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瓦维洛瓦街一幢普通的住宅楼里，住着一位年逾八旬、身体屏弱、步履蹒跚的俄罗斯老人。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他始终把生命的坐标定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特别是1961年以来的30多年间，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将汗水浦灌在翻译《史记》这项巨大的工程上。这位可敬的老人便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史记》俄译本译者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博士。

    1992年秋，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进修时，通过俄罗斯朋友的介绍，曾到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了解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情况。其间，该所中国部主任博克夏宁博士向我提到维亚特金博士。在我的要求下，他帮我接通了维亚特金博士家的电话。于是，按约定的时间，我冒着滂沱大雨来到老人的住处。老人同我素昧平生，却直接把我引进他那间兼作卧室的书房，并对我说:“我已经20多年没有同中国朋友交谈了，非常欢迎你。”置身在这摆满中国古书和古玩、挂着司马迁大画像及中国仕女图的房间，我宛如走进了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书斋。热情的主人邀请我共进晚餐。就餐前，维亚特金博士特意让夫人拿出两双中国筷子。于是我们一起用中国筷子吃了顿俄式晚餐。饭后，他像对老朋友一样向我述说着他所从事的事业和他对中国的美好感情。

    维亚特金博士1910年3月6日出生在瑞士巴塞尔。十月革命后随父母返回俄国.1939年从远东大学毕业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维亚特金博士在军队和地方从事汉语教学和翻译工作 .1956年起在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多次参加国际汉学家代表会议。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先后出版200多部著作。维亚特金博士的中文功底也十分深厚。五十年代初他曾参加苏共中央交办的《毛泽东选集》1-4卷的俄译任务，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着深刻的了解。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维亚特金博士曾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半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如范文澜、侯外庐等。30多年来，他仍念念不忘同我国“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结下的深厚友谊。他的书柜里一直摆放着顾先生的全家照，甚至连顾先生子女30多年前送给他的纪念卡片都还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他的卷宗里。1993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他曾特意委托我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联系，商讨有关他所保存的顾先生的手稿的问题，并且在俄罗斯发表文章缅怀这位已故的中国学者。

    维亚特金博士曾先后三次访问中国。60年代初，他曾出版了一本《中国的名胜古迹》小册子。但是对他了解中国史学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当数他对历史所的学术访问。在此之后维亚特金博士确定了他后半生的奋斗目标—把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我国最早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部翻译成俄文。他拟定把《史记》130篇文章译为九卷俄文本。从着手准备到第一卷出版整整用了11年(1961-197?年)。目前，第六卷已问世，第七卷和第八卷也已脱手。现在85岁高龄的维亚特金博士正在做最后的冲刺——翻译最后一卷。

    维亚特金博士极为崇尚司马迁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他指着墙上司马迁画像对我说:“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正是以司马迁的精神进行着异常艰巨的翻译工作。他在每卷正文前都写有绪言，逐次介绍本卷的内容和要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些文章翻译和研究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这些绪言都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正文的后面附有俄文和中文的人名、地名索引，以及有详有简的术语索引。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感动。维亚特金博士通晓多种文字，除了翻译工作外，他还特别注意世界其它国家学者对司马迁的研究情况，同他们进行交流，并不时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俄罗斯科学院《古代历史通报》上。

    近些年来，由于年事已高，身体超负荷运转，维亚特金博士工作起来颇为吃力，不得已只好牵劳家人。他的一子(在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从事亚洲人口研究)一女(在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从事非洲史研究)在工作之余帮助父亲做一些技术性校对，夫人柳德米拉·安德烈耶芙娜·巴拉巴什则是他的主要助手。当年他们是大学同学，维亚特金在东方系，巴拉巴什在化学系。他夫人退休后，除了每天操持家务外，一直担任维亚特金博士的打字员。可以说，《史记》俄译本浸透了维亚特金博士一家两代人的心血。

    维亚特金夫妇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自费订阅《光明日报》和《历史研究》，从中了解中国的发展和史学研究情况。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他极希望重游故地，看看变化了的中国。但遗憾的是已力不从心。有一次，他征求医生对他中国之行的意见，医生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如果不想活了，那就去吧!”维亚特金博士哑然了。死，他并不怕。他想到的是，《史记》尚未译完。最后，他动情地对我说，“就请你转达我对中国的问候吧”。

    回国前夕，我去向维亚特金夫妇告别。他送我《史记》俄译本第四卷作为纪念，我接受了。当我离开他们家时，这对年迈的夫妇坚持把我送到电梯旁，他夫人叮嘱我代她向上海、杭州、南京问好，向她去过的地方问好。我默默地答应了，我一定会向我的同胞转达这对俄罗斯老人对中国的祝福与问候。回国后，每逢新年，我都给他寄去一张贺卡，写上对他的祝愿。每次他都回赠一张，并通报他的工作进展情况。今年元月的一天，我又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上说:“我老了，但一定要把《史记》译完。”祝愿维亚特金健康长寿，祝愿《史记》俄译本第九卷早日问世。到那时，《史记》俄译本将是世界上第一部斯拉夫语系的《史记》全译本。

 

原载：《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03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8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