何其漫长的道路,他的心灵深处点燃着纯粹而坚定的火焰,那就是他对儒学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儒学的理论,适用于人类。儒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道可以为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提供人生观的精神资源。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要实现这一学术理想,路还很遥远。杜先生还是一个在路上的“儒学飞人”。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