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是唐末来华的著名新罗文士，留唐十六年期间，他先后擢进士、寓洛阳、任县尉、做幕僚，“一身遭遇，万里光辉”（《桂苑笔耕集》卷二（《谢许归觐启》）。他一生生活于两个国度，对中国的儒释道思想、诗文辞赋与书法棋艺等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成为统一新罗时期（669－935）最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文学家，在中韩关系史、朝鲜汉文学史、朝鲜学术思想史上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崔致远的生平事迹

　　崔致远字孤云（一字海云），新罗王京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沙梁部金鳌山一带人。他于新罗宪安王元年（857，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为苏伐都利公第24世孙。崔致远的家庭属于新罗六头品阶层，社会地位不高，家境也较清贫，但他天赋颖慧，“精敏好学”（《三国史记》卷四六本传），“风仪秀丽”（朝鲜成汝信《浮查集·崔文昌赞》），曾受到了良好的儒学与汉文学教育，从小就树立了西浮沧海、入唐游学的远大志向。

　　崔致远于新罗景文王八年（868，唐懿宗咸通九年）12岁时随商舶渡海入唐，其父崔肩逸送别时曾有“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隳乃力”的训励。崔致远年少来华后，在唐都长安度过了6年艰苦勤勉的求学生活，提高了汉学素养及汉文学创作的水平。唐僖宗乾符元年（874）18岁时于礼部侍郎裴瓒主贡时进士及第，随后至洛阳浪迹两年，遍游东都附近的名胜古迹。约在乾符三年（876）初，崔致远被调授为江南道宣州溧水县尉，正式成为一名富有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唐代地方官。在溧水县尉任上，他曾撰有《中山覆篑集》5卷，但此集携归新罗后散佚。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三、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三等记述崔致远在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县南110里之花山，夜宿山下招贤驿馆，偶遇岗前之双女坟，遂作《双女坟》长诗以吊挽，夜感二女赴约，自称为宣城郡开化县马阳乡张氏二女，因不满父母许婚“盐商小竖”，“愤恚而终”，天宝六年（747）同葬此岗，三人宴语缠绵，天明而别。这则人鬼相恋的风流轶事后来被韩国古籍《新罗殊异传》演绎为传奇小说故事《仙女红袋》。1996年4月，中韩有关学者与江苏省高淳县文物工作者在该县花山西麓的李家村附近发现了双女坟墓遗址，并于原址立碑纪念。

　　崔致远于溧水县尉任满后，原准备赴长安应“宏词”试以图再获调任，但因中原战乱和书粮短缺而未能如愿。为了功名和生计，他先后向淮南节度使高骈写去自荐书信和诗歌，以出众的文才诗艺获得了高骈的辟用。广明元年（880）底转投淮南幕府后，先后担任馆驿巡官和都统巡官，多次参与淮南军府的机密要务和军事行动，成为高骈信任和器重的异国幕僚，并获得了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等荣誉职衔。居幕四年期间，他与高骈建立了融洽的宾主情谊与亲密的诗友关系，为高骈撰写了大量的幕府文翰，淮南使府的表状书启、徵兵告檄多出其手。这些幕府文牍后来都被编入《桂苑笔耕集》20卷，流传至今。唐僖宗中和年间，随着高骈丧失兵权利柄，沉溺道教，淮南幕府日趋混乱，崔致远自觉性格朴拙鲠直，难以适应幕府生活，遂上书请求归国。中和四年（884）秋天，他被任命为国信使，与从弟崔栖远乘船离开扬州，沿运河北上至山东半岛，于光启元年（885，新罗宪康王十年）三月28岁时浮海返回了新罗。

　　崔致远留唐十六年期间，自谓“西笑倾怀，南音著操”（《桂苑笔耕集》卷一八《谢探请料钱状》），有“译殊方之语言，学圣代之章句”（《桂苑笔耕集》卷一七《再献启》）的语言特长和文学素养，曾广游今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江西、山东等地的自然名胜和人文古迹，与唐末各阶层儒吏文人如于慎微、田仁义、裴瓒、裴璙、顾云、张乔、杨赡、吴峦、周繁、李展、罗隐、杜荀鹤、裴拙、高彦休、张义府、蒋泳、李琯、宋绚等过从甚密，彼此以诗文赓歌唱和，绾结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及文学交往关系，在中韩文化关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崔致远归国后，声名鹊起，与崔仁滚、崔承祐并称“一代三鹤，金榜题回”（《全唐文》卷九二二新罗沙门纯白《新罗国石南山故国师碑铭后记》），受到了新罗宪康王（金晸）的器重，被授为侍读、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材。定康王（金晃）元年（886，光启二年）七月，因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挤，外任为新罗太山郡（泰仁县）太守和天岭郡（咸阳）太守。真圣女王（金曼）七年（893，唐昭宗景福二年），又转任富城郡（瑞山县）太守，本年女主曾召崔致远任贺正使赴唐，但因盗贼梗道而未能成行。这一时期，新罗王室混乱，各地盗贼蜂起，社会极为动荡，崔致远向女主进献《时务策》十余条，呼吁选贤任能，补偏救弊，女主采纳了这些建议，拜其为阿飡。但崔致远一生经历了唐末黄巢之乱和新罗本国的动乱，“动辄得咎，自伤不遇”，已厌倦宦途，无心从政，遂“逍遥自放于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咏风月”，遍游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川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月影台等地，真圣女王八年（894），崔致远38岁时携家归隐于陕川郡冶炉县北30里处的伽倻山海印寺（一说42岁），“与母兄浮图玄（贤）俊及定玄师结为道友，栖迟偃仰，以终老焉”（《三国史记》卷四六本传）。

　　崔致远去世的时间，中韩学者说法不一，有公元915年、928年、950年、951年诸说；离世的方式，也有自尽、成仙和归隐病故三种异见，从现存文献看，以归隐病故之说较为可信，崔致远在新罗末期仍参加了许多佛事活动，估计约在70余岁时病故。

　　崔致远辞世后，备受后人敬仰，高丽显宗十一年（1020，宋真宗天禧四年）追赠内史令，配祀文庙；显宗十四年（1023，宋仁宗天圣元年）五月又追谥文昌侯，其子孙后裔也享有不服军役、勿入汰讲的特权。崔致远后裔名显者有崔允顺（鸡林府太宗）、崔伯伦（高丽王京儒学教授）、崔瀣（字寿翁）、崔益厚（高丽尚书左仆射、政堂文学）、崔昌一（高丽工曹典书）、崔陟（判奉常寺事）、崔春元（第17世孙）等。据《庆州崔氏上系世谱》记载，庆州崔致远后裔分为26个派系，其中观稼亭公派（崔清）、司成公派（崔汭、崔济愚）、和淑公派（崔玄佑）、匡靖公派（崔郸）、正郎公派（崔灏）、忠烈公派（崔光位）6派为主流，尤以观稼亭公派、司成公派的后代最多，而韩国之咸阳、清州、永兴、忠州、龙岗、水原、扶安、江陵、江华、和顺、通川、阳川、原州、海州、晋州、耽州、全州等地也都有崔致远的后裔。

　　二、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及影响

　　崔致远是整个新罗时代文学成就最高、留存作品最多的文学家。他在留唐期间刻励为学，对中国传统的诗、文、赋已有很深的造诣，以俊丽的才思创作了大量成熟的汉文汉诗作品。

　　据《桂苑笔耕序》介绍，他在长安“观光六年”期间曾作有大量“讽咏情性，寓物名篇”的诗赋，浪迹东都时又作有赋5首、诗100首、杂诗赋30首，任溧水县尉期间[FS:Page]有《中山覆篑集》5卷，入幕淮南后创作尤为丰富。后来他废弃了长安时期的作品，只将“私试今体赋五首一卷、五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一卷、杂诗赋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编为28卷，于光启二年正月呈给新罗宪康王，但当年所献只有《桂苑笔耕集》留传至今。崔致远归国后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汉文汉诗，这些作品散见于《三国史记》、《名贤十抄诗》、《东文选》、《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正新修大藏经》、《千载佳句》等及韩国各地的碑铭、石刻、寺记中，散佚较为严重。为此，韩国学者曾多次辑佚整理，朝鲜世祖五年（1459），崔恒编选了《崔致远文集》12卷（已佚）；1926年，崔国述补编《孤云先生文集》3卷；1972年，成大庆将《孤云先生文集》3卷与《孤云先生续集》、《桂苑笔耕集》合编为《崔文昌侯全集》，由成均馆大学校出版；1982年，崔兴守等人编就《国译孤云崔致远先生文集》，由庆州崔氏大同谱编纂委员会出版发行。近年来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所编《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首尔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金镇英等所编《孤云崔致远诗集》（韩国民俗苑1997年版）及赵素昂所编《韩国文苑》（韩国亚细亚文化社1994年版）等也选录了崔氏的作品。中国最早著录崔致远作品者为《新唐书》卷六《艺文志》，但南宋以后只有《桂苑笔耕集》得以流传，清代陆心源《唐文拾遗》及后代陈尚君所编《全唐诗续拾》、《全唐文补编》补录了少量崔致远的诗文作品。

　　从崔致远现存的诗歌看，其题材涵盖了送别、纪游、咏史、怀古、干谒、酬赠、咏物等广泛的内容，体裁则包括了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不同的类型，这些诗歌情感丰富，意蕴深长，艺术上情景相融，技法娴熟，基本具备了唐人诗歌的丰神情韵，唐人顾云就有“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之誉（《三国史记》卷四六）。《孤云先生文集》卷一辑有崔致远《咏晓》赋，全文以整饬偶对的骈文四六句式展开排比描绘，用语典雅精工，秀句迭出，意境优美，应该是新罗时代留存下来的少有的赋体杰作。

　　崔致远的散文是新罗汉文学遗产中的精华，其留唐时所撰的《桂苑笔耕集》是韩国现存最古的汉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鲜三国时代惟一传世的文人别集，朝鲜学者誉为“东方文章之本始”和“东方艺苑之本始”（洪周、徐有榘《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该集收录的300余篇公私文章，体式上虽然是以唐末流行的四六骈俪文写成，但都写得语意得当，条贯理畅，兼具写景、叙述和抒情的优长；艺术上用典繁富，古雅谐畅，整体文风显得渊雅赡丽，如《檄黄巢书》措词酣畅犀利，感召力强烈，备受后人称誉。他代新罗宪康王、定康王、真圣王及孝恭王撰写的外交国书，皆大气盘旋，辞藻赡丽，韵味醇正，显示了较为深厚的散文功底。另外，成书于统一新罗时期的《新罗殊异传》是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短篇故事集，原书仅有九篇留存于韩国古籍《太平通载》卷六八及权文海《大东韵府群玉》卷一五，其中的《仙女红袋》演绎了崔致远与双女坟的传奇故事，在新罗传奇中篇幅最长，情节离奇，人物生动，描写细致，诗文交错，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原书的编撰者或以为是崔致远（朝鲜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五四（《盎叶记》），或以为是新罗末期的朴寅亮（觉训《海东高僧传》），说明崔致远与新罗传奇小说的发展关系很大。

　　崔致远又是韩国思想史上享有盛名的儒学家，具有浓厚的家国意识、忠孝观念和民本思想，历来被誉为“东国儒宗”（崔国述《学士堂常享祝文》、“东方理学之宗”（《孤云先生事迹》）。崔致远对佛道两教的思想也有很高的修养，平生既撰写了很多道教科仪斋词，也创作出大量的佛教碑铭及高僧传记，如《新罗伽倻山海印寺结界场记》、《海印寺妙吉祥塔记》、《大华严宗佛国寺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像赞并序》、《大华严宗佛国寺阿弥陀佛像赞并序》、《王妃金氏为考绣释迦如来像幡赞并序》、《终南山至相寺俨尊者真赞》、《上宰国戚大臣等奉为献康大王结华严经社愿文》、《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终南山俨和尚报恩社会愿文》、《海东华严初祖忌晨愿文》、《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等，皆立意独特，博识宏通，显示出了圆融三教的思想境界。

　　崔致远为新罗佛寺和高僧所撰碑铭中最著名的是“四山碑铭”（又称《桂苑遗香》、“四碣”），第一碑为《大嵩福寺碑铭并序》（《初月山大崇福寺碑铭》），撰于新罗宪康王十一年（885，光启元年）三月。原碑在庆尚北道庆州之初月山。第二碑为《有唐新罗国故智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或《双溪寺真鉴禅师大空塔碑》，撰于真圣女主元年（887，光启三年）七月，释奂荣正书刻，原碑在庆尚南道河东郡花开面云树里智异山双溪寺，龟趺及螭首为花岗石，碑身为黑色大理石，为韩国第47号国宝。第三碑为《无染和尚碑铭并序》（《圣住山圣住寺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撰于真圣女主四年（890，大顺元年），崔仁滚书，在韩国忠清南道保宁郡嵋山面圣住里，碑身为黑色大理石，外形宏丽，是新罗石碑的代表，为韩国第8号国宝。第四碑为《大唐新罗国故（曦阳山）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撰于真圣女主七年（893，景福二年），在韩国庆尚北道闻庆郡加恩面院北里凤岩寺，释慧江书并刻，景哀王（朴魏膺）元年（924，五代后梁龙德四年）六月建，碑材为片磨岩，乃韩国第138号国宝。这四篇碑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新罗佛教宗派的渊源，对新罗高僧留唐时期和归国以后的事迹及活动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其碑文结构及语言功力等都显得十分纯正地道，体现了崔致远在佛学上的综合素养。“四山碑铭”及相关的古迹也受到了朝鲜文人的厚爱，如柳梦寅的《游头流山录》、沈光世的《怀崔孤云》、赵纬韩的《游头流山录》、南孝温的《智异山日课》及金孙的《头流纪行录》等，都抒发了对这些碑铭的瞻仰之情，说明崔致远的佛教文字对朝鲜文化影响是很深远的。四山碑铭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清代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四四补录了《无染和尚碑铭并序》、《真鉴和尚碑铭并序》与《智证和尚碑铭并序》，缪荃孙的艺风堂与顾湘舟的柳风堂也曾藏有拓片或拓本，这是研究唐与新罗佛教关系的重要原始文献。

　　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对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半岛汉文学的勃兴，改变了新罗及后世半岛汉文学疲弱不振的格局。因而，他被尊崇为“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汉诗学宗师”、“文词之祖”、“东方文章之祖”、“东国文学之祖”、“新罗大文豪”、“东方文献之首”或“文界天子”等，高丽著名学者李奎报认为：“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朝鲜名士洪周也称：“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这些赞语都肯定了崔致远首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