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一代现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绝响30年后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与杜维明是分不开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中庸》中所倡导的和谐境界,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杜维明先生毕其半生努力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已六十有四,杜先生仍在世界各处奔波讲学。他是当今世界推动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

    学习儒学,“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北大红四楼旁一个公寓。记者到时,发现他已站在门前迎候,怕记者找不到。得知要拍照后,杜先生特意到内室换了服装,郑重坐在记者对面。在先生温柔敦厚的风骨内,包蕴着对人对事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

    杜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宣传、推行儒家学说,“其实我的心愿是不断深入地了解儒家,通过了解、认识来发挥它的资源”。

    杜先生讲述,在孔子时代,有两种求学方式:一种是为了发财、做官,另一种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从儒学立场来讲,这后一种方式才是实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即所谓“为己之学”。纵观杜先生一生,始终秉持着“古之学者为己”的学术信念。

    杜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曾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教育受西学影响很深,先生自言,小时候并没有直接接触儒家经典,真正对先生施加儒家传统影响的往往是周围人不经意间的身教。

    “我小时的奶妈是从农村来的,没受过任何教育,但从文化的资源上来讲非常丰富。她通过身体和口传,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生活价值通过她那些民间的言语、生活习惯都能传达出来,她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小孩启迪作用是很大的。”

    杜先生真正对儒学产生兴趣是1949年同父母到台湾之后的事情,尤其是在高中遇到教授民族精神教育课的周文杰先生。周先生是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牟宗三的弟子。在授课之外,周先生找来在他看来有些独立思想的学生,一起学习儒学。而这种学习的方式也类似于孔子与弟子间的那种辩难、讨论,大家一起读经、释意,气氛活跃而融洽。

    不久之后,周先生把杜维明引见给牟宗三先生,牟宗三先生当时在台湾师范大学开设中国哲学讲座,杜维明常去听他的课。在那里,有点类似于中国书院的氛围,学生人数不多,但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讨论问题的氛围却与当下学校完全不同,非常开放,解经都是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讨论,气氛很宽松,讨论的问题却很严肃。

    大家还时常结伴到户外清静之地饮茶、论学。一次,同为新儒学第二代代表的唐君毅先生从香港来,大家便一起到竹林,杜维明是其中惟一的中学生。杜维明有一本唐先生的著作,请他签名,唐先生在签名时称呼为“维明兄”,杜维明非常惊讶,唐先生解释道“你不是我直接的学生,而是我朋友的学生,所以我还是要称你为兄。”

    正是牟先生、唐先生这些大儒们的智慧德行对杜维明的影响,使他在当时台湾重理轻文极其严重的气氛下,选择报考了牟先生所在的台湾东海大学。

    杜先生说:“跟牟先生学习哲学,大半的学习都是在课堂之外。当时经常到老师的家里,不仅仅是交流。比如读《史记》,老师一句句断句,释意,就我们两个人,有时中午去,有时晚上去,简单吃点东西,一谈就谈到深夜。当时的乐趣太大了,太大了。”

    用杜先生自己的话说,他纯粹是出于兴趣走上儒学研究的道路。而这兴趣,“是强烈的,不是简单的。一方面是感觉到了乐趣,但另一方面确实感到它有意义,有价值。”

    君子和而不群

    杜先生在读大学期间,学校里有一种说法,如果校方要求你进国民党,你不进,那将来你就出不了国。当时杜先生已经得到了哈佛研究院的奖学金。学校要求他加入国民党,但杜先生对此全无兴趣。“那时压力非常大。但当时在心灵上,觉得自己在儒家文化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所以很多诱惑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影响。”还好,在最后出国时杜先生没有因为此事受到阻拦。

    这种两难选择的经历伴随杜先生一生。在读哈佛时,一个教授劝他马上改行,因为在美国搞历史和中国哲学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博士至少要念八九年,念出来后还不一定能找到事做。而学理科就要容易很多。“我心里想这太荒谬了。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改行,现在想来也许当时我笨,就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这条路对我来说最适合、我最有兴趣,其他的路即使成功了,比如真能成为第一流的物理学教授,甚至能够得到很多的奖金,对我来说感觉它也不是很大的诱惑。”

    同样的抉择,还发生在选择师从时。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分为两派,一派是偏重当代的研究,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质,在哈佛以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代表;一派注重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纯学术研究,代表是燕京学社。费正清先生曾希望杜维明作他的弟子,但杜先生却选择了后者。

    杜先生说,尽管有时选择起来很难,但想到自己所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供选择的只有一个。“可能是我真的很笨,呵呵……”

    金声玉振致中和

    中国新闻周刊:您1985年到北大开设《儒家哲学》时,感觉情境与1923年梁漱溟先生开设《儒家哲学》时有相似之处,听者兴趣不大。现在在大陆讲学时您觉得有变化么?

    杜维明:变化很大。首先是大家现在要求重新认识、理解传统,甚至继续创造、发展传统,这个意愿非常强烈,不管是哪一派,自由主义、新左翼、保守主义等,这个意愿都很强。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从黄色的土地进入蓝色的海洋”,把整个传统完全抛弃掉的态度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对儒学,您认为可区分为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儒教中国和有内在人文价值的儒家传统,并认为后者可以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但有人认为儒学的价值观实质上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借助它来肃清封建意识形态岂不自相矛盾?

    杜维明:糟粕和精华常常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对每一个课题都要具体、细致地分析讨论。我只是提醒大家不要把儒家的传统和人文精神都归为封建遗毒,那你是把小孩和水一起丢掉了。

    表示担心的人是怕我对儒教中国或者是封建传统的阴暗面注意不够,怕积极作用没有发挥好,阴暗面的力量却很大。这个忧虑对我而言不仅很正常而且很必要。所以这个工作的复杂面就在这里。传统的下意识对我们的影响很深,比如走后门、官商勾结、透明度、公信度不够、狭隘的种族主义等,这些潜力在社会起着负面作用,如果我们不用全部的精力来了解它改变它,它会泛滥成灾。而像仁义礼智信这种真正核心的价值,我们如果不用全面的精力把它开发出来,它是暗而不张的。

    《中国新闻周刊》 2004年10月21日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