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惊四座析“瞳”字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震旦大学的讲台上,一位外国教授正在讲课。讲者侃侃而谈,学贯西中,广征博引,言人所不曾言;听者全神贯注,闻所未闻,兴趣盎然,思路为之大开:教授讲的是在汉字与若干外国文字中,有些字眼的构词方法异常相似。

教授说,英文的pupil,既是“学童”又有“瞳孔”之意。而拉丁文、古希腊文、古希伯来文乃至日文,也无不存在同样这一个字眼兼有以上同样两个意思的现象。这是什么缘故呢?这许多在地域上相隔如此遥远的各族文字,要说它们在这个字眼上共有一个来源,或一个民族借用另一个民族的单词作为外来语,都是说不通的。这个问题,使他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读到汉字中的“瞳”字。“瞳”字,从“目”从“童”:一个人若朝另一人望去,对方“目”中的小小人像(“章”),就是自己的缩影,这便是“瞳”字的由来。

汉字的这种造字法,使他豁然贯通,联想到西方的某些单问,可能也是如此构成,从而破解了困惑他多年的一些疑团。

这位教授对“瞳”字的解释,虽与《说文解字》所说不同,但言之成理,不无新意,他认为,如果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中国文字,则可将之作为恢复史前人类思考方式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史书中关于“瞳”的传说,最著名的要数“帝舜和项羽都有重瞳子”了。《史记·项羽本纪》作“舜日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但《汉书》在叙述同一故事时却径直把“童”字假借作“瞳”,由此更可见出这二字的直接关系。

除此以外,教授还举了一些例子。譬如“洋”字,从“水”、从“羊”。他的解释是,大批“羊”群在奔跑时,宛如洪“水”泛滥,波涛汹涌,故而“洋”字从“水”、从“羊”。他说,在古希腊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中,同一字眼都兼有“羊”和“波涛”的意思。而在西非的尼日利亚和苏丹的豪萨人所用的文字中,这一字眼则兼有“骆驼”和“波涛”之意。而英文中的whitehorse一词,则兼有“白马”、“白浪”之意。总之,只要是大批动物在成群地奔跑,不论是羊,是马,是骆驼还是别的动物,都会令人联想起波浪滔天、汪洋一片的壮阔景象。

名师出高徒

上面所说的这位教授是奥地利犹太人埃尔温·赖夫勒(ErwinReifler,1903-1965),汉名罗逸民,祖籍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区。

他是著名的奥地利汉学家罗斯托恩(Arthur Edler VonRosthorn,1862-1945)的学生,他的中文曾备受老师的称许。罗斯托恩汉名纳色恩,除了汉学以外,又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从1883年到中国海关工作至1895年,1895-1906年,历任奥匈帝国驻华使馆秘书、代办、参赞,1911-1917年,出任驻华公使,先后在中国任职了30年。回国后,任维也纳大学汉学教授。著有以中国历史、经济、宗教、社会为主题的专著多种。1986年,奥地利政府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勋章,以表彰为发展奥中友谊而作出贡献的奥中人士,先后出任中国驻奥大使的工殊和杨成绪,就是获得该勋章的其中二位。

罗逸民同他的老师罗斯托恩一样,也是山研究比较语言而感到需要学习中文,进而成为汉学家的。他在1931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研究中国政府的。

在上海的教学和其他工作

但是,罗逸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前,就已从事中国方面的工作。1927-1928年,他是中国通讯社驻欧洲编辑。1928-1930年,他是中国政府通信机关驻德、奥人员;1932年,他是国际联盟驻上海的奥地利顾问的助理。

从1932年至1947年,罗逸民除1938-1940年在香港工作外,一直在上海的多座大专院校任教:1932-1937年在交通大学教德文,1940—1941年在上海国立医学院,1941-1942年在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都是兼教德文和拉丁文。1943-1947年,在震旦大学教汉学和比较语言学。此外,他还开设中文班,教授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士。

在交通大学,罗逸民除教德文外,还为该校搜集和加工整理了所有有关奥地利铁路的资料,并泽成中文。在后来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实行路政改革时,这些资料起到了他山之石的参考作用。

上海国立医学院,建国后先后更名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现与复旦合并。

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设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是上海第一所系统培养药剂师(当时称药师)的学校。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制药厂——信谊药厂,和颇有名气的新亚药厂,药剂师全部和大部都是该校毕业生。校舍原为德国人的宝隆医院。一次大战,德国战败,把该处房地产赔偿给法国,作为发展中法文化教育事业之用。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药专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在药专的校址上建立了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当时,医学院和药学院在培养学生行医和制药时,都要用到许多拉丁文,因此课程上都没有医用拉丁文。

震旦大学是马相伯在1903年捐资、捐地兴办的,初名震旦学院,以后学校管理权为法国天主教会夺取。1952年院系调整,“震旦”停办。在原址上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更名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近与交通大学合并。

罗逸民除在“震旦”教授汉语和比较语言学外,还在1944年3月25日的《申报》—亡撰文介绍该校图书馆的藏书。

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居住在大连的傅景常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在交通大学就读。当时“交大”除英文是第一外国语,为必修科外,另设法、德、日文为第二外国语,是选修科。傅跟罗逸民教授学了一年德文,罗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课讲得非常幽默。有一次,他问学生,“中国最有名的猴子是谁?”学生面面相觑,回答不出。罗笑着说,“是孙悟空呀!”罗的母亲逝世时,罗在上海的报纸上登讣闻说,“不孝逸民,不白殒殁,祸延先妣,谨此讣闻”,署名是“不孝罗逸民泣血稽颡”。这种讣告固然是中国丧家惯用的套语,但也足见他对中国风俗礼仪的熟悉。

罗逸民对中国文化的深爱,甚至表现在他身后。他遗命在他的墓碑上(在西雅图),镌刻《论语》的语录:“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这句话出白《论语》第17篇“[FS:Page]阳货”,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向他的请教。碑文用钟鼎文镌刻,古意盎然。在遥远的美国,太平洋之滨的西雅图市,一位犹太教授的墓碑上,居然见到记录孔子言行的经典著作《论语》的章句,不能不令国人对这位终身潜心探索中国文化的学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据现仍健在的罗逸民夫人近日告知,40年前,罗因严重心脏病住院,临终前接到学生的来信,信中用大篆书体写了上述的一段语录,罗见于十分喜欢,就遗言将之刻在墓碑上面:

改革铁路路政 亦有功焉

罗逸民与黄伯樵有过几度合作。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初至1937年抗口战争在上海打响,黄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公用局局长和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京”是指南京,是当时的首都。该局简称“两路局”。
 
黄伯樵留学德国,获得特许工程师(相当于硕士学位):他性格刚毅,处事果断,并敢于抵制歪风邪气:当时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来往南京与上海之间,要两路局为他专门挂花车,却迟迟不付款。黄伯樵要两路局派人上南京到财政部接章收账;此事经《申报》披露后,百姓赞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在对外方面,黄伯樵不畏帝国主义列强,力争国权。他由铁道部向上海市政府借调,出任两路局局长时,操纵该局财政大权的英国银团久闻他在市政府工作时对外国人和租界当局之态度强硬出名,而极力反对,但未得逞。黄伯樵到任后,兴利除弊,取消不合理的制度,大力发展货运,积极改善客运,使铁路收入逐月增加,促成两路局萎靡不振的债券在伦敦股票市场空前高涨,为中国人扬眉吐气,英国银团无法再持反对态度,变而主动促成英国对中国继续贷款,来建造钱塘江大桥。

在黄伯樵代表建设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到德国柏林出席世界第一次动力会议,以及他随后在欧洲考察铁路时,都由罗逸民担任顾问和翻译。对欧洲铁路的考察丰富了黄在这方面的直观认识,辅之以罗为交通大学搜集和加工整理的所有奥地利铁路的相关资料,使黄对如何进行路政整顿、改革成竹在胸,有全面的规划。经过黄的锐意整改,两路局与青岛铁路局成为当时全国的模范铁路局:

多年以后,罗逸民与黄伯樵再度合作,编纂了《德华标准大字典》,嘉惠士林。

参与编纂德华字典嘉惠士林

编纂《德华标准大字典》,是上海乃至全国德文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这部16开本、1300余页篇幅的中型偏大的德华字典,经马荫良、许元方倡议编纂,得到黄伯樵、吴之翰、陆振邦、罗逸民的响应、赞许,于1943年7月专门组织大字典出版社于明复图书馆(现名卢湾区图书馆)内。原稿在四年内完成,并在1944年就发出了预约,但因受大环境不安定严重影响,原定步骤遭破坏,直至解放初期,物价稳定,才得以在1950年7月出版。

大字典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单从1953年1月至1956年5月,就重版过五次32开的缩印本。1957年再版了16开的精装本。这以后的发行情况不详。据该书出版社的社长马荫良相告,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他曾主动放弃版权,以降低该书的成本。1979年11月,香港三联书店印行了海外发行的版本。

直至1983年11月,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新编的《德华词典》。

在漫长的一代人的岁月中,这部辞书为我国德语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也凝聚着后来蜚声世界的犹太学者罗逸民的心血。

编纂班子人才济济

参加《德华标准大字典》编纂工作的人员,除罗逸民以外,有黄伯樵、朱公谨、吴之翰、邱锦淇、晏华璋、陆振邦、陈蜀琼、戴鸣钟等十余人。他们都是留学德国归来的专家、教授。朱公谨是交通大学数学教授和光华大学副校长;吴之翰是结构力学教授,建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副校长;晏华璋教授建筑学;陆振邦教授力学,抗日战争前曾任同济大学附中校长;陈蜀琼是法学教授;戴鸣钟是经济学教授,建国后曾任上海机械学院副院长;邱锦淇是医师。

担任主编的黄伯樵,民国初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过一部德华字典,但未竟全功而离去,后在别处继续完成出版。这是第一部中国人独立所编的德华字典,但他本人对这部字典并不满意。

二次大战爆发以后,德、奥、瑞士三个德语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断绝,多亏黄以其历年所藏之参考资料百余种捐赠,供给编纂工作借鉴。黄因其他职务备极繁忙,故仅能以余暇负责对外联系和最后审稿。1948年2月的一天,黄在下班后仍到字典的名誉编辑、德国人梅亚家,商讨字典事宜,不料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客厅里,赍志以终。

在编纂工作中的特殊贡献

罗逸民在编纂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很特殊的,与其他编辑恰可相辅相成。从上述编辑队伍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学习理、工、医、法、经济各科的,没有人读文科。而罗逸民却是读汉学的,通晓中文和多国语言文字,又专攻比较语言学,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缺。而且,《德华标准大字典》以Muret Sanders的德字大字典为主要蓝本,其编纂工作更需有精通德、英、中三种文字的人才方能胜任愉快。马荫良生前曾告,集体审稿是由黄伯樵、许元方、马本人在罗逸民家中进行的。为此,出版社为罗逸民置备了英文版的《韦氏大字典》,还要木匠在他家专门定制了一张台面倾斜,摆放大开本书籍用的读书桌,由他根据各种字典对存在争议的某些单词的确切含意,详细阐述,以供大家讨论决定。这样的讨论研究,对于斟酌推敲用何中文准确、简括地表达出德文词汇,尤其是语词类词汇的原义,更为重要。

马荫良和社址明复图书馆

担任《德华标准大字典》出版社社长的马荫良,又是《申报》的总经理。他是《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外甥和得力助手。1934年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继任总经理,秉承史进步、开明的办报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先后到武汉和香港,在那里办了《申报》的汉口版和香港版的《申报》。回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后,他又以美商的名义复刊了《申报》。办报时间长达78年的《申报》,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马荫良将大字典出版社设在明复图书馆(今卢湾区图书馆)。那里原来是中国科学社图书馆,落成于1931年,后因纪念游泳溺水、英年早逝的数学家胡明复而更名。中国科学社于1914年由胡明复与任鸿隽、赵元任、周仁、秉志、杨杏佛等在美国发起成立,随后又有胡适、竺可桢、侯德榜、叶企孙、曾昭抡等参加。1917年由美国迁上海,影响日大,社员发展到数百人,其中有许多都是中国现代科教文化事业的奠基人。马荫良和罗逸民都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

大字典出版社设在明复图书馆的二楼,借用了办公室。后来又在原本三层楼的顶上加盖了假四层,使办公场所更为宽敞。

日音中襄助大字典工作的,还有一位开设荣丰纺织印染厂的章荣初,他隐名捐助款项,对参加编纂者每人每月发放黄金一两(俗称“小黄鱼”)。他的用意是使这些人有事可干,省得被日伪方面挖去。

宁可放弃国籍不做纳粹顺民

罗逸民是一个颇有政治远见的人。纳粹党于1933年在德国夺权后,他预感到与德国同文同种又毗邻的奥地利唇亡齿寒,有被希特勒兼并的危险。他虽远在上海,却毅然主动放弃了奥地利的国籍,而沦为无国籍。后来,他又干脆把寡母和一个妹妹接到了上海,果然不出他所料,到1938年4月,虎视眈眈的纳粹德国就一举鲸吞了奥地利。

在日本占领租界,随后又在虹口提篮桥一带划定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