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与鲁惟一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上古史》，是剑桥中国史系列中唯一还未译成中文出版的。也许在夏含夷先生看来，随着中国出土文献的不断公布，那段历史乃至传世的文献都需要不断重写。他在2006年所著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的中译本即将出版。夏含夷在书中指出，每一部原来书于竹帛的古书都是经过了许多改变才成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印刷品，而这一点以往常常被我们忽略了。

 

　　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曾提出要“重写中国学术”，您提出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与李先生说的“重写”有什么差别？

　　夏含夷：李学勤先生的“重写”和我的“重写”差别很大。李先生所说的重写是广义的，就是要重新考虑、重新改写中国古代学术。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证据、资料，可以重新写作一段历史。我所说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是直接的意义，就是重新写一遍、写两遍。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拿到一篇手写的文本，然后进行抄写或编写，在这个过程中，抄写者或编写者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与李先生比起来，我说的“重写”是狭义的。当然也有广义的意义，研究重写的过程，就可以发现中国文献经过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献与真正的原本，恐怕有相当大的差别。

　　清末的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的序言中说：“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犹闻人言筍可食，归而煮其箦也。”就是说，如果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都是古代真实的文本，那就等于听说竹笋很好吃，回家就把席子煮来吃一样。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好，非常恰当。

　　

　　您所说的真正的原本与传世的文献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夏含夷：比如说，有人想看《老子》，于是到书店买一本看，里面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认为这是老子写的书。而西方有很多学者倾向于认同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认为《老子》是公元前三世纪，就是战国后期才写定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老子》，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非常相似，但是并不完全一样。马王堆的《老子》分两篇，一篇是“道”，一篇是“德”，从某个角度看作为完整的一部书的《老子》还不存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早在此之前已经有一部《老子》了，只是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不一样。打个比方，一种深红的颜色，如果每次浅一点，浅到什么时候成为粉红色，就很难判断。在战国早期，应该也有一部《老子》，但是不一样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说这不是《老子》？如果只差一个字，应该就是《老子》；但如果缺了两章，或有五分之一内容不一样，我们能不能说这还是《老子》？这很难判断的。我的基本看法是不要太轻易地下一个结论，不应该太极端。

　　李学勤先生说，我们现在整理文献，可以体会到古代的学者，如东汉的刘向、刘歆，西晋的荀勖、束皙等遇到的问题，他们是怎么造成我们现在对古代文献那些不满意的地方。我在这个说法基础上稍微改变了一下，就是在整理文献的时候，不仅能体会到我们不满意的地方，而且还能体会到我们以往还没有感到不满意的地方。

　　

　　您所说的以往没有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是指什么？

　　夏含夷：比如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都有《礼记》中的《缁衣》篇，是重要的文献。两千年以来，没人感觉有什么问题，认为这是很完善的文献。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公布之后，我们忽然发现，《礼记》本的《缁衣》非常有问题，次序完全颠倒。现在要恢复《缁衣》的原本，不但不太可能，而且也许简直是一种误导。这就可以体会到我们原来没有感觉到的问题。

　　每一次抄写、编写文献，都会或多或少地做些改变。上海博物馆的竹简《孔子诗论》有二十九枚简，2001年12月初发表的，到了2002年2月，对《孔子诗论》的解释已经有六个不同的派别，每个都很不一样。李零、范毓周、李学勤等都有各自编连的次序。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这二十九枚简，没有任何两枚简的编连，是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现在《孔子诗论》已经有六七个本子了，李零等人整理出的本子都是《孔子诗论》，又都不是《孔子诗论》。我们很难判断《孔子诗论》的原本到底是什么样的。

　　过去也有这样的问题，刘向开始编写中国古代文献的时候，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料，有的很多重复，有的是矛盾的。无论是刘向还是刘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做法：重复的就扔掉，有的他们认为是矛盾的，有的说法是A，有的说法是B，有时他们认为A和B都不对，自己再确定一个C。所以他们编成的这些文献，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西方学者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比如白一平（W. H. Baxter）谈到诗经的时候，说《诗经》是穿汉代衣服的周代文献。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很对，《诗经》是到汉代才固定下来。在汉代以前，没有隶书，刘向、刘歆把这些古文文献改写成隶书，这个过程不像我们现在在电脑里把繁体字改成简体字那么简单。

　　这些年来，我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考古发现——西晋时代出土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也是经过了编写、抄写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有两次，朱希祖先生已经证明，《竹书纪年》中有荀勖的编本，也有束皙的编本。荀勖编写的时间在公元280年到287年之间，束皙的编写时间在公元290年到300年之间。两人独立地编写的《竹书纪年》，造成了很多差别。《竹书纪年》有内在的矛盾，但这并不是因为原本有内在的矛盾，而是因为他们两人的编写本有矛盾。从这些矛盾看来，人们觉得《竹书纪年》很有问题。我要强调编写、抄写过程中另外的一个意义，就是文本在不断地变动。这和李学勤先生的说法有点差别。

　　

　　新出土文献的发现，对于学术史、思想史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夏含夷：现在说这些东西的影响还太早，从银雀山汉简、马王堆简帛、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还是太短。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后，大家发现与现在的本子非常相似。银雀山中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证明了古代的那些传说是真的，还有《尉缭子》，以前多以为《尉缭子》是伪书，现在可以证明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于是人们就说，疑古思想是错的，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写作古史。问题是这个新古史应该像一个什么样子？李学勤先生说要“走出疑古时代”，但是并没有说走进什么时代。走出一个时代很简单，但是要走进什么时代，他并没有说，不过他给人的印象是要走进一个信古时代。

　　我们可以走出疑古时代，但是还不能说就能走进信古时代。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古代有《老子》、《尉缭子》、《鹖冠子》，但是它们的样子与我们现在的本子不一样，次序也不同。比如，我们该相信什么样的《缁衣》？是郭店的，还是《礼记》的？古史辨派怀疑传本的《缁衣》不是子思的著作，现在发现的《缁衣》，至少可以说是战国中期的。也许是子思自己或接近子思时代的抄写者的作品，可以证明《缁衣》是可信的。但是郭店与传本的《缁衣》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该相信或怀疑哪一部《缁衣》呢？我们不要太极端，不要疑古、信古，也不要说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