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培忠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始于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与认知。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国外的中国研究缺乏统一的称谓，有的称“汉学”或“海外汉学”，有的称“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对于这一热潮的出现和走向，我国学术界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而关于这一学科的称谓，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以便逐渐统一认识，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一、东西方国家“汉学”的不同

笔者认为，当我们使用“汉学”称谓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时，首先应当注意东方国家所说的“汉学”与西方国家所说的“汉学(Sinology)”在概念上的不同。因为日本、韩国、越南等接触中华文明较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汉学”常常是儒学的代名词，在历史上还被广义地理解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全部。在这些国家，“汉学”与其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不仅是他们（如日本、越南等）某一历史阶段学术研究的全部，也是某一历史阶段国家的意识形态学说。而在接触中华文明较晚、通过传教士等的记述才开始对中华文明感兴趣的西方国家，“汉学”(Sinology)最初主要是指对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到了现代，除上述研究对象外，研究领域有所扩展，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和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东西方国家“汉学”兴起的年代、动机及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例如日本是中国的近邻，璀璨的中华古代文明曾是其学习、模仿、推崇、吸纳的对象，“日本的汉学始自宋代”之说，仅表明宋代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强大影响以及日本对宋代汉学的推崇。据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270年)，《论语》等汉文典籍就已传到日本；推古天皇12年(公元604年)，日本根据各种汉文典籍所表达的思想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此后，日本向中国派出大批留学生、留学僧等，他们在传播、研讨中华文明方面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古天皇时代相当于中国的隋代，应神天皇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晋代。因而，日本接触、研讨儒学等中华文明肯定大大早于宋代。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在论述日本政治思想史的演变过程时，也仅把宋代汉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该时代日本儒学的兴盛称为“日本近世儒学的产生”，认为儒学传到日本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远。因而，当我们依据日本学术界的观点将“汉学”定位为“儒学”或“中国学术”的总称时，若按文献记载的《论语》传入日本之期起算，日本的“汉学”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如按隋唐时期日本有组织地大批派人到中国学习中华文明以及此时的汉文典籍在日本各界广为流传和造成的深刻社会影响起算，则日本的“汉学”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即使按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宋代之说，因为朱子学是在镰仓时代末期(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后半叶)进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所以从此时起算日本的“汉学”也有600余年的历史。

韩国也是中国的近邻。按日本史书记载，儒学最早是由百济的王仁传到日本的，朱子学说在李朝(1392～1910)初期已风靡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韩国对中华文明的接触和对“汉学”的研究也是历史久远。

越南是同中国接壤的国家，从某种角度上看，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在从秦汉到五代的一千多年间，现在越南中部以北的地区属于中国版图，自宋代到清代，中越为宗藩关系，因而越南接触中华文明和对“汉学”的研究也是源远流长。对于越南来说，“汉学”研究也包括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

而西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接触和研究大大迟于东方国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Polo,Marco1254～1324)可谓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但不能算是西方汉学的始祖。到了明代末期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中西贸易的开展和文化交流的展开，西方各国才逐渐有了被称为“Sinology”的“汉学”。

即西方早期的汉学是随着西方各国商贸活动的东扩以及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国家的渗透出现的。在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耶稣会士曾大举派人到东方传教，抵达中国时适逢明朝中叶，传教士把在中国的经历、见闻传回欧洲，也把中国文化译介给了欧洲，形成了被称作“传教士书简阶段”的西方最初的汉学。
    例如荷兰是西方汉学开始较早的国家之一。1628年就推出了汉语工具书《汉荷拉丁语辞典》，而该词典的编纂者赫尔纽斯（Justis Heurnius,1597～1652）就是一位传教士。这一工具书的出现，在后来荷兰汉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的汉学晚于西欧，但最初的汉学家也是从传教士中产生的。从18世纪起的100多年间，俄罗斯共向北京派遣了14批传教士团。在此背景下，早期俄罗斯的汉学家也是以传教士为主。

美国的汉学虽说晚于欧洲，但与欧洲同样，早期的汉学家也多出身于传教士。如被收入《美国中国学手册》（1993）的150名19世纪出生的美国中国学家中，传教士出身的人占33%。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得知，西方汉学始于欧洲，背景是西方各国商贸活动的东扩以及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国家的渗透，而在早期欧洲汉学的发展中，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若从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成功地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算起，西方的汉学研究到目前有400余年的历史。

不过，学术界认为，由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而兴起的西方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和研究，仅能称为“传教士汉学”。中华文明走入西方大学课堂，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对象，应是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 讲座(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开始的，其创始者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

雷慕沙开设的讲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西方经院式汉学研究的开始。紧随其后，西方各国的大学纷纷开始设立有关中国文化或语言的课程。例如在英国，1837年伦敦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1876和1888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分别设立了汉学教授职位。在俄罗斯，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了东方系汉语教研室；1844年设立了满语教研室；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了东方系；1898年成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在荷兰，1876年莱顿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开始举办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讲座；1890年荷兰和法国学者联合创办了国际性汉学刊物《通报》（T’oung-Pao）；1930年莱顿大学又建立了汉学专业研究机构——汉学研究院，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美国，1877年，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率先开设了汉语课程，并有了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也在同一年将开设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提上议事日程。在德国，虽然从12世纪起就有学者开始收集有关蒙古人的信息，后来又有弗朗西斯教团教士，特别是耶稣教会教士向德国介绍了中国文化，但德国大学汉学教授职位的设立晚于英、法、荷兰、俄国、美国等国，1878年莱比锡大学东亚语言学专业仅有副教授职位，直到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才设立了德国汉学正教授职位。

上述情况表明，被称作汉学的“Sinology”是在19世纪开始进入西方各国的大学，并以中国文化或语言为主要内容确立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如果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创建“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起算，西方的汉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学科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事，尽管东西方国家汉学的概念、兴起的年代和动机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其研究的内容上看却体现出相同的特点，即都以中国的哲学、语言、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为主，对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多。

二、东西方国家“中国学”的不同

那么，在我们用“中国学”的称谓谈论国外对中国的研究时，也需要注意东方国家所说的“中国学”与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学”在概念上存有差异。

目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将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均纳入了“中国学”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日本将所有政府文件中的“支那”改为“中国”后，“中国学”就成了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统称。日本国立大学的“中国学”课程内容多以中国哲学、历史、文学等为主，传统的儒学和诸子百家仍是授课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似乎沿袭了“汉学”的传统。而许多地方大学的中国学科目则在传统的汉学范畴之外又大量加入了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内容。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的“中国学分类表”中有53个类别，涉及中国文化、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目前的日本，“汉学”已属历史上的名词，“汉学家”也不再为现在的学术界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学家”、“中国问题专家”等，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中国学”分为“古代中国研究”、“近代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然后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又分文学、历史、思想、政治、经济、外交、语言、文化等。

与此相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与被称为“Sinology” 的“汉学”则有所不同，最初多以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为主要对象。从学科地位上看，“汉学”(Sinology)在“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出现之前已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则被置于区域研究之中。

 “中国学”出现之后，发展势头强劲，以至西方国家曾重新考虑过有关中国研究的学科位置以及大学中有关中国研究的机构设置问题。一些国家的大学出现了是将有关中国的研究继续保留在独立的语言文化院系中进行，还是将有关中国研究的各个主题分解到政治、经济、文学、历史等系中的辩论。英国大学的学者最初认为，从事中国研究最关键的因素是语言，这一观点强调了将有关中国的研究继续放在语言系中的必要。而后许多人加以反对，认为语言不如学科背景重要，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可以更好地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这一观点支持将中国研究放在区域研究的框架中。这些辩论，推动了战后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学科发展。

从英文的表述上看，“汉学”与“中国学”显然存有差异。“汉学”一词的英文是“Sinology”，而“sino-”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后缀上“-ology”，则表示在学术体制上拥有正式的学科地位；“中国学”的英文是“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Chinese”和“China”自然是“中国的”意思，“studies”则多指在学科体系中尚未成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对于有关中国的研究，人们通常认为“汉学”(Sinology)的研究范围明确，学术性强，凡有资格被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的人都是相当有造诣的学者。而“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的研究范畴宽泛，无明确界定，凡有关中国的研究均可包容其中。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传统的汉学家对当代中国研究总是不屑一顾，认为学术地位不明确的“当代中国研究”只是浅显的“热点问题”研究，不应成为学者主要关注的对象。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对当代中国展开多层面深入研究的需求大大增强，而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显然已超出了传统汉学的范畴。于是，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主的“中国学”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发展势头强劲，名声和影响力也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汉学。

三、国外“汉学”向“中国学”的转变与融合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汉学”称谓向“中国学”称谓的转变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较为简单，而西方国家的情况虽然有些复杂，但也出现了“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相互融合或转变的趋势。

德国是欧洲汉学实力雄厚的国家之一，但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学界中就开始有人反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仅对中国古代文献及其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汉学”是否过于奢侈？许多学者认为，长达150年的汉学研究已然足够，他们呼吁汉学应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融为一体，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因而有些德国学者甚至发出“汉学死了”的惊叹。德国学者的这些呼声表明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重点就有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荷兰是传统汉学根基深厚的国家，其颇具影响力的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成立于1933年，而在1969年又成立了一个以研究现代中国为主的“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Modern China～DC）”。20世纪80年代之后，荷兰明显出现了强化现代中国研究，扩展研究中国范围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中国研究”课题组统计了1983～2003年荷兰中国学家的研究成果，发现荷兰学者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已超出了其传统汉学的比例。

荷兰学者卡雷尔·范德莱乌（Karel L. van der Leeuw）在论述“Sinology”时说过，汉学或曰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开始是作为关于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后来扩展为关于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的研究。他的这一说法不仅表明在西方一些学者的眼中，“汉学”和“中国学”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也较为贴切地诠释了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的关系和西方传统汉学向中国学的过渡与融合。

法国也是有厚重汉学传统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城市建设规划、人口迁移、水利、司法改革、私营企业、妇女、互联网等也成了法国中国学家关注的对象。就连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贝罗贝也扩展了自己研究的领域，发表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文章。

荷兰、法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变化具有典型的意义，它表明即使在传统汉学基础雄厚的国家，有关中国的研究也随中国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那些本来就重视现代中国研究的国家更是无须赘言。例如1986年英国官方发表的“帕克报告” (The Parker Report)就提出了中国研究要满足外交和商业的需求。种种迹象表明，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重心正从历史的中国转向现代的中国、从传统的人文学科转向社会科学的诸学科。而且，在这一转变中，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趋势，“汉学”领域的扩大和向“中国学”的转变与融合，使国外的中国研究充满了勃勃生机。

四、我国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称谓

面对这一趋势，如何称谓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仍习惯把“Sinology”译为“汉学”，对此，多年前就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学，用该词称谓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并不严谨；此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若用“汉学”将国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包括进去也不妥当。因而，学界中早有将“Sinology”改译为“中国学”的呼声。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之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在他的《中国现代史 1800-1985》（Geschichte des modernen China 1800-1985, 德文版 1989）中也曾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学有可能为另一种学科所取代（第55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国外的中国研究时也曾说过：“李约瑟、霍克斯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文史研究的重要转变，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个人猎奇、汲古拾奇转变为系统地、各有所专的翻译与论述。我想，与其称这种新的研究为‘汉学’，不如称它为‘中国学’更为恰当。”

在“汉学”与“中国学”的学术脉络上，有些学者主张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外中国研究称为“汉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外中国研究称为“中国学”，理由是二战之前的国外中国研究主要以古代中国为对象，侧重于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二战后的国外中国研究主要以近现代中国为对象，侧重于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有的学者主张将二战前的国外中国研究称为“传统汉学”，将二战后的中国研究称为“现代中国学”，以示二者的区分。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还从主客体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在“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我以为关于‘Sinology’所表述的意思，应该有一个历史时间的区分概念，例如把欧美日各国在工业文明建立之前所存在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汉学’，在各国的近代文化确立之后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为‘中国学’，或许会更接近于他们的研究特征的实际。至于说Chinese Studies，那是另一类的研究，即‘现代中国的研究’，它们或许是更接近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例如当代政治、当代经济等等），而不是我们所十分注目的经典的人文学科（例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考古等等）。这是因为在‘汉学’的时代，研究者对中国文化不仅是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而且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还作为‘意识形态’来加以吸收（例如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16世纪开始的欧洲传教士一直到18世纪欧洲思想革命的时代，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形态上呈现出‘汉学’的特征）；而在‘中国学’的时代，中国文化是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类型存在，即只是作为研究的客体而存在，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例如在18世纪之后的欧洲与19世纪中期之后的日本，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主体上便呈现出‘中国学’的特征）。” 

严教授在阐述了上述意见后指出：“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Sinology、Chinese Studies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的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所以在论述“Sinology”时，严教授一律使用原文，使用译文时，则译为“国际中国学”，但同时又附加一个括号，括号内注明“汉学”，以示对各学派的尊敬。

笔者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时注意到，如今的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研究中国人文科学传统深厚的一些国家的学者仍然喜欢把他们的研究称为“Sinology”，而仅把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称为“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我国学者也对应地把这两类说法译为“汉学”和“中国学”，而且，给人的感觉是使用“汉学”的场合似乎要多一些。这种倾向不仅在我国学者中引发了争议，还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注意。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2001年6月24日在东京大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的学术会议上撰文指出，中国学术界将“Sinology”译为“汉学”，始自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的可能性较大。王韬在《法国儒莲传》中提到了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著作《汉学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1869），但该书的中文名称应该是《汉文指南》，译作“汉学”显然是王韬之误。此后，“汉学”在中国翻译欧洲中国学时被逐渐固定下来，尤其是近年，“汉学”使用的频度越来越高，对此，高田时雄不安地认为，该倾向表明中国想居世界中国学的领导地位。

在有关如何称谓国外的中国研究问题上，笔者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回归“Sinology”的本意，将其译为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这一学术称谓的难题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在有关日本的研究上，“Japanology”的研究对象同“Sinology”近似，也是以人文科学为主，但该词就被译为“日本学”，并且也不存在什么争议），即使是沿用“Sinology”是“汉学”，“Chinese Studies”和“China  Studies”是“中国学”之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外研究中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外研究中国的发展趋势上看，“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及China  Studies”的研究对象已在相互接近和兼容，而使用“中国学”的称谓，显然比“汉学”显得宽泛，更具包容性。由于如今国外的“中国学”不仅有关于现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环境等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研究，也有传统汉学高度重视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因而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而使用“中国学”这一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人们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的中国有更好的理解。

“中国学”是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强大而形成高潮的。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我国学术界也应跟上时代的变化，将国外对中国的研究统称为“中国学”。（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