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都市繁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记者有幸见到了“洋钱迷”、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先生。艾朗诺教授曾花费数年心血，将钱锺书巨著《管锥编》的部分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董桥的英国朋友伊迪丝盛赞艾氏译文“演绎中国人特有的思路简直顺水行舟，毫不吃力”，令董桥对书房里缺一本英译《管锥编》念念不已。

　

　　您的《管锥编》英译本是题献给方志彤（Achilles Fang）先生的，是他介绍您阅读钱锺书的作品吗？

　　艾朗诺：是的。方志彤先生与钱锺书先生在清华是同级同学，也是很要好的朋友。方志彤四十年代离开了中国，到哈佛教书。他的学问特别好，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都懂，博士论文写的是庞德，其中有很多篇幅在论述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他是哈佛比较文学系第一位利用中文资料写博士论文的人。最有意思的是，他特别喜欢收旧书，波士顿所有二手书店的老板都认识他，他一本一本地集全了全套四百本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他说这样比较有乐趣。他在哈佛不算很得志，到退休还是高级讲师，而他培养的许多学生比如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都成了名教授，地位比他高出许多，所以他晚年是有怨念的。你知道吗，他其实是韩国裔，但由于在北京长大，他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完全是中国的，所以很忌讳别人提到自己的韩国出身。1979年钱锺书先生来哈佛访问，我当时正好在那儿教书，方志彤先生就介绍我认识了钱先生。

　　

　　您对钱先生的印象如何？

　　艾朗诺：当时西方人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如果有极个别的人知道他，也只知道他的小说家身份，是《围城》的作者，没有人把他看作学者。然而在开会的时候，他的发言那么精彩、幽默，而且好几种语言轮番上阵，用了许多谐音、双关的语言游戏，把大家都看呆了，没有人想到当时的中国还有这样的人物。韩南教授说得好，钱锺书就像是一瓶上好的陈年香槟，喝之前摇一摇，一打开瓶盖就会迸射出来。钱先生当时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走出国门，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表演欲。

　　

　　您翻译《管锥编》的时候，跟他联系过吗？

　　艾朗诺：1979年正值《管锥编》中文版出版，方志彤先生当时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一直劝我多读，有机会就做翻译。我就很认真地通读了《管锥编》。过了十多年到九十年代，我有了一段空闲时间，读得也比较熟了，于是决定翻译其中的一部分。我托张光直先生介绍，给钱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允许我翻译《管锥编》。他回了一封信，英文写的，特别好玩的是，他最后一句写到：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你翻译中碰到任何困难，可千万别来问我。

　　

　　那您真的没有问过他？

　　艾朗诺：没有。事实上，真正翻译的困难并不太多，少数的几处难点我请教了方志彤先生。真正麻烦的是引文，比如钱先生引用的一些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要核对原文，你得知道他用的是哪些版本，不然他标注的那些页码就等于没有用。他用的版本都比较旧，一般大学的图书馆都用不上，得去哈佛图书馆找较老的版本。我当时请了一位在读德国文学的博士生帮忙核对原文，结果他一下子消失了几个星期，回来的时候问我：“老师你到底在研究什么人？他引的东西实在太偏门了！”的确，钱锺书先生引用的文字一般都不是人们会注意到的地方，而是人们习惯于忽略的地方。

　　《管锥编》英译本1998年出版的时候，钱先生已经病得非常重了，杨绛先生拿到书以后带去医院，挑了几段读给他听，他很满意。那一年12月，钱先生去世了。

　　

　　您选译的时候有什么挑选的标准吗？

　　艾朗诺：首先是要选择对英语读者来说最有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还要表现出《管锥编》所涉论题的广度，而且要尽量保持钱氏行文的风格。所有选中的条目，都是完整翻译。有些讨论中国古代文本的条目，可能只对一些专家有用，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较难以理解，就没有选入英译本。在翻译过程中，钱锺书的西文引文的册数页数有误的地方，我都进行了校对。

　　

　　比起宏大的理论建构，钱锺书更看重的是零碎的片段思想，他曾经写过：“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管锥编》的写作体例正是其观点的反映。这种札记体在中国学术中有一定的历史，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如何呢？

　　艾朗诺：我翻译《管锥编》的本意，就是想把它介绍给更多的英语读者，我觉得如果英语读者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人，就太可惜了。可是翻译成英语是一回事，英语读者会不会欣赏是另一回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帮助读者了解《管锥编》的内容、风格和写作背景。《管锥编》的体例本来是随笔、札记、读书笔记一类的，而西方完全没有类似的传统或者文本，支离零碎的笔记又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大部分学者更愿意读长文章或者学术论文。所以英语读者看《管锥编》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怎么那么杂啊！每一篇都很短，完全没有连续的论述，思路是断裂、跳跃的……所以他们会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这样的文字。

　　

　　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写过钱锺书的传记，他的研究中对《管锥编》只是一笔带过。您有没有跟胡志德交流过这个问题？

　　艾朗诺：没有。因为他在那本书出版以后就转向其他方向的研究了。

　　

　　《管锥编》英文版出版后，您听到什么反馈吗？

　　艾朗诺：有好几篇书评，都说很好，但是写这些评论的学者都是已经了解钱锺书并且很佩服他的人，而我的初衷是想让以前没有听说过钱锺书的人去了解钱锺书，这个愿望有没有实现就很难说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管锥编》很难被英语读者接受，这不能怪钱锺书，他的书本来并不是写给英语读者看的。如果要针对国外读者，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写法。

　　

　　您个人觉得《管锥编》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艾朗诺：我也是研究了好几年，才对钱先生的目的有了稍许了解。当然他的目的不止一种，是有多方面的，其一就是刚才提到的《管锥编》所继承的随笔传统。以前中国最有学问的随笔、札记是清代的考证派学者写的，我一直在想，钱先生写《管锥编》的时候针对的是谁？他在跟谁辩论？我觉得钱锺书就是在同清代学问最好的学者争论。那么争论什么呢？钱锺书很反对考证派把文学当作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不承认文学有其独立性和独立价值。清代人研究杜甫，就必须考出来他今天写这首诗的生活背景，而受到他们影响的后世学者研究《红楼梦》，也就一定得先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弄个一清二楚。《管锥编》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引用西方文学的例子，来证明清代学者对自己国家的文学传统的误会。我觉得这也许是他最基本的目的。

　　钱锺书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指出不同的语言、审美原则或者思想中的相同趋向。我们当然对“人类普遍性”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有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