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

　　时下关于“中华文化元素”的议论渐多。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昭显中国文化特质的题目，但需要作出界定，防止其泛化与滥用。

　　“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合为二字词“元素”，原为化学术语，在现代语用实践中，“元素”这一自然科学术语被广为借用，泛指构成事物的基元，这些基元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事物的属性。“文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决定文化事象性质的构成要素。

　　时人所论的“中华文化元素”（以下简称“中华元素”），大约指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会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诸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忧患意识、经验理性导引下的思辨与技术、儒释道三教共弘的圆融无碍的信仰系统、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及其汉字文化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运行之间，蕴藏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俗习惯）和观念文化的纷繁具象之中。

　　汉字及汉字文化彰显中华元素

　　中国文化的各个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中华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和“可居可游可赏”追求，民间风俗文化涵泳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体现生命张力的“中国红”和求平衡的中轴线等。

　　世界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汉字将形象思维与理论思维成功地熔为一炉，具有极强的造词能力，如以“电”字为词干，可组成很多词语（闪电、电灯、电话、电车，乃至电脑、电屏等），准确而形象地表述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并能从词形领悟出词意。

　　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我国，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我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源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的文化符号。

　　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中国文化圈”概念，指以我国为文化源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国文化圈的一员”，内藤在《中国上古史》中说：“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播的历史，在这一过程里，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这就是内藤所谓“文化移动中心说”。

　　我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即对日本学者提出的东洋文化史观作出回应。1933年傅斯年著的《华夷东西说》，概括东亚文化的特别成分：汉字、儒教、教育制度、律令制、佛教、技术。这是对东亚文化圈的要素即“中华元素”作出的提取。

　　承袭内藤说，日本的中国史学家西岛定生在二战后所著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中指出，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册封中心、周边诸国（日本、朝鲜、越南）为册封对象的“册封体制”，从而提出东亚地区存在一种“文化圈”，其要素（或称“中华元素”）包括：册封体制、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出版了《新汉文化圈》一书。该书所说的“汉文化圈”，相当于“汉字文化圈”。汪德迈认为，此一文化圈的特点是：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

　　这里着重表述作为“中华元素”的汉字，其功能是造就一种富于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区别于印度、伊斯兰和欧洲的文化系统。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它是世界上最具备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沿“即器即道”的文化史开掘中华元素

　　“中华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元素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如印度元素、英国元素、日本元素、印第安元素）相比较中得以昭显的，故既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

　　文化元素决非游离于文化事象之外的神秘存在物，它们从来都上至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与民族、民俗、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丽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诸方面的具体文化事象和文化符号之中。中华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生动展现中提取、揭示中华元素的精魄，又让中华元素坐实于纷然杂陈的文化事象的历史及现状，坐实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符号（如八卦图、龙凤，又如代表四方、四季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中央的麒麟，等等），是中华文化主体——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文化实践。

　　中华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国文化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国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性。研讨中华元素还有一层意义：提炼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华元素，通过生动的文化事象、具体的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有助于吸引异域受众认同和喜爱，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华元素的开掘与伸发，应当沿着“即器即道”的文化史路数展开，既不一味虚玄论道，也不停留于诸文化具象的就事论事，而追求道器结合，于形下之器中透现形上之道，又让形上之道坐实于具象，使中华元素从文化事象娓娓道来的展示中得以昭显。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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