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政惠

    这里所讨论的，是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关键部分。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任务等问题，需要有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在此过程中，需要梳理各种各样不同见解和观点，确立我们对此研究的基本认识。

一、“汉学”“中国学”“中国问题”“新汉学”

    什么叫“汉学”？汉学本身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历史发展过程如何？这是需要有明确认识的。汉学是对中国历史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从渊源上讲，欧洲学者在这方面开展的工作比较多。近代以来，法国因汉学方面贡献卓著，已成为世界汉学的研究中心。汉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包括对中国古代史及其文化的考证、鉴别与研究，涉及方方面面。这一类的汉学研究，较少涉及当代中国问题的探讨。但是汉学从欧洲崛起以后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间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引起世界汉学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就是说，二战以后，在欧洲，以法国为主要营垒的世界汉学研究体系受到削弱，并逐渐为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的中国学研究体系所取代；或者说，以美国现代中国学为代表的世界中国学研究体系，逐渐赢得了世界中国研究的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毁了欧洲的汉学阵营，一些法国汉学家在二战中逃到中国或越南避难。英国汉学研究虽然没有法国那样发达，但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作为战争发起者的德国，战败后汉学也同样遭受厄运，所以纵观整个世界中国研究史，二战后美国中国学有了取代欧洲汉学的势头。

再看“中国学”，英文有Chinese Studies和China Studies的说法，我们这里比较偏重于China Studies的说法，它的中文解释就是“中国研究”。“中国研究”主要是指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涉及面相对比较宽泛，超出汉学研究对象的几乎所有范畴。就是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军事学、医药学——凡是方方面面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它都会涉及，这显然区别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汉学研究。从整个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大格局而言，这样的情况也主要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虽然在早期美国，也出现过这样的对中国问题的全面关注，但那是目击实录，谈不上是研究，真正的对中国问题的全方位研究，带有学科性质的研究，出现在二战以后，是美国领衔主持的。之所以在二战以后出现，主要是国际发展格局有重大变化。二战远东战场的开辟，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建立，都使东方尤其是中国国际战略地位提升，紧接着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都使西方世界面临全新的问题，他们需要尽快、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这种对中国的了解，绝不仅仅是历史与文化，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对其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探讨，以往的汉学研究都没有过现成的答案。传统的汉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基本上不能适用，必须有更新的学科来调整以往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承担这个对中国问题全新研究的任务。所以新的中国学研究是美国挑头开展起来的，他们在接受传统汉学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介入中国研究的大讨论。这个工作从费正清区域研究开始时就在尝试，至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美国各高校在推进以社会科学介入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进程中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历史学科最早响应了这一研究对象、研究任务调整的战略思考。费正清始终是具体的促进者。1964年所开展的关于社会科学介入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学专家都参与了讨论，包括像芮玛丽这样的学者都提出了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问题。所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由于这一研究在美国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要性，很快取代传统汉学而上升为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趋向。但是“汉学”和“中国学”这两个研究，它们各自拥有的一些研究特点，并没有因为历史的主流趋势改变而改变：汉学家还是保留有汉学家的研究特色和方法，中国学家还是坚持自己的一贯理念和方法。这使得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或大学，同时拥有两种不同的独立的研究机构，开展各自的学术研究。在美国哈佛大学，一条Cambridge大街，对面是哈佛燕京学社，这边就是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汉学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和任务，当年费正清曾恳请在燕京学社下设立一个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部门，但遭到严词拒绝，费正清不得已退而求其次，自己搞了一个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基本上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覆盖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军事、法律等多方面探讨。但他的基本队伍还是历史学方面的，是由杨联隆、邓嗣禹等学者所组成的汉学家队伍。在德国基本上还是传统汉学为主的研究，据说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但这样的机构也不多。像德国汉堡大学等一些很有传统的学校，主要在进行传统汉学研究。法国也是这样，法兰西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还是在进行传统汉学研究，但法国的国家科学院在开展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有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还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些高校的同一个研究机构内部，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并非都一致，汉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都有，它们之间还经常沟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就产生了理解和解读的分歧，有一概称其为“汉学”者，也有一概称其为“中国学”者。一些学术机构倾向于从汉学这个角度去命名自己的研究机构，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汉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的汉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的汉学研究所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构就叫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虽然挂牌较晚，但早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其前身是情报研究所，这个情报研究包括对环境问题、农村发展问题等很多方面情况的探讨，出版了《美国中国学手册》等重要中国学工具书。一些机构之所以突出中国学，更多的是从政治上、全局上考虑的，包括少数民族问题。如果只讲汉学就可能把蒙古学、西夏学、藏学排除在外了，“中国学”就可以把全部对象包容进去。他们所以考虑命名中国学，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想和历史上的“汉学”区分开来，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混淆与麻烦。所以他们考虑命名为中国学研究中心也是多重原因使然。北京大学的严绍璗也主张中国学的提法，主要是从对日本研究（也包括国际汉学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他认为欧洲主要国家和东亚各国，在近代文明之前，他们意念中的“中国文化”即“华夏”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化”，几乎构成研究的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内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中——例如在18世纪欧洲思想革命时代之前与革命中的欧洲学界，以及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学界，他们对中国“汉文化”研究所呈现的最经典特征，就是研究的主流话语不仅把“汉文化”作为“客体”研究对象，而且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把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作为自身“主体”意识形态的相关材料而变异到自我的“主体”之中。严绍璗认为，具有这样的基本文化特征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可以界定为“汉学”，对它的研究可以称为“汉学研究”。但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出现、“文化人类学”的萌生与发展，以及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开始从单一的“汉族”与“汉文化”扩展为多元状态，在多种探险考古与殖民的推动下，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出现了例如对“蒙古”“满洲”“藏族”等的研究，表现为研究内容增容性多元化，明显地表现出研究价值取向的混融性转移。这一学术势态始发于18世纪的欧洲，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也开始呈现这样的趋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状态中这种近代性变异情况的出现，使得继续囿于“汉学”的范畴显然已经不能容纳其学术内涵，并且产生而且事实上已经产生学术的以及超越学术的误解与歧义。在这样的学术状态下，使用“中国学”的概念与范畴应该说是很合适的、必要的。他说：“我们应该确立‘中国学’的概念与范畴，把它作为世界近代文化中‘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与统摄。‘汉学’是它的历史承传，而诸如现在进行的‘蒙古学“满洲学’‘西藏学’‘西域学’‘西夏学’乃至‘渤海学’等的研究，都是它的‘分支层面’即‘中国学’的‘二级学科’。”他觉得“中国学”比“汉学”更合适。我们这里的研究机构也叫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在考虑这一名称时，也认为“中国学研究”更宽泛，应包括汉学研究的范畴，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研究，还是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中国研究，都可以纳入中国学研究的范畴之中，“中国学”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比“汉学”适用度更大。

有学者提出，事实上在海外“汉学”和“中国学”之外，还有一个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所谓海外“中国问题”研究，有学者认为，既不属于“汉学”研究，也不属于“中国学”研究，是在汉学和中国学之外另立的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有学者就提出这样的“中国问题”研究项目，不叫“中国学”，也不叫“汉学”，认为这个东西跟前面两者都有区别，如海外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海外对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海外对东亚地区安全与大国全球战略的研究等，虽然涉及的面不像前两者那样宽泛，但很重要，是很现实的国际交往中的中国问题探讨，其研究的独特性与重要性绝对不可小视。研究者认为，将这样的特殊研究放入海外仅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都不太合适，应该单列出来。还有的则认为，这一类的研究，基本属于情报研究，情报研究就不能说是学术研究，所以也就上不了“中国学”的台面，最好界定为“中国研究”。类似这样的思考尚在酝酿的进程中，但值得提出来引起关注。

还有一个新提法，叫“新汉学”所谓的“新汉学”.就是把所有的“汉学”“中国学”全部杂糅在一起，叫作“新汉学”。这个“新汉学”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汉学”，实际是历史和现实的中国研究的综合，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中国研究都叫新汉学，所以这个“新汉学”是过去和现在中国研究的结合，异域和本土中国研究的结合。这个“新汉学”提出来的目的，就是期望中外学者加强沟通，共同研究中国问题。这个观点得到了一部分中外学者的赞同。它实际上的突破意义，就是古今中外的中国研究都结合了起来。“新汉学"提出的背景，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崛起，世界更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世界需要思考中国的道路走向和发展经验，中国也希望能更多、更及时地吸取世界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合适经验和研究方法论，形成自己有全局眼光的、有话语权的、成熟的对中国问题研究体系。有学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已经站到世界前列了，可惜这些成果还推广不出去，语言上没有优势，联系上也没有优势，这是个大问题。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东西是实在的，没有什么吹嘘，但现在很多欧洲人、西方人就是了解不到，认识不到，所以“新汉学”建设也有这样一层意思，希望中外学术成果能交融在一起，形成新的学术形态。

“汉学”“中国学”界定是个大问题，一些意见一直都难以统一：汉学的起源问题就有几种不同说法，“汉学”“中国学”的界定也有几种说法，“汉学”“中国学”能否兼容也有不同看法；还有观点认为，“汉学”的界定不可动摇，“中国学”的定义容易出错（如认为内涵过小、外延过大等）；也有认为“中国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中国人习惯性地会在一个被研究的对象后加一个“学”，比如中国人研究美国叫美国学，研究希腊叫希腊学，但这是否对呢？还有提及，俄罗斯还有一个“华学”，跟“中国学”的界定有点类似，这个华学的涵盖面也很大，包括对外蒙古研究等，与中国有关的研究都称“华学”。

“汉学”和“中国学”两大阵营的区分还是清楚的。关于这些概念的大体梳理和分析，比较有利于我们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定，包括对我们应该努力的主攻方向的认定。

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任务、目的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大学历史教学课堂上，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任务、目的的讨论。但当时所讨论的，还仅仅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学科。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不一样，涉及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所以会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这里仅提一个大体的、框架性的意见。

（一）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这里的所谓研究对象，应该考虑到可能涉及的研究对象，譬如说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海外中国史学研究、海外中国考古学研究、海外中国军事史研究、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海外中国社会研究、海外中国人类学研究、海外中国医药学研究.等等。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的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1.对海外中国学家及其学术思想展开研究

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他们国家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受他们国家与中国交往关系影响，以及宗教观念、个人兴趣爱好诸影响等，其论著会阐发其相应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其中有影响者就很值得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能看到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看到他们所阐述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立场，看到他们撰述中所采取的描述方法和特点，从这里可以把握到某个特定国家或区域，某个特定时代和领域，对中国研究的基本关注点和特征。这会是我们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我们对魏斐德（Frederic Wakernan Jr.，1937—2006）的研究，就会关注他的著作，他的著作选题和他时代的中国学特征，他的主要学术观点和他的研究方法，然后再与他的前人与后人、本土与异域导者作对比，从中透视他本人的学术研究内核，研究他所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的动向和水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海外中国学，是涉及各个学科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所以我们的这个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历史学的，海外中国文学家、海外中国民俗学家、海外中国军事学家、海外中国科技史家、海外中国社会学研究专家等，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及其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学术方法都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既然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那么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就应该把他们的生平搞清楚，把握他们生活的时代、国家、语境，然后分析他们的代表作，从他们的代表们当中，探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包括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都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

2.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编撰史、发展史展开研究

这实际上就是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我们强调要研究海外中国学家，但他们的著作和理论，基本上还只能是属于个案的研究，能体现他们所代表的时代和国家利益，但不足以反映全局。要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当长时期来的中国研究，只能作学术史研究，这是长时段的研究。这应该成为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对海外中国学编撰史、发展史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海外中国学发展特点和规律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全面了解海外中国学的重要窗口和观察平台。就像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可以清晰看到编年体如何到纪传体，纪传体如何到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如何到章节体，这一编撰体例的演变很不同于西方的史学编撰，由此可以看到东西方史学进程的很大差异，而对这样的演变过程的探讨，可以看清重要史学大家在中间所起的关键作用。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史的研究十分重要，是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核心工作。没有这样的全面考察，没有这种全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我们的观察永远会是模糊的。现在时不时地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抓住一两本热门专著就评论起来，乍看起来蛮有道理，但实际上，有的评论者既不了解相关的学术演变史，又不把握实际的学术思潮背景，这样的研究会很不接地气，误人子弟。既然要作学术史的研究，就要有安营扎寨的长期准备，不是三两天可以轻易完成的。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搜集和爬梳剔抉，足够的努力去作学术脉络的梳理，足够的思考去领会、鉴别、批判他们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思想，只有这样的长年累积，学术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突破。学术史的研究也有个不断探讨、不断深入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韩国、瑞典等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研究的成果，但是否够呢？还差远了。更多国家或区域还没有这样的相应研究成果，所以任重而道远。

3.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基金会、协会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的研究

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些都不属于研究的主体，实际是研究的中介，但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当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我们必须展开的研究对象之一。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20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建设中国研究促进会的时候，投过一笔钱，支持中国学机构和中国研究项目的开展。又如福特基金会，在美国中国学转折关头也起过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猖獗，一度把中国学研究打得晕头转向，像费正清这样的重要学者都受到审查，美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学者开展中国研究了，严重影响对外工作的决策。福特基金会坚决主张恢复和加强中国学研究投资支持各高校开展工作，一下子就使中国学重新振作起来。但目前我们对这样的机构、基金会、研究学会研究的工作开展还不够，这个工作有一定难度。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了解和把握相关的档案资料，没有档案资料是做不成的。《福特基金会与美国中国学》一书是完全靠档案做出来的，作者亲自去美国查阅了相关档案。这样的研究的难点还在于，它和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颇不一样，一不小心会陷入罗列现象的怪圈，以为把过程搞清楚、顺序搞清楚就可以了，实际上，机构的探究还是有很多大的政治和思潮背景研究的问题可以做得相当深入。总的来说，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相当少。美国现在几乎每一个党派、军种、企业，包括国会，都有关于中国研究的智库，或相关的研究机构，方方面面的中国问题都有其思考的足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有过一本《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对相关机构有过一定的探讨，但类似这样的研究机构，又不只是美国有，全世界又何止成百上千？这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视角看问题，大家都很重视历史上史馆制度的研究，如唐代史馆研究、清代的四库全书编撰机构研究等。中国历代史馆都在史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影响当时的史学特点及其研究走向，一直是很重要的研究对象。

4.对海外中国学的思潮与方法的研究

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研究对象，与海外中国学的发展特点与走向有密切的关系，但它又是相对独立的一块。实际上任何国家和区域的中国研究的发展，不能不受政治变局和学术思潮的影响，学术思潮有内生的也有外来的，但无论来自哪方面，都会很深地影响到相关的中国研究进程、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甚至规模。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美国，早期的中国观察在向职业化进程演进的过程中，就深受欧洲汉学微观史学影响。德裔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劳费尔（Bertold Laufer）到美国，在那里开展教学和研究，带去严谨的考证手段和方法，影响到产生像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德效骞（Homer Dubs）《汉书》翻译的严密考据、韦慕庭（Clarence Wilbur）从《汉书》中求证西汉的奴隶制特点等，基本改变了以往卫三畏们开创的学问路径。这些考据的思路和方法基本不是美国本土产生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特别活跃，除了政治原因，还包括越南战争的影响，对于学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很大，尤其是来白法国年鉴学派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影响到美国中国学家开始关注长时段历史研究，注意将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放到一整个历史进程中考察，而不做人为割裂的探讨；这一思潮还影响到他们从社会底层来看历史，注意底层人物在历史中的活动和作用，放弃只是关注精英人物的历史观；他们还注意到对于地区、社会、群落作分层、分片、区别的研究，由此去发现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人口变异的流动性等以往未能注意的情况，并形成了所谓“中国中心观”的理论和方法。就是现在，学术思潮的影响也依然是美国中国学演变的重要制约因素。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等都已经很深入地影响到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和工作思路。就以知青史的研究来说，通常我们会注意共和国史的框架，作出知青历史和知青作用的评价等，最近我们了解到，著名女性史专家韩起澜也在作女知青史的研究，但她是从移民史的角度去思考中国的知青运动，把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都用进去了，从女性史学科的特殊方法和视角解剖女知青的生活，她还特别到江西、云南搜集相关档案资料。韩起澜这样作出来的研究，有可能超过我们的研究现状。她会跳出常规思路看问题。所以方法问题、思潮问题，是影响到整个研究格局的问题，是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应该注意到的大问题，应将其单列并作为对象探讨。不过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学研究，虽然有时会有我们难以预料的思路和方法，“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他们也同样会有学术偏见，所以我们要有学术批判意识和民族自主意识。好的吸收，不好的摈弃，千万不能跟着跑，一风吹。

5.对海外的中国经典研究和海外中国相关文献翻译的研究

这是很大的一块，必须开展研究的一块。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作品比较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等都有翻译，还有很多诗歌的翻译，像莫言这样的今人小说的翻译本子也不少。美国学者艾朗诺（Roland Egan）则认为，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的翻译与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层面，就是开展“文本的生命”的研究，注意文本的流传和解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而有关海外中国辞典、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在展开。如对赵元任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等（台湾有人叫它语源学、语源语义学）。从我们的视角看，就是对海外的中国辞典编纂研究、海外的中国辞典发展史研究。这也是一块很大的领域。西方人到中国，没有不去克服语言关的，就会出现大量辞典。英国、意大利等很多国家都有作语源语义研究的。当然就国内而言，这个工作最好由对外汉语专业的专家来做，一些高校也已经有了这一研究的相关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毫无疑问，它们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在史学方面，大家也很关心外国人对中国史学名著的翻译情况。我们评价一部史书的优劣，也不能关起门来评，一定要注意到它对后人的影响，它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情况。如果说以前这样的研究条件不成熟，现在没有理由推辞了，是摆在案头必须开展的工作。比如说《史记》《汉书》传到国外，有多少国家在翻译，翻译的篇幅如何，翻译的特点怎样；同样的一种元典，各种语言的翻译质量如何，效果如何，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还没展开。就我们所知，美国的《汉书》《史记》翻译，先后由德效骞、华兹生在做，翻译的风格迥异，学术影响也不一样，这就很值得研究。曾有学者提到，俄国人对中国历代正史的翻译了不得，他们是老老实实地在翻译的，其中《史记》的翻译基本倾尽三代人的精力，从爷爷、父亲到孙子，才把它翻译出来，工作非常严格，翻译十分严谨。所以对海外的经典文献翻译的研究是很大的一块领域，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对象，任重而道远。

6.对海外中国古籍、文献、文物收藏的研究

这也包括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重要的研究对象。1996年，王元化就专门提出过这个问题，提出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一定要把这一研究放在心上。 17年过去了，国内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也初见成效。北京的捷足先登者严绍璗已经把日本所藏中国书目大部分做出来了，编撰了《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日本藏宋人文善本钩沉》（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专著。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纂了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南京的学者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出版的学术著作如《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域外所藏稀见唐宋文献之实证性研究》等。北京外国语大学最近也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等。情况表明，这确实是很大的一块领域。我们对海外中国典籍收藏及其相关文献情况的把握还实在太少，很多情况还没有发掘出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大量的中国典籍，但直到今天，就连馆里的工作人员还未见其踪影，即使见到珍藏书籍的箱匣也未开启过。1928年美国成立中国研究促进会，曾发动专家对北美地区的各个高校、各大城市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中国书籍、中国文物收藏情况进行过统计，相关的表格填写精密，家底多少也大体清楚。欧洲这方面的收藏也很多，英国保留有很多东印度公司的材料，还有巨量的敦煌文献资料。所有这些，中国学术界都应该了解和把握。台湾有位学者曾经写过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书籍收集史的英文研究专著，迄今大概有半个世纪，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本，也很少有人提及。它使人们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类似这样的研究十分重要，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其二，要把这样的工作坚持下去，做出新水平、新高度，起码赶上50年前的水平。总之，海外的中国文物、中国文献、珍贵古籍的收藏情况应该是我们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范畴，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要当回事去做。

（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任务

在我们确定了研究对象以后，学科的研究任务也就提了出来。根据研究的实践和经验，基本可以将这样的几条作为大家的研究任务。

1.应该对各个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有个大体的把握与梳理，在此基础上有大体完整的描述和研究。我们是作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我们的学科建设，就要把海外中国研究的情况搞清楚，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有深入的研究；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是对开展有中国学研究的国家都有相应研究。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摸清情况、摸清对方家底是我们第一条的任务。对一些领衔国家的中国学研究有大体把握，对全球的中国学研究走向、特点、前沿也就会有大体了解，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确定研究方略、工作重点都会有好处。经过多年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出现一些亮点。北京大学所开展的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起步早，做得相当深入，加上对中国汉籍在日本流播的研究，业已得到日本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的公认，可以认为目前国内的日本中国学史的研究还是相当成功的。在俄国汉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都有学者在做，也是国内同类研究的前沿水平，其中，《俄国汉学史》还得到过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院士李福清的肯定，亲自撰写书评，称赞这是一部巨著，中国学者“为研究俄国200多年的汉学史研究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中国、俄罗斯和西方的学术史专家都将满怀感激之情地使用这部著作”。在法国汉学史研究方面，最近耿昇出版的《法国中国学历史与现状》，以戴仁的专著为底本，包容了其他研究成果，长达80万字，是研究法国仅学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国学者在美国、德国、韩国、英国、瑞典等国家的中国学发展史研究方面都有了专著，但比较而言，有深度的精品力作还在期待中。有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中国学发展史研究专著还没有出现，这倒是欧洲汉学的源头，最早的巨头，反而搞得不透，或许与语言把握有关。有些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的中国学发展史，也没有合适的成果，这倒不是语言问题，主要是还没有认真关心过。所以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尚还不平衡，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还只是对一两个国家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尚属平平，空白点不少。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要下功夫作好对高端水准的中国学研究，作好对精品的研究；同时要考虑研究面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涉及相关国家的中国学，那些在历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国家的中国学研究，尤其应该被涉及。一两个关键的环节断了，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世界中国学的发展史。

2.要探索海外中国学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历史一驰而过，是否有规律？应该有规律可循。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使命，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摸清被研究对象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这种研究不仅对我们把握研究对象是必要的，对研究者自身的学科建设也是重要的。对这种规律的探寻与把握，也更有利于对其变化与特点的认识，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工作。正在开展的研究告诉我们：研究中国学演变规律和了解其演变特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相辅相成，彼此紧密联系。多年的研究实践也在表明，影响各国中国学发展演变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纳到五个方面的问题：

（1）对象国的国内社会形势。就是对象国研究中国问题要有其客观需求，没有这样的迫切需求他们是不干的。仅仅文化与文明的交流还不足以刺激某些中国学研究大国的研究冲动。就美国中国学而言，对中国研究的缘起，以及一战、二战后的几次振兴，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远东战略有直接关系。这是我们研究中必须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2）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地位有关。这一因素也足以左右一些研究国的中国研究规模，他们的中国观、研究课题、探索之深入程度。近几十年来，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海外中国问题的新研究。他们觉得不可能无视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开展研究并寻找应对方略。西班牙曾是欧洲最早的汉学研究大国之一，后来中落，但最近中国研究热又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寻常百姓家，他们不得不再次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学者能够直接到中国寻找档案资料，直接深入民间作人类学的调查，这都会影响到其研究课题和研究深度。诚然，中国发展的丰富性和期间产生的诸多问题，也会促进海外学者的多角度、多领域、多学科、多层次的思考。

（3）与中国和对象国的交往关系有关。这并不一定是正比例的关系，会有多种复杂因素的缠绕。同样是近邻，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对中国研究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日本是研究最深入的，但中日关系一直不是很顺畅，这主要与历史的传统有关。中韩建交才20年，但韩国的中国学发展突飞猛进，科研项目设置、研究机构建立、研究生硕博士论文、专门学术刊物的出版等，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对中国政治、经济、语言学的研究相对突出。据知从1992年至2008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34.4倍，对中国的进口增加了20. 6倍。韩国到中国的留学生也已占韩国到世界各国留学生总数的76%，每天抵达中国的韩国人数已经达到约1万人。可见现实中韩交往的密切频繁是韩国中国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比较而言，越南、印度都是研究不足的，原因也不难寻找。

（4）要注意学术思潮和方法影响的原因。这是很重要的一块，它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之改变与影响的力度，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近来对于西方的人文学术研究而言，后现代主义、新文化思潮可谓是影响和冲击力最大的，同样也影响到对一些国家的中国学的研究。它使一些学者改变原来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领域和对象，所谓从关注精英到研究平民，从关注中心到审视边缘，从重视典章制度到关心平民生活等。这样的转变经历了相当的一段时期，但很显然，政治和其他因素影响的力量倒不是很大，更重要的是学术生命体自身的力量。

（5）语境等特殊情况的影响因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对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会更注意这些问题。一本文学著作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有时候不一定取决于原作品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而更取决于这本著作在对象国的接受语境和接受群体。为研究这样的类似问题，就产生了接受文学、接受美学、“文本的生命研究”等话题。对史学名著的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史记》《汉书》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汉书》研究在先，穷尽考证，以十分严谨的方式，让美国人记住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史记》翻译在后，作者擅长文学，以轻松明快的语言译述了《史记》内容。这都与翻译者自身的翻译目的与受众群体的选择有关。所以所谓的语境，对海外的中国学的研究是存在大的影响的，不可忽略。

以上逐条因素，外在的影响因素大概三条，内在的影响因素两条，由此影响到海外的整个中国学发展轨迹。我们对它们发展特点、发展规律的研究，也主要从这样的几个因素去探讨。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国别的中国学的研究，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中国学的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都可以从这些方面去探寻。都可以从其具体变化中去发现。作为学术生命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它可以表现为多国别、多区域的发展状态，但毕竟还是一个整体，它的产生、发展、发达，与其研究的对象国，以及原生地的诸种因素有关。它有自我调节运作的能力，使自己的发展更适用于认知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形式，以及密切关联的学术理论与学术思潮。总的说，这是很有魅力的研究任务。

3.对世界中国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的探讨。这应该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这更主要的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但说到形象研究史，那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了。形象学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相对比较新起的学科，其研究的重心是文学或学术作品在不同国家的“形象”问题，亦即他者范畴里的形象问题。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这类形象是怎样被制作出来，又是怎样生存，怎样运作的。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者可以从中探知西方权利话语的形成过程以及利用这一研究成果介入文化霸权制作，即所谓的西方现代话语权制作。当然作为对海外中国学的任务，仅仅这样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中国形象的比较研究——他们的不同传统与特色、他们的跨文化流动及其网络交流，以及相关权力机构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只有全球化的视野，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看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形象特征，看到相关国度和民族的自我文化身份。这样的讨论还会引起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民族自觉问题，思考中华文明有否可能超越世界文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最近出版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分别探讨了美国、西欧、俄罗斯、日本、印度、东南亚、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形象。研究者认为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基本上属于观念史范畴，如果进入实践领域，则关系到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与战略问题。作者认为当下最大的“战略威胁”与“战略挑战”，都与其国家形象相关。“学术研究难以回避现实问题。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决定着中国与世界的命运”。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对象是“思想”或“想象”，问题却是当下国际文化与地缘政治战略，“如何使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国家战略研究结合起来？跨文化形象学是个全新的领域”，“论题正待开辟，方法也在探索中”。类似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中国形象研究的理论及其实践已经比较丰富，有了初步的成果。与此不同的是，史学工作者更关注的是这种中国形象在某国某地区的演变史某阶段出现什么、主要观点是什么、为什么出现、又如何演变下去等问题。有学者就曾经对美国中国形象演变史作过分析，对演变内容、特点、原因等都作了具体探讨，作者更住重于从历史和社会蜕变的深处揭示演变动因及其历史影响Cl）。在对中国形象的研究方面，历史学家的思考与文学家的思考异同十分清楚。但毫无疑问，海外中国形象的研究，应该是这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必须开展的工作。由于中国形象被妖魔化的情况还不时出现，这一研究任务的现实意义也更为显现。

4.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概况、特点和影响的研究。前面我们讲的是海外学者怎么研究我们，这里要研究中国的学术和文化如何走出去，在外面发展得怎么样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任务，要有人去做，迄今参与的学者还不多。专著《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作者就是从文化外传的思路上去考虑问题的，提出了应该引起重视的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建议对文化的传播形式进行区分。作者认为这种文化的传播是通过多种形式实现的：有的文化要素是直接传播过去的；有的只是传播某种文化要素的一些信息，从而使接受者受到启发；有的是扩大式传播，其在起点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微小的，接受以后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还有一种是潜伏式传播，某一文化要素传播过去了，当时可能默默无闻，以后某个时候却突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认为文化传播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模式，一种持续运动着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的模式。各层面文化要素的传播并非平行推进，也非平衡发展。“比较而言，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更容易一些，传播的范围更广泛一些，中华文化向海外最先传播和输出的往往是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发明。相比之下，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要缓慢一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但是，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的传播，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的和技术的领域，它们还可能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甚至产生意料之外的效果。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发明，还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们作为某一文化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儒化和教育……间接地传达了这种物质产品所包含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涵，因而也就使其成为文化整体的代表而传播并发生影响”。作者所强调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提出要研究中华文化外传以后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他认为不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同，而且影响的性质也很不同，“一种文化要成功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为其所借用和包容，不仅取决于这种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还要取决于接受、借用此种文化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程度，取决于接受方的态度。当一种文化传播过去的时候，如果接受一方的文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没有达到能完全理解传播来的文化的程度，或者尚不具有接受它的需要，那么，这时的文化传播及其影响就可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如果相接触的文化都已经达到完备和成熟的程度，这时的文化传播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不足以改变接受一方的文化模式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此种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思考方式”。“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来考察，在接受一方的文化处于结构性变动时，处于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时期，内部增长着要求变革的活跃因素，此时往往对接受外来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较少保守的意识，外来文化的输入也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研究者还提到第三点反思意见，就是要注意到对方的具体接受程序和接受特点，认为任何文化传播到新的环境下，关键取决于当地文化的特点，接受一方并非是一块“白板”，有其足迹的传统、理念和价值标准。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往往会以已有的“期待视野”模式对外来文化加以衡量，在接受新东西时将其纳入这个固有的模式来理解。这是一种“接受屏幕”，外来文化总是透过“接受屏幕”渗入本土文化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接受态势或接受势能。当输出（传播）方和引进（接受）方接触、交流之后，便发生从本身定势出发对外来文化的解读、诠释问题。或者说，接受外国的某种文化要素的社会很可能以与自己的民族传统相适应、相和谐的方式来对它加以消化和吸收。文化传播时常会出现这种“再解释”和“再理解”的过程。解释者的思考和动机才使得被解释的文本呈现新的意义，才使异质文化转变成为本土文化的内容。这里必然会发生的是“误读”，无意的自然形成的、由接受定势决定的误读和有意的、人为的由“期待视野”决定的误读。他认为这样的误读并非坏事，有时候误读正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改塑、变形的手段和表现形态。“传播到国外的中华文化要素，通过接受者的理解、解释、接受和创造性的转化，通过这种被赋予了接受者文化的‘附着物’‘添加剂’和创造性的‘意义’，被融合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从而使这些文化要素发生作用和影响。这正是文化传播—接受的具体形态。”他认为一种文化传播“进入”另一种文化，是一种撞击的过程、矛盾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保守的一面，对外来文化总有某种抗拒性。当中华文化传播于海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引起当地本土文化的抗拒、排斥和抵制（这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即使是在中华文化以强大的力量传播，接受一方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持热烈的欢迎态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华文化外传之后经过文化接触的矛盾和冲突，经过当地本土文化的选择和“解释”，这些中华文化要素被“接受”到原有文化之中，与原有文化相受容、相融合，从而逐渐成为接受方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接受传播的民族“民族化”了。这个“民族化”的过程，就是对传播来的中华文化的选择、解释、剪裁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对接受一方原有文化发生实际影响的过程，也是整个文化传播过程的最后完成。作者是在多年的研究以后得出这样一些思考心得的。这些闪烁的思考亮点也启发我们，继续这样的研究是深入了解海外中国学的重要途径。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的

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去研究？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就国内而言，我们要从这样的研究中，系统地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三个“大”，一个“尖”。第一是历史悠久，包容量大。从古代东亚一些国家开始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到当代学者的方方面面研究，时间相当长，视域全面；第二，覆盖地域广，大而全，研究中国的学者遍及世界各地，几乎全球每个角落；第三，介入的学科多，形成庞大的学科群，几乎相关的重要学科都有关于中国的研究。所谓一个“尖”，就是中国学的学科地位不低，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学科领域的世界顶尖专家也都参与观察中国、研究中国。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研究者必须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关注有史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还应比较诸时期中国研究的差异性，探讨不同交流时期差异的直接和间接原因，总结出有借鉴价值的经验教训；研究者还必须有全球的视野去看待各国、各地区的中国研究成果及其经验，其间的差异也一定会有，有的还相当大，抓住一些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进行探讨应该是首要的考虑，从这样的重点研究中找到合适的需要了解和研究对象；诚然，研究者还应着眼于前沿标准看问题。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时间长，研究方法臻于成熟，和发达多学科的汇合也使他们会有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上独辟蹊径。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有益于我们研究思路的开拓。当然他们出于狭隘动机的研究，偏颇的判断与结论，也同样会使我们开眼界，长见识，认识更加丰富和成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总是积极的面大于消极的面，客观大气的观察多于龌龊抹黑的诬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发展是向上的，对于有史以来的海外中国学的评价，积极面应该也是主要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发展的经验，也离不开世界对中国研究经验的批判和吸取。充分地把海外中国学中的优秀研究经验、不菲的学术成果、精良的研究方法，了解清楚并吸取过来，是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好机会。借鉴和批判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加强和丰富我们民族文化的建设，是开展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当然只顾自己是不行的，只看自家家园也是不够的，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地球也只是一个村落。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还要从这样一个立场去思考：我们的研究，如何更有益于地球村的建设？中国研究、中华文明的建设，如何使这样的研究更有益于人类大文明的发展？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实际上是多元文明的发展，轴心时代出现以来的中国文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等，都是绚丽璀璨，并行而发展的。西方文明一度崛起，并试图以一己为中心，虽然荣耀一时，但毕竟不能长久。所以多元化人类文明的并行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需要汲取诸文明中的最精良部分，汇聚为人类文明的精华组成。西方文明一度被吹嘘为人类文明的极致，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国度，穷兵黩武，流血不断；科学发达到足以抢救濒危的病人，但吸毒、凶杀、道德沦丧的事仍每每见诸报端。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史华慈晚年每念及此，总是垂泪叹息，哀西风衰落，所以郑重提出要重新研究轴心时代的问题，提出研究包括中国儒家文化在内的世界优秀文明。史华慈的建议，实际是得到西方中国学家呼应的。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物欲横流与战争暴力，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出现了，所以大家不妨注意一下古老中国文明如儒家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也不扩张，讲究天人合一、勤俭持家、互敬互信，如果充实到世界文化，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会非常好。这些专家都主动谈中国文化对世界发展的好处问题，还谈到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学术界把握话语权的问题等。诸如此类，都可以使我们更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的。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目标不仅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三、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开始重视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一些高校不仅开设专门课程，还开始培养研究生。20多年下来了，已经培养了一批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从这点上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已经启动。我们的探讨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这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导论”必须涉及的问题。相关的基本问题必须搞清楚，诸如何谓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基本要义和要求，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如何开展等。所有这些，都应该有大体的探讨。

（一）学术平台建设

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是最重要的。没有学科平台，任何工作无法启动，它在学科建设中起着工作母机的作用。在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上，真正的领导全美国的第一个中国学研究平台，就是1928年成立的美国中国研究促进会（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是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牵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成立的。当时，美国已经有了一些与中国研究相关的协会，但当事者认为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机构无法促进研究，真正的工作平台就是这样建立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学研究在这一机构领导下很快就展开了。现在的国内高校，实际上很重视学术平台的建设，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都把钱投到相应的学科机构建设上。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尚无像国家大工程这样的直接投资建设的研究平台；不过陆陆续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很多省市都有所发展，有社科院系统的平台，也有高校系统的平台。这些平台建设的初衷较多是从学科发展需要出发的。倡议者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么多年，昧干对海外中国学的了解.对国家学科建设十分不利必须设机构以研究之。研究者倾心为其添砖加瓦，单位领导者也竭尽全力关心之。目前为止，国内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平台，主要还是这一类的机构。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首批这一类平台，对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的开拓性的作用。但目前也存在分化的情况，学术团队背景、资金投入情况，成为其能否再度发展的瓶颈。但他们近20年的历程表明，有这样的平台和没有这样的平台，对于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学术生态形成和发展，意义是不一样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样的学术平台建设必须加强，试想，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地区在研究中国，在一些重要国家如美国，几乎每一个重要高校都有研究中国的专门机构；而我们目前专事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机构，加起来也不过一二十个，而且其中有编制的实体机构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是虚体中心，这都应该得到改善。平台建设的强弱，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就和力度的重要标志。

（二）学科队伍建设

就是要有一支基本的科研骨干、首席专家，成为这个研究机构的台柱子。任何学科建设都要有学术领军和学术带头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一样。这都需要相关的决策层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部署。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后期的美国，都有过中国学的振兴阶段，都有过为振兴中国学而展开的教学科研人员状况的基本统计，有过为加强研究而增加教学编制的情况。这都是我们在学科建设中应该借鉴的一些做法。现在一些实体机构，尚能集中一支研究队伍，有十来个编制开展工作。不是实体机构的，研究队伍基本在所属的某个社会科学院或某个高校之中，分散在各个系所，但有中心机构在起枢纽作用，国外也通行这样两种模式。关键是骨干研究人员的素质，如何带领一支队伍开展工作，把研究带向国际研究领域的前沿，这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国内这方面工作起步晚，80年代以后有所动作，90年代才开始研究，所以现在学术骨干所做的，有些属于他们自己新辟的领域，有些转专业过来，有些是在原有专业基础上新辟的分支方向，都很不容易，几十年下来多少积累了成果，得到学术界认可。现在的问题是，新老接替是规律接下来的领军如何物色。新一代的领军，面临比前人更艰巨的任务面对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体量更大，难度更高，所考虑的现实关联问题会更多.无论语言、两栖知识结构及学术素质的要求会更严格。一个是靠外面引进，一个是靠自己培养，两者都不容易。引进的学者有一个接地气过程，是否奏效有待实践考验；自己培养新一代，也要多年时间才能担当重任。本来就有学术断层的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科队伍建设非一蹴而就，需要有长远眼光看待。无论外面引进，还是自己培养，只要是优秀的、合适的，相关机构应该有选留政策的优惠。给予优先入岗机会。由于学术环境的关系，似此研究方向的学科专家，几年才可能出一个优秀青年才俊，不及时选留，对国家个人都是损失。由于研究人员稀缺，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团队核心没有领军人物和灵魂人物，一切祁是空的。

（三）研究生培养工作

学科建设的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做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两者的关系应该是，学科建设引导研究生的培养教育，研究生的培育支持学科建设的发展。环顾世界，也大体如此。大家所知道的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开始于40年代，当时专家很少，难以推进。他马上开始设立研究生班，在研究生班里讲授区域研究问题，要求研究生与此相关的学位论文，邀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兼任授课老师史华慈等学者是第一批区域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史华慈等年轻人毕业了，诸如《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的博士论文出版了，费正清自己的教材《美国与中国》也出版了，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也大体成功了，以后甚至风靡世界。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基本路径也这样的，其成长和壮大的过程，就是研究生培养和发展的过程。导师论著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出版，就是学科建设的基本轨迹。这当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导师通过授课，开列参考书，包括与学生的课堂讨论，系统清理了自己研究方向的课题，不断确定和调整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基本线索，不久成为研究专著。其次，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不仅获得课堂知识、书本知识更在导师指引下，寻找学科研究的突破口，并以数年时间深入探垦，他们毕业论文的成果往往会是学科建设的崭新突破。再次，一般研究生教育都有硬指标，就是研究生教学课程要具备三要素：一是学科基础理论课，也就是导论课，如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概论等；二是基本研究史课程，如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日本中国学发展史等；三是学科文献课，即学科研究的基本史料课，如“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俄国学者论俄国中国学”等。这些规定，客观上在有力促进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建设，不少重要的基础理论读物和文献资料选辑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关键在于研究生的培养，能直接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造就机遇，这也是学科建设的最重要问题。总的说，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途径很多，培养这一方向研究生的努力，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这样的努力中，学科建设、导师科研、研究生专业方向，都一致起来，几个环节的联合与互动.能量也很大，而且是长久地联动发展，其成果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不是一般途径可以比拟。

（四）主学科研究与跨学科、多学科探讨

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立足专业研究突破的原则，这是海外中国学学科建设中必然碰到的问题。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从整体上讲，其时间跨度的长期性、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涉及领域的多面性、语言研究的多样性都决定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口吃成胖子，每个团队或每位专家，只能做到自已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有所突破。所以分兵坐镇、各个击破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说，文学从文学的角度去突破，历史学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突破，哲学从哲学的角度去突破，政治学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突破，不能把自己的胃口搞得太大，什么都切入，结果什么都不深入。只有注意从自己所擅长的学科深入下去，才可能产生好的学术成果。这是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特点。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机构或团队，基本都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都很注意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例如从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来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说是目前国内比较多的一类研究。还有的学者，本来就从事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他们从这科的学科背景开展工作，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也有从宗教学、语言学学科背景深入研究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们比较注意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个学科背景来开展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当我们遇到海外的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和他们撰写的中国史研究著作，对他们的研究，只有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可以明确地把他们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中的历史观、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将其历史研究、史学研究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把他们的研究线索梳理清楚，历史沿革弄得明明白白所反映的学术思潮也有个追溯。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学科的研究是注意追寻学术发展规律的，注意批判、借鉴、汲取的，有自己的一套学科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这都有助于促进对海外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同样，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的有积极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也十分重要。所以从这点看，两者的关系又是互动的。不能只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对海外中国史学研究有好处，还应该说海外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前沿经验和方法，也可以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有利养分，其中的谬误和糟粕，也会是一种难得的经验。

但问题在于，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仅仅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研究的方法来处理还是不够的，它的发展毕竟涉及跨学科、多学科问题。所谓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原则是立足于本学科，但要注意跨学科、多学科问题，注意两者的结合与互补。就是说，重点放在本学科研究，但在本学科研究基础上，要考虑研究对象演变过程中的跨学科、多学科状况。这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经常会碰到。例如吕振羽，他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但他有神话学、民俗学、民族学研究的成果。他的这三方面成果就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否则对他的研究就不全面。吕振羽研究原始社会的时候，文献史料、考古学发掘资料都很不够，不得已寻找一些民俗学、神话学的资料作辅助的说明。你就要跟着他去寻找相关的资料，寻找这些学科当时的水准和成果概况，看吕振羽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对吕振羽评价全面与否，要看对这些学科的情况，所以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但这里所说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基础、背景、主根，还是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既然要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对研究者也就有很高要求，必须具备相对全面的素质，具有对象换脸的应变能力。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而言也同样如此。

（五）学科群建设

我们认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建设应该是学科群建设。也就是说，是在各个学科充分、高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而成的一个大学科群落，这个学科群落能够形成，就是学科群建设成功的标志。如果说哪个高校做得特别好，它可以在某个高校形成一个这样的学科群，比如说有的985高校，他们的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社会学系，都有团队在开展这样的研究，而且做得很好，就可能在这所高校形成一个优秀的中国学研究学科群。就全国而言，它可能形成以一些特色研究机构为基础的学科群落。目前国内，有以比较文学研究为学科背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为背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有以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为背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也有以语言学为学科背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客观上已经是一个学科群落，彼此之间有交流，有互动，互通研究经验，共商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业。所以就海外中国学的学科群建设而言，这样的以研究机构为基础的发展态势已经出现，虽然谈不上是很紧密的学科团体，但这个现象基本出现了。大家都在注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各自工作做好，形成一个大体的学科群建设气候。目前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范畴，决定了对它的研究的学科建设还只能是在二级学科建设基础上的发展，即相对的二级学科群。至于一级学科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什么时候出现，也许还要等持时机—国家相关部门整体上的规划。关于学科群的建设，目前不能描述得太仔细，只能是一个轮廓。它的未来走向、趋势怎样，还有待更多的努力。总之学科群的建设成功，有待于各个专项研究的努力，很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再振臂一呼，给下面开展对于这方面研究更多的优惠。（原载《海外中国学评论（第五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