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学，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共识。有的古今都包括，有的认为只限于传统的东西，有的更窄些，主要是儒学、六艺等。有资源实力的人在谈到国学时说：“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学懂古人 ，才能谈得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一派茫然，所谓创新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汉晋唐宋以及清代学者为古代典籍作出的那些传记、集解、索引、正义、注、疏……古代的书籍及文化今天无人能解。”显然国学指的是古代的学问。当年章太炎讲国学，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角度看，老先生讲国学，是针对西学而论的。当时大量西学涌入之后，他感到应该发扬一些民族的文化，于是提倡国学。后来，另外一些学者搞整理国故。但在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人反对。有一些激进的人不赞成。比如傅斯年(后来有变化)作为新潮人物，就持反对态度。稍后 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杨贤江也持反对立场。应该说鲁迅也是不赞成的，有人问他要读哪些古书，他说中国的古书一本也不要读。他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对章太炎后期的道路也颇有微词。
1949年以后国学这个词被冷却了几十年，这几年又开始提起并不断升温，有时还炒得挺热。从学术渊源上来讲，与这三十年来的文化热和儒学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更大背景，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经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瞩目的形势也有某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要发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为发扬民族文化，有人重新提出国学。
现在的文化观念，可以说是多元涌动。对国学的认识也不尽一样。自称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大声疾呼要发扬国学，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就很不以为然。社会主义是主流，但其中也有不同的流派，对传统、对国学各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应该展开争鸣。下边我提几个问题：
一、国学作为学问与作为学科建设有否区分?
学问是个人的事，由个人自由选择。建立学科就比较复杂，首先要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说太大的，就以传统文化为限，“四部”学问都在里面，这怎么研究?谁有这么大的能力和精力?其次要有相应的学科建设。我们的行政很强，拍拍脑袋也许就能办，但课程是哪些?培养什么样的人?社会需求又如何?有消息说，有人鼓动大吏应从国学门出，真是匪夷所思。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代靠“四部”学问能管理国家?不能这样鼓动热血青年!再次，现在的学科中都有“史”的部分，国学把这些都合并、取代?不然重复怎么办?难道在国学门中再设文、史、哲等等?有的学校建立了国学院或实验班，不妨先实验。切不可一哄而上。
二、如果国学以研究传统的东西为主。最好不要与现代的东西乱对应，搞拉郎配，少搞“倒贴金”。
搞国学除了进行一些基本的典籍研究之外，就是要通古今之变，或者说，要进行古今对话。在这方面不同观点的人各有其说。我印象张扬儒学者说的比较多。他们把现在的许多概念都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比如说讲资本主义，便名之曰儒家资本主义；讲社会主义，名之曰儒家社会主义；讲民主主义，名之曰儒家民主主义；讲自由主义，名之曰儒家自由主义。将现在出现的许多观念都和儒家连在一起，比如公正、正义、公平、契约、人权、人格独立、人文精神、道德、和谐、以人为本等，都要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历史资源，甚至于认为都来自于儒家。现在社会上高分贝惊呼道德扭曲、道德沉沦 、道德沦丧，于是便倡言要从儒家道德来挽救。在这个思潮中，有的是从学术研究来论述儒家与今天的道理相通，这足资参考。但也有的则提出用儒家对现实进行制度改造，将儒教改为国教，使儒教国家化，建立什么“通儒院”代替人大，将中国纪元改为孔子纪年，小孩要从小读经，这些简直是走火入魔!
儒学是一种历史现象，如果抽空历史内容，搞抽象继承法，哲学家们或许可以，但搞历史的恐怕不宜。
“通古今之变”，应该特别注意后边这个“变”字。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的古今有了巨变，如果国学说的是“四部”之学，显然属于前一个阶段的产物，“ 今”则是历史的新阶段。时代不同，许多名词、概念虽然一样，但其内涵有了阶段性的改变。有人讲中国历来都是讲和谐的、而且是大和谐。但我说，古代说的和谐是等级贵贱金字塔式的和谐，现在讲的和谐，是宪法、平等、博弈和契约式的和谐。和谐这个词一样，内容大异。
古人的思维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很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混沌。混沌不是说不清楚，而是指缺乏概念限定和明确的逻辑关系，它的思维讲究整体性，是一种集合性的思维。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思维是一种组合结构，我把它称之为“阴阳组合结构” 。阴阳观念在中国思维中影响较深。所谓阴阳结构，就是有两个命题互相对应。你很难用一个观点一直说下去，讲一个必然要引发出来另一个。比如讲民本，许多学者由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出中国早就有了民主思想、民主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还有一个词：君本。君本、民本两者是互相定义的。中国最早的民主，是“君为民主”，也就是君王是民众的主人，这与现代的民主概念不一样的。君为民主，民为邦本。这是一个典型的组合结构。你只抓其中一点是不行的。再如天人合一，只讲一点可以把人提到很高的地步，我可以尽心、知性、知命，你看，“我”和宇宙一 体了，多么伟大。但是这只是命题的一面，还有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天王合一，天和王是合一的。天王合一是和天人合一纠缠在一起的。董仲舒说得好，什么是王，王就是贯通天地人者，当王是天的体现时，那么天人合一就要打折扣了，天人合一的空间就少了。你讲礼就是和谐，可以吗?有子是说过，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什么?礼可不是礼貌，见面握握手，人人平等相待。礼的核心是讲贵贱等级之“分”。在这种贵贱等级中，再求“和”。“和”不是一个独立的命题，它与“分”连接在一起。你怎么就能说中国古代的礼就是和谐呢?再比如说道，道这个东西最崇高了。孔子云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该是多么豪放呀。当道与君王发生冲突时，又有“道高于君”的说法。光从这一点说，真是理性至上，也是一种美的境界。但下面还有一个命题在等着你：王体道，王就是道。后来又讲：道从王出。所以也是一个组合问题，并不是从一个“道”的原命题可以一直推下去的。当“王生道”，王“体道”时，你说这个道又是处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崇拜圣人，很多人把圣人说成是理性的人格化。但是还有一个命题：“圣王”。把圣和王结合在一起，圣王比圣人和君王都[FS:Page]要高。战国以前君主们不敢自称圣王，自从秦始皇即位后就讲，我就是圣王，以后历 代皇帝都称圣王，圣字和王字的联系得最多。我曾经让一个学生用电脑统计一下《二十五史》中圣字和那个字组合较多，统计的结果是圣字和王字的结合最多。
阴阳组合结构，阴阳比重不同，就是阳的东西不能变的。比如讲民本和君本，君本为主，民本为次、为辅助。民本不能否定君本，民本为君本所用。所以阴阳关系不能错位。我想，通过这样一个思维方式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事实，可能比较接近历史。所以我最不赞成的是把历史抽空。把历史抽空，不是历史学家干的事。古人这种阴阳组合结构是很高明的，有很大的容量，有调节的空间，至今对我们的影响还很深， 要想走出来也非常困难。但现代思维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要从这种阴阳组合结构中走出来。
把古今混同，用今天人们的精神改铸古人，固然是常有的事，这对古无所谓，但会影响对现今问题探讨和认识。
三、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要有分寸，不宜过分夸张。
前些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对孔子褒扬了一番，让我们看了很舒心。2004年又有一批领衔学者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更凸现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 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最近读到另一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盛极而衰，现在已经没落了，中华大道因而复兴。从上下文讲，中华大道主要指儒家。中华大道不仅救中国，还要救世界，要给世界带来和平。文化中心轮流转，现在到“河东”了。
诸多先生谈到中华文化就集中说精华，而且说的那么美，像“宣言”中所概括的，反之，把“世界”说的那么差劲，试问，“中华”在“世界”之中吗?中华就没有“世界”那些毛病?这符合历史 事实吗?中华文化精神是复杂的系统，只说精华显然不能成立。历史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有美的一面，也就有不太美的一面。难道阿Q精神、酱缸精神等等，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侧面?不在矛盾中陈述，精华也显示不出来。我们的民族精神不都是在美的诗意中展现的。用美的诗意概括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未必有益。
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要历史地考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精神，同时还要用“二分法”来分析，每个民族的精神都有积极面，同时也有消极面。
民族文化不宜分“优劣”，但我认为，从比较的 角度看，不同类型的文化有“先”“后”，所以才有“先进文化”的提出。
如何分“先”“后”，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民族内部有“先”“后”，各民族之间也有“先”“后”问题。从大局来说，“先”“后”首先是历史阶段问题。 我还是相信历史是有规律的，五种生产方式的表述可以讨论、更改，但不能因此不承认历史发展有其规律。我仍然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程度大体也决定了文化的发展程度。目前我们国家在世界大潮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总的来说，应该是处于后进、后发的阶段。三十年来我们的巨大进 步和发展非常鼓舞人心，也令世界瞩目。但是不要忘记前面还有一个定语：“后”字。我们不甘心“后”，我们要从“后”向前赶。但这个“后”仅仅是点点滴滴的问题吗?显然不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过去总是强调我们的所谓的“先进性”，又强行实现，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超历史阶段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或那个失误，我想最大的失误是强行超历史阶段。
如果国学、儒学指的是传统之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面前，从总体上说，它是上个历史时期的东西。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其 中固然有可取的养分，但从体系看，更多是阻力。无需过多责怪书生吴虞老先生“打倒孔家店”；孔家店何曾不欲把现代化扼杀在摇篮里!翻看一下《翼教丛编》不难找到杀气腾腾、血淋淋的霸语。何止语言，在我们的土地上又有多少因反孔教而被诛的漂游冤魂!在历史上儒家不是那么文质彬彬的，也是浑身充满杀气的。孔子说过：“不教而诛谓之虐”，但不服儒教而被杀的就是“善”!
如果平心静气地说，五四以来，国学、儒学、传统文化并没有中断，“文革”似乎抛弃了传统，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文革”恰恰是以特殊形式再度展现“传统文化”，试想想， “忠”字化运动、个人迷信、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狠斗私字一闪念、天天读天天讲等等，都可以从传统中找到原型。不管是用儒，不管是扬法，应该说都与国学有关。儒、法在鼓动封建专制主义上途殊同归，“文革”封建主义大泛滥，儒、法都有其功。把“文革”说成与“传统”断裂，实在是一种误解。“文革”无疑有其自身的东西，但就与“传统”关系来说，我认为是“传统”的主旨——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复活。
就我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我对国学、儒学能加人现代化行列基本上持怀疑态度。我不否认其中有精华，但从体系说与现代意识是两回事 ，而且有历史阶段的差别。从主要矛盾角度看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从历史中走出来，而不是振兴传统等。
我不赞成对传统文化提倡“认同”，即使有所继承也只能是在分析、再创造中吸取某些养分。现代化的文化主要是新时代的创造和学习更先进的东西，并在历史中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有与之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主旨和核心价值不可能来自于国学、来自传统文化。这还有疑问吗?
为了民族的发展，我们要敢于向一切先进的学习，不管来自何方。何兆武先生提出，作为科学的最基本道理，不应分中外。我赞成何先生的看法。但各民族的历史 进程有别，只能从具体情况出发求其适应性。学习也不是一蹴而成的，要试验，要找到衔接点和适用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建设一个自己的文化形象，是非常难的事情。比如说现代的概念与思维方式，究竟有多少是传统的东西?恐怕主干部分是近代一百年来从西方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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