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91）秋天，庆应大学的杉野元子老师从日本给我寄来了两本书。其中的一本，就是藤井省三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学百年》（日本新潮社1991年2月版）。那本并不太厚的书相对于“中国文学百年”这个大题目来说稍稍显得单薄，但在大致翻阅之后，我却从中感受到了在一般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很少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本书体例编排体现出的宏观历史眼光，以及具体论述和“后记”中流露出的自由意识和诗人情怀。那时我对藤井没有什么了解，在给杉野老师的回信中便说：“藤井的思维很有个性，他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从那以后我开始注意这位在中国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日本学者，很快就发现所谓“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原来是一个“迟到的预言”——因为藤井省三已经出版了十多本专著和译著，[①]获得了在日本很难获得的文学博士学位，在日本学术界建立了较高的威望。不过，“他的思维很有个性”这种看法倒是一直没有改变，而且，我认为，藤井在学术所取得的成就，显然与这种个性化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于每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或许都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位中国学者在谈及日本学者关于茅盾的实证研究时说：“人们对于国外各民族的研究特征似乎有这样的感悟：德意志的传统是长于思辨的；俄国人则喜欢以宏阔的构思来论证学理；美国的学人仿佛更注重创新；而日本的诸多文论，常常以精确的考释实证，使人信服。这些见地，自然未必科学，但却从某一侧面描述出一己之见”。[②]我觉得人们的感悟是符合事实的——至少对日本学者治学特征的把握是符合事实的。日本学者长于考释实证的治学特征，显然是日本民族固有的“重实践、重实利和纯粹靠直观把握认识对象的精神”[③]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化。这种治学方法使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具有高度的严密性与科学性，甚至具有“永恒真理”的味道，并且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部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最为中国同行称道的地方，也主要在这里。藤井省三作为一位“日本学者”，其学术研究同样是以扎扎实实的资料工作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百年》中有个长达二十四页的“现代中国文学关系年表”，这个时间跨度为一百五十年（1840~1990）的年表史料十分丰富。在同一时间单位之下，著者排列了三项内容（与此对应这个表被划分为三个栏目）：一是“文学、思想、新闻界”——诸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设立、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刊物、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创作《阿Q正传》、无政府主义论战、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乃至批判胡风运动、《红灯记》上演、刘心武辞去《人民文学》主编职务，等等；二是主要历史事项——如鸦片战争、同盟会成立、“四·一二”大屠杀、西安事变、农业合作化运动、“文革”爆发、北京戒严、日本明治维新、勃兰兑斯写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朝鲜万岁事件、芥川龙之介自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朝国全斗焕就职，等等。史料的丰富、翔实与排列方式的新颖，使这个年表即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具有很大参考价值与启发性。在《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一书的写作中，著者不仅参阅了鲁迅、周作人的著作与日记，以及1920年前后在东京、上海、北京这三座大都市出版的大量报刊杂志上有关爱罗先珂的材料，甚至查阅了珍藏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的关于爱罗先珂在日中两国活动情况的秘密报告书。通过对史料的查询、考证、分析，藤井省三解决了新文学史上一些疑点尚存的问题。这里姑举二例。关于日本方面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出现于1920年（青木正儿在《支那学》杂志上发表《以胡适为中心涡旋浪涌着的文学革命》一文），但藤井考订了《域外小说集》的版本，并查阅了1909年东京出版的《日本与日本人》杂志，终于有了新发现——不仅确定了日本人最早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时间（1909年），而且纠正了鲁迅记忆中的一个小误差（《域外小说集》初版于1909年，而并非如鲁迅致增田涉信中所谓“发行于一九O七年或一九O八年”）[④]。关于1907至1908年间周作人以“独应”的笔名在东京《天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鲁迅的思想，有的学者简单地认为：“他们当时兄弟怡怡，经常在写作过程中互相切磋，甚至不分彼此。……既然鲁迅和周作人当时能如此密切地合作，那么周作人以‘独应’的笔名为《天义报》撰稿时取得鲁迅的某些观点，甚至某些部分请鲁迅代笔都是可能的了”[⑤]。藤井则严肃地指出：“独应的论文确实提出了类似鲁迅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那横贯于这对兄弟间的心灵的鸿沟。如果轻易断定鲁迅插手这些论文，或由鲁迅代笔，那似乎是危险的”。然后他把同一时期发表在《河南》杂志上的鲁迅、周作人的论文作比较，分析二人的异同，并根据周作人对华兹的名画《希望》（鲁迅曾准备用这幅画作为《新生》的封面）记忆上的误差，指出：“华兹的画——在黑暗的宇宙中被蒙住了眼睛的少女侧耳倾听仅剩一根弦的竖琴声的《希望》，反映出了诗人的悲剧——即同没有‘国民性’(nation)的‘群众’只保持着一种不幸的关系，也反映出了鲁迅彻底领悟了宇宙中的孤独的那种心理。而周作人，却围绕着民族独立和诗人梦寐以求的乐观、和谐的世界——国民性(nation)所形成的中国。这就超出了他对《希望》的世界的理解。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兄弟二人分道扬镳了，但其分歧的一部分，在东京时代，在对于国民性(nation)的认识上，可以说已经萌发了”[⑥]这种令人信服并颇具启发性的结论，正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认真考订与分析。不言而喻，就对历史事实的忠诚而言，藤井省三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日本学者”。

    笼统地对治学方法作优劣判断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只有与具体研究对象结合起来才有意义，而研究对象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研究对象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不过，任何一种治学方法都有其两面性，这一点大概没有疑问，考释实证的研究方法自然也是如此。实际上，“日本学者长于对史料作精确的考释实证”这个表达本身就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它肯定了日本学者的严谨与扎实，但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这样一句潜台词：“日本学者不擅长对史料作考证实释之外的工作”。应当承认，由重视史料发展到以史料为重，确实给某些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这种局限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对个别作家、个别文学现象的考释和研究细致入微，但往往缺乏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大的时间背景与空间背景上来观照的自觉性。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著述中宏观研究著作不多见，这是主要原因。正是这里，藤井省三表现出了他作为日本学者对自身的超越。

    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那么，从事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时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藤井省三在从事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自觉的时空意识尚无法确定，但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构筑了新的时空关系则是确实存在的事实。

    关于时间，仍以《中国文学百年》为例。这本书的名称就包含着新的时间观念——不同于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观念（“百年”当然是泛指，书中“年表”的时间跨度是一百五十年）。本书的研究对象，既有二、三十年代的爱罗先珂、老舍、茅盾、林语堂，又有新时期的北岛、郑义、莫言。在具体论述中，藤井非常注重文学环境（历史背景）乃至同类型作品的时间连续性。在该书第一部“百年的回顾”中，他把本世纪初至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谈及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发生的逆转，他指出那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某类问题的延续。在第二部最后一章《令人惊异的中国农村——读郑义的〈老井〉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他把郑义的《老井》与三十年代茅盾主编的报告文学集《中国一日》中对乡村生活的展示结合起来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不仅使藤井的研究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感，而且为他超越对个别文学现象的理解而进展到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提供了可能性。众所周知，1985年，北京大学的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实际上，他们的出发点正是“时间”——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变化作为一个新的时间系统来认识。藤井是否受到钱、陈、黄三位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中国文学百年》这本书确实体现了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⑦]一文相同的历史眼光。如果它在1985年前出版并被介绍到中国来，其“轰动效应”是可以想见的。

    从研究对象的横向关系来看，藤井也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定把握方式构建了新的空间形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鲁迅研究力作（即本文第一条注释中的前三本）中。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以研究东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しにか》曾对这三本书作过简明扼要的介绍：“这是三部从日本、俄国影响的角度对本世纪初四分之一世纪中鲁迅文学的构成作比较研究的力作。《俄国文学的投影》以对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接受为核心，超越所谓‘则天去私’、‘革命圣人’的神话，对在东方社会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艰苦奋斗的夏目漱石和鲁迅作比较研究，阐明了‘大逆事件’之后追求‘则天去私’的夏目漱石与日本留学时期开始文学活动、接触安德莱夫之后更深入地探讨人的精神世界的鲁迅二人的文学世界。《〈故乡〉的风景》论述二十年代鲁迅文学的形成与发展，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作家对俄国作家契诃夫影响的接受，阐明《故乡》的形成，探讨《呐喊·自序》中‘希望’这一概念包含的革命转折期鲁迅的忧郁心情，然后探讨创作来源，寻找鲁迅在阿尔志跋绥夫等人的影响下在作品中表现‘复仇’主题、最后重获‘希望’的过程。《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是一部将1921年被日本政府驱逐的爱罗先珂、以及以他为媒介产生的鲁迅作品的形态作生动展示的划时代著作。它以与爱罗先珂关系密切、对留下爱罗先珂足迹的东京、上海、北京三大都市有深入了解的鲁迅观点为基础，再现了三大都市中文学与社会相冲突的悲喜剧。其崭新的研究方法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转折”[⑧]。在这三部著作中，藤井省三研究的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学，不仅仅是日本文学，也不仅仅是俄国文学，而是特定历史环境中三者的冲突与交融。我认为，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中日现代作家在接受俄国文学（乃至英美文学）影响时的一致或差异，而是中日现代文学在俄国文学（乃至英美文学）影响下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存在方式。显然，在这里，中日现代文学研究者习以为常的空间（地域）界限被改变了。如果说藤井对时间的重构因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已经被提出而并不显得十分新鲜的话，那么他对研究对象空间关系的重构则具有“革命”意义——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国家处于同一个文化环境之中（所谓“汉字文化圈”），同样有过由于闭关锁国而日趋没落的历史，同样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之下敞开国门、开始艰难的现代进程，——虽然有个“时间差”。在类似的社会历史背景上，两国的现代文学具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例如：新文学建设都从大量介绍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日本是明治初期，在中国是“五四”时期；都提高小说这种文体的地位——在日本是从1880年前后“政治小说”的流行开始，在中国是从梁启超起强调“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都重视语言革命——日本明治十年前后发生要求用言文一致体写作的运动，在中国则有“我手写我口”的倡导和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都强调个人主义精神、追求现代意义上的“自我”——在日本的代表是夏目漱石，在中国的代表则是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田汉、张资平、郑伯奇、苏曼殊、刘呐鸥……）都与日本关系密切、甚至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则直接把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联系起来。至于日本政治小说对梁启超的影响，日本文化、新村运动对周作人的影响，日本“私小说”对郁达夫的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的影响，日本新感觉派与新艺术派对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小说的影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中日现代文学一体化了。而相对于这种“一体化的事实”来说，“一体化的研究”则远远不够，或者说尚未开始。虽然日本的伊藤虎丸、中国的刘柏青、程麻等学者都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那主要还是日中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而不是“一体化研究”。换言之，在他们的研究中，重要的是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东方文学”（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与西方文学的相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藤井省三对研究对象空间关系的重构具有“革命”意义。如果沿着这个思路探讨下去，也许能在文学研究园地建立起一门新的分支学科。[⑨]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藤井省三的中国文学研究确实很“宏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宏观研究是以微观研究（对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为出发点的，因而不仅没有流于空泛，反而显得非常具体。这主要取决于藤井的治学方法，他善于寻找通过微观研究达到宏观把握的最佳“契合点”。通过具有典型性与象征意味的《故乡》，他揭示了1920年前后鲁迅创作与思想的基本特征，从而进入对鲁迅思想体系的把握；通过具有特殊经历的盲诗人爱罗先珂，他对1920年前后东京、上海、北京的社会历史状况及文化人心态作了生动展示。这种研究方法既超越了微观研究的琐碎与狭隘，又避免了宏观研究中常常出现的笼而统之与不着边际。

    藤井省三是一位具有强烈的自由、平等意识和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在《中国文学百年》“后记”中他谈及这样一件事：1979年10月他来到北京（那时他还是一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和中国人一样穿着中山装、拿着一元钱的钞票在秋风中的西单墙下排队，等待买油印刊物。从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身上，从腋下夹着书本的老人身上，从主要由年青人构成的长长队列中，他感受到了庄严与美……。在今年年初召开于台北的一次小型翻译座谈会上，他重新阐释佐藤春夫以台湾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女诫扇绮谭》，指出其中明明存在着、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却未被人们意识到的民族主义主题，批评日本文化界在帝国主义时代用殖民主义眼光看待台湾，并表示要积极向日本介绍台湾文化，呼唤人类的友爱眼光[⑩]。这种自由、平等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决定着藤井省三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品格。他的研究属于社会历史批评，而非纯粹的美学批评。他关心的主要是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蕴含，以及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知识阶级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存在方式。批评家四方田犬彦在介绍《中国文学百年》的时候说：“这里所谓的‘文学’，将给我们固有的‘文学’观念以突然打击，将我们引入一个未知的世界”，[⑪]《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的出版者将该书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史”，[⑫]原因大约就在这里。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藤井才花很大精力去研究爱罗先珂这位被日本政府以“有碍帝国的安宁和秩序”为由驱逐出境的盲诗人，不仅写了一本专著，而且在其他著作和文章中常常提起（如果赶赶时髦，可以将他这个思维热点称之为“爱罗先珂情结”）。在这方面，藤井与某些用几近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日本学者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区别（那种几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文学研究方法显然也与以弄清史实为主要目的的学术观念密切相关）。这种基于自由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特定的文学研究角度，既是藤井具有的“宏观眼光”的主要决定因素，又与“宏观眼光”相结合，使藤井在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见人所未见，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对1920年前后东京、上海、北京三大都市中文学与社会相克相生的一幕幕悲喜剧作了生动描述与深入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不便介绍，暂且看一看藤井对鲁迅的《端午节》、《故乡》等短篇小说以及张爱玲作品的解释。在鲁迅作品中，较之《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等的倍受青睐，《端午节》一篇则寂寞得多。但藤井根据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起因以及小说与1922年3月6日爱罗先珂以《知识阶级的使命》为题的讲演的关系，指出了作品中的知识阶级问题。[⑬]这就促使我们注意二十年代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小说主人公方玄绰这个又当官又教书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存在在中国现文化人生存方式中所具有典型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端午节》显然是一篇和《孔乙己》、《在酒楼上》同样重要的作品。《故乡》中在灰堆里埋碗碟的究竟是杨二嫂还是闰土，建国前众说不一，而建国后“杨二嫂偷埋碗碟并诬陷闰土”则渐渐成为定论。藤井认为事实正相反，指出：“或许到五十年代末，碗碟为杨二嫂所埋与碗碟为闰土所埋这两种说法是同时并存的。但从那以后，‘闰土=农民=阶级意识能够觉醒的好人、杨二嫂=豆腐小贩=几近于小资本家的堕落者’这种新解释日渐形成，到了现在，终于有了小W的老师和某大学教授的说法（即碗碟为杨二嫂所埋——引者）。这种观点取得统治地位的背后，隐藏着将文学作为向工农兵传达意识形态的工具的《讲话》（1942）、1949年后以《讲话》为前提制订的文化政策、以及‘文革’根据阶级出身将人作严格划分的‘血统论’。”[⑭]藤井由对这一细节的解释，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故乡》中“我”与闰土的隔膜、闰土的悲剧性以及鲁迅创作《故乡》时的心态，[⑮]而且指出了极左路线制约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如何影响人们对作品的准确把握。至少笔者是被说服了。带着这种观点重读《故乡》，我觉得“闰土偷埋碗碟”更符合作品的叙述逻辑与主题结构。张爱玲近年颇为大陆研究者注意，但人们多把她的作品作为独立的“文本”来分析，而藤井则根据张爱玲的经历将其创作作为一个整体置于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上海、香港等现代大都市的形成这种背景上来认识，不仅指出《倾城之恋》等作品在宏观上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味，而且提出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的文化转型问题。[⑯]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力图把藤井省三的中国文学研究放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背景上来认识（惭愧的是我对这个背景的把握未必全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他所取得的成绩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特别是对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过，是不是说他的研究已经达到至善至美、无法再进一步的境界了呢？当然不是。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我认为在这样两个方面是可以继续完善的。一是思想的系统化与体系化。这并不是说藤井对个别问题的研究不系统（虽然我也为《中国文学在年》中某些深刻的见解被“匆忙”提出但尚未得到细密的论证而感到不满足），而是说这些对不同作家、不同文学现象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应当统一在更大的理论框架上，这个框架熔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文学观于一炉，只属于研究者本人。我这种观点也许很难为注重客观实证的日本学者所接受（即使在中国也会被某些人斥为“六经注我”），但事实上任何一位成功的学者（意识形态领域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赋予研究者以选择、把握研究对象的主动性。“客观”是可贵的，但纯粹的客观并不存在。文学研究对象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曾经存在过，而更主要的在于它作为认识对象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意义。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在今天仍然被研究，就在于它穿过时间的隧道与现在构成了新的关系。这样，研究者作为主体与研究对象面对就成为必然。正如阿诺德·J·汤因比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摆脱他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处的位置，而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时间之外看待事物”。[⑰]二是更多引入文学批评方法——比如中国现在流行的叙述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接受美学等等。藤井似乎不太重视从形式的角度进入作品，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显然是一个小小的缺憾。既然文学是以文学的形式来传达内容，那么从形式的角度解读不是更能揭示作品的蕴含吗？说到这里我想起一篇研究沈从文小说《丈夫》的文章，[⑱]那篇文章对《丈夫》蕴含的揭示与细致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作者对叙述学批评方法的熟练运用。就藤井本人而言，他对《女诫扇绮谭》与《倾城之恋》蕴含的揭示，不也是通过对作品艺术品格（象征）的强调完成的吗？——强调作品的象征性已经涉及艺术形式问题。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似乎很少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甚至对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所具有的价值估计不足。比如丸山昇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中就说：“中国为什么这么热烈关心研究方法问题呢？这是政治思想方面言论不自由的表现。文学界知识分子一部分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有意见，而给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意见是很危险的，所以敬而远之，于是在方法问题上说话”。[⑲]这种见解确有其深刻、独到之处，笔者也不赞成把方法论探讨作为目的或者因为过于关心研究方法而漠视了许多更值得关心的问题，但仅仅这样理解又显然不全面（也许丸山先生本无意于对中国的‘方法热’作全面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方法热’暗示着研究者思想的不自由，而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思想自由的产物。不能想象在“文革”十年的思想专制时代会有“方法热”的兴起。从积极的方面看，“方法热”的兴起意味着文学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双重承认——首先，它说明文学作品在研究者的心目中不再是一般的政治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材料，而是具有本体意义的独立的艺术实体；其次，它说明研究者承认研究对象蕴含的丰富性，因而试图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接近研究对象，以揭示这种丰富性。所以，如果不给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足够的重视，文学研究就难以得到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1992年10月15日——21日断续写就，1993年1月7日改定。于京西杞人居。

注释：
[①]从1985的至1992年，藤井省三已经出版大约十四本书。其中专著五本：《俄国文学的投影——夏日漱石与鲁迅》（平凡社1985年出版）；《鲁迅——〈故乡〉的风景》（平凡社1986年出版）；《爱罗先珂的城市故事——二十年代的东京、上海、北京》（みすず书房1989年出版）；《中国文学百年》（新潮出版社1991年出版）；《东京外语支那语部——在交流与侵略的夹缝中》（朝日新闻社1992年出版）。译著七本；《鲁迅全集》第十二卷“译文序跋集”（合译，学研社1985年出版）；《北京风俗大全》（罗信耀著，合译，平凡社1988年出版）；《老井》（郑义著，《发现与冒险的中国文学》第1卷，JICC出版局1990年出版）；《中国幻想小说佳作集》（合译，白水社1990年出版）；《来自中国乡村——莫言短篇小说集》（合译，《发现与冒险的中国文学》第2卷，JICC出版局1991年出版）；《笑的共和国——中国幽默文学杰作选》（合译，白水社1992年出版）；《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短篇小说》（JICC出版局1992年出版）。主编两本：《上海》（Christopher New著，长堀祐造等译，平凡社1991年出版）；《浪漫的城市故事（上海·香港’40s）》（张爱玲、杨绛著，樱庭ゆみ子等译，《发现与冒险的中国文学》第五卷，JICC出版局1991年出版）。
[②] 孙中田：《日本近期对茅盾的实证研究》。载1992年4月4日《文艺报》。
[③] [日]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42页。郭连友、漆红译，北京出版社1992年3月版。
[④]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⑤]陈漱渝：《再谈〈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⑥]藤井省三：《鲁迅、周作人论“国民性”与文学——〈河南〉杂志所载论文的比较研究》。载日本《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出版）。这里参阅了赵博源的译文。
[⑦]见《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⑧]大槻幸代、清水贤一郎、铃木将久：《BOOK GUIDE鲁迅研究书》。《しにか》1991年第9期。
[⑨]类似的研究在日本似乎已经兴起。就笔者所见，清水贤一郎的《明治时期的〈湖〉与民国的〈茵梦湖〉——论日中两国对施托姆的接受》与杉野元子的《夏目漱石与老舍——围绕两位文学家的英国体验》都属于这类研究。
[⑩]《关于台湾的日本文化之意识形态——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谭〉中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载《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⑪]《中国文学百年》封四。
[⑫] 见包在书外面的介绍性装饰纸。
[⑬]参阅《中国现代文学和知识阶级——兼谈鲁迅的〈端午节〉》。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⑭]《中国文学百年》第153页。
[⑮]参阅《鲁迅——〈故乡〉的风景》。
[⑯]参阅《中国文学百年》93至95页。
[⑰]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
[⑱] 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 ——重读沈从文的〈丈夫〉》。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2年第2期。
[⑲]见《现代文学史研究漫谈》（丸山昇、木山英雄、张铁荣、李岫、牧阳一等人的座谈纪录）。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转自：http://www.literature.net.cn/Article.aspx?id=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