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6日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其60年校庆之际，举办“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国际汉学界的盛会，会议的主旨，如其邀请函上说的，是要“推动海外汉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互动，加强汉学研究与汉语教学的联系，并从整体上推动中国文化的研究”。我提交会议的论文题目，原拟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汉学史研究》，后来仔细考虑，就改成《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了。对于“汉学”“汉学史”“国际汉学研究”这样几个词，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究。把Sinology译为“汉学”，早已约定俗成，现在在中国也比较习惯了。但中国国内讲的“汉学”，主要是指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有时严格一点，称作“国际汉学”或“海外汉学”。因此，“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做的考察和研究。众所周知，国际上的汉学，从16世纪后期（相当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已经有了400多年的历史，今天世界各国的重要大学，都有汉学的系科或研究所，国际汉学早已成为世人公认的学科了。但是，国际汉学研究，即对汉学历史、现状的研究，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在我们这里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恢复了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中国学术界迫切要求了解国际汉学。

工作首先是从介绍汉学现状、编写汉学家人名录起始的，然后开展了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这可说是第一阶段。到了90年代，在清华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先后建立了经常性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同时，《国际汉学》《清华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刊物也陆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召开了“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随后又有一系列国际性的汉学会议于国内举行。这可说是第二阶段。及至20世纪结束，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学科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迅速成长，是由于它适应了中国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的需要。人们希望知道，外国汉学家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的。我认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一学科，至少应当回答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汉学如何起源，迄今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是上面说过的汉学史的领域。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作品比较多，有关学者的目光大多被引向古代，热衷于探索古代欧洲人对中国有多少知识，什么时候有西方人来到中国，对中国做出哪些记述等等。这种问题现在仍受到关注，比如这几年对《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的热烈讨论，就是例子。不过大家更希望知道的，乃是近现代汉学的发展。近几年有几本写得很好的分国别的汉学史出版，但仍然没有一部汉学的通史。中国人写的汉学通史，还是只有1949年莫东寅根据日本石田干之助《欧美的中国研究》等编著的《汉学发达史》。

新写汉学通史的工作，看来已是迫不及待。第二个问题，是汉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艺术、语言等等方面，已经做出了哪些研究？汉学的第一种著作，是1583年在罗马印行的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 lez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同一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他与不曾亲来的门多萨不同，不仅直接接触了中国文化，而且学会了汉语。他的著作与札记表明，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汉学有了十分丰富的文献积累。到了近代，汉学越来越专业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许多我们需要借鉴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每年每月均有大量汉学论著出现，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如果不征引外国同行的成说，应当视为缺憾。了解国际汉学的工作动态，是中国学术界的需要。第三个问题，是汉学家及其著作是在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对于一位学者，以至一个学派的研究，总是应当将之放在其社会、文化的具体环境里面去考察。我们看到，最近在国内报刊上有不少对外国汉学家及其作品的评介，相当详明，是很好的，然而对其背景的分析，却每每有不足之处。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又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表现。若是不注意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做得还非常不够。第四个问题，国际汉学对中国学术的演变发展，起过什么样的影响？汉学是伴随着中西文化的相遇和碰撞诞生的，与之同时，在中国也产生了西学。晚清以后，西学大为兴盛，其间西方的汉学也进入中国，

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汉学的不少学说，为中国学者传播接受，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与上述问题相对的，是第五个问题，汉学对西方学术的演变发展，又有着怎样的作用？日前在北京报纸上看到翻译《纽约时报》本年8月29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耶鲁盛吹中国风》。文章中说，耶鲁大学重视与中国学者交流，“耶鲁大学的一些官员说，因这些交流活动而改变的不只是中国。他们说，从长远来看，中国也会对耶鲁产生更多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会使耶鲁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这段话说对了。事实上历史的情况也是一样，西方人来到中国，建立了汉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汉学的研究也影响了西方学术本身。日本京都大学的岛恭彦教授，在1941年出了一本书，叫《东洋社会与西欧思想》，论述的内容就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怎样改变了西方的思想史。可惜像这样的论作，迄今还不多见。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际汉学的现状，以及在新世纪中汉学发展的趋势。“二战”后不久，日本学者即曾对国际汉学界的状况做过普查，包括哪些大学或科研机构有汉学专业，藏有多少书刊，拥有哪些学者，正在从事什么工作，教授多少课程，形成专门的调查报告。前些年，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做过类似的调查。我们很有必要系统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最好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及时反映汉学界的情况，介绍汉学的新成果。与此同时，可以在互联网上建立网页，供大家随时检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沟通尚有待于加深扩大。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发展，将有益于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我们希望得到国内外更多的支持，使这个学科发扬光大。（原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